圈地賣地。一些縣鄉干部，甚至村居干部，在舊城改造、“城中村”改造、城鄉結合部改造或新農村建設中，盲目圈地占地，大肆出賣村居集體土地現象屢禁不止。例如，湖南省永州市江永縣瀟浦鎮三元宮村6組(車頭鋪自然村)是位于江永縣城內的“城中村”。2011年5月，以原村民小組長蔣某湘、原村會計蔣某躍為代表的8名村民將本組位于縣城規劃區內的部分土地以5至8萬元一畝不等的價格賣給村民建房,蔣某湘、蔣某躍等人將這些非法所得按全組村民現有人口平分，每人共分得12100余元。甚至還有一些村居干部，利用手里的權力霸占山林湖泊，違規建造豪華墓地。2015年9月14日，吉林省第四巡視組在向延邊州反饋時，明確指出，該州有的縣（市）機關干部及其他公職人員違規違法在農村圈地占地建房、建別墅問題比較突出；有的鄉鎮、村存在違規違法出售集體林地建設墓地問題。此外，被央視焦點訪談曝光的汕頭市潮南一村官在村人均土地不到0.2畝的情況下，卻大肆圈地建造豪華陵墓。

私辦企業。為有效防范村干部私辦企業造成的基層腐敗問題，黨和國家一直在努力理順村“兩委”與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201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文件中明確提出，積極探索剝離村“兩委”對集體資產經營管理的職能，開展實行“政經分開”試驗，完善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運行機制。現實中，一些村“兩委”主要成員兼任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或實際控制人的現象較多。一些基層村社由于“政經不分”，村委會作為基層自治組織，不得不承擔著一部分經濟職能，資產的管理和交易存在一定不規范現象，某種程度上也成了一些基層腐敗的根源。一些村居書記或主任兼任村居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極容易造成基層社會政企不分。另外，村居負責人即使不兼任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人，但自己在基層創辦公司，容易借自己手中的權力侵吞村集體資產，造成村集體財產流失。

“截留冒領”。隨著國家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和國家財政惠農補貼的增多，一些縣鄉、村居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私下造表，冒領國家惠農補貼和扶貧款的現象非常突出。貴州2014年立案查處3700多起貪污惠民資金案，海南瓜菜大棚補貼資金撂倒12個農業局長，河南一民政所長用267本存折先后冒領侵占低保戶50余萬元“養命錢”……這些不時見諸媒體的“截留冒領”報道，既反映了“拍蒼蠅”的成效，也讓人愕然于“蠅貪”們的貪欲之強烈、手段之卑劣、為禍之廣泛。比如，內蒙古自治區杭錦旗錫尼鎮察哈爾烏素村黨支部書記張玉虎，虛報享受生產資料補貼對象7戶，冒領補貼款5113元；虛報良種補貼775畝，冒領補貼款7750元；虛報休牧草牧場面積500畝，冒領補貼款1500元；虛報綜合補貼398畝，冒領補貼款1.5萬余元；虛報糧食直補32畝，冒領補貼款414.2元；虛報退耕還林118畝，冒領補貼款11萬余元。因虛報冒領補貼款，張玉虎被杭錦旗紀委監察局給予留黨察看兩年處分，違紀資金被全額收繳。可以說，基層干部“截留冒領”是基層腐敗的重要表現。

私養情人。有的縣鄉部門干部，甚至村居干部肆無忌憚包養情人、亂搞男女關系，道德淪喪。一方面，個別基層干部利用自己的權力，利誘身邊的女性工作人員或女性村居民，達到“兔子吃窩邊草”的目的。秦皇島市開發區長不老口村原書記陳東升，不顧黨紀國法和道德的束縛，堂而皇之包養情婦。在中西部的一些農村，村里的青壯勞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他們的留守妻子竟然成為村干部的獵艷對象。另一方面，個別掌握基層實際權力的部門或城鄉結合部、“城中村”有實力的村（居）干部還不滿足“吃窩邊草”，甚至挪用單位公款或“小金庫”包養情人。這些官員道德品質敗壞，嚴重破壞黨和政府形象。

染黑涉黑。當前，基層社會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黑化”隱憂。尤其在一些經濟活躍的“城中村”、城鄉結合部地區，個別村干部目無法紀，他們操縱選舉、籠絡打手、強行斂財，搖身成為百姓深惡痛絕的“黑老大”。他們靠拳頭和惡名，采取非法手段操縱選舉、侵吞集體財物、侵害群眾利益，將村委班子變成了自己的天下。據《南方周末》抽樣統計，在農村涉黑案件中，約有三成村官參與涉黑。涉黑村官中，22.5%的村官是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包裝而成的；67.5%的村官上任后，為了控制鄉村搖身一變成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頭目；還有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替村官打擊政治對手，干預農村村官的選舉。2014年6月28日，中央組織部、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印發《關于在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進一步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的通知》，明確要求各級黨組織把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作為整改落實的重要任務。其中，要求開展整治村、社區等基層干部違法違紀行為專項行動，特別要集中力量查處群眾反映強烈的涉黑涉惡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