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倫理建立在詩歌抒發的本源情感之上的主體性話語建構，可概括為“詩性倫理”。在商業社會的特定生活樣式下，從與此生活樣式相關的情感中，可以詩性地給出商業倫理的建構，這是儒家商業倫理的一種可能的詮釋。

【關鍵詞】儒家  詩性倫理  商業倫理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標識碼】A

自20世紀初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以宗教文化對經濟行為產生作用為進路，探討新教倫理對商人精神以及活動的可能影響，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是個文化決定論者，也未必適合與當今儒家以“德性倫理”來闡述商業倫理的做法相比較。因為不可忽視，西方經濟倫理若難以離開休謨和亞當·斯密奠定的人性論基礎，則恰恰興起在與“德性”的對立中。而休謨、斯密等人開啟的道德哲學根植于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即16-18世紀的商業社會。政治和經濟理論的構建，也只有在與此市民社會的密切交往中相互促進。

當“政治”以及“經濟”脫離于某種特定德性樣式的一維統攝、敞開于本源情境而圓融一體，儒家為政治經濟倫理的損益開新提供保障的可能。這個可能性就根植于從本源的問題視域中建立的主體性，從這個主體性開始，才能重構適合現代商業社會的政法、經濟和倫理規范。這種主體性的話語也因其與本源視域的關聯，而成為儒家現代化的一種詩性的展現。

儒家詩性倫理

倫理學以“善”為討論的目的，而儒學是以仁為本、用修辭建構主體性的學說，儒家倫理學之成立就在于修辭是否以“善”為目標。仁的本源情感包容著在場的生者抑或不在場的祖先、鬼神，乃至草木及無生之物；立己、立人就是把仁愛推及所有存在者，使其各自得宜。那么，仁義就在于去施行普遍的愛，不過對相對主體來說，這個目標是可望不可及的。只有當“欲”將形下的“我”拉出有限世界、回到本源仁愛時，善才顯現在此絕對主體綻出的時間性——“仁至”中。在這種時間感中觀照出“萬物皆備于我”的時空向度，把仁愛推行給全部存在者，這是“善”的普遍性所在。

儒家的早期詩歌以《詩》《易》為主，其都在用詩的文辭表達普遍的價值欲求，即孔子的“思無邪”。詩思同樣是絕對主體的綻出，形諸言辭中自然的音響節奏就成了詩。言辭所呈現的具體情境，使普遍的善匯聚為一詩之旨。那么，當詩情儒學落實為倫理價值的討論，就有了詩性倫理，即用詩學來闡發的倫理學。

詩性倫理可概括為《論語》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詩是主體性的起興，禮是人文精神的化成，樂是向本源詩情的回歸。詩在哀樂之間往復綻出于其敘述的情境，打開新的主體時空，禮樂就在詩的吟詠中源源不絕地被給出，讓主體性成為可能。“成己”意味著對自己的節制，在“左之”“右之”的詩性敘述中行而宜之，唯時而當的綻出主體的心性與德性，這種修辭被稱為“維德之基”。孔子在“三省吾身”中涵養著詩性的德性，《孔子詩論》所述的聞《關雎》而思“改”也是自我省察的表述，聞—思如同比—興，而“改”表述的是主體性的綻出。在哀樂兩情的切換中，用詩語維系著主體的“執義如一”，即從絕對德性到相對“善”的一貫。儒家的倫理善是用詩的言辭建構的，因而左右時宜、柔若蒲葦，但依然有“大德不逾閑”的確定性，只不過這種確定是在柔從不流、溫恭謹慎的時間感中把握到的。由此方能涵養出“溫柔敦厚”的德性，而將善的普遍性推至生活的每個行為中。

商業倫理的主體性奠基

自16世紀以來，中國商人階層逐漸上升，并難免給士人帶來壓力。而這種壓力既可能形成現實中的士賈融合，也有因士的“以禮抗俗”而拒斥士賈的另一重面相。這兩種趨勢類似“歷史共通感”的呼聲又有了重新凝聚的向度，“克己”與“復禮”在爭斗中的融合，依舊回到了從“錮心悖理”的俗世中的格致性理的工夫上。只不過這種工夫并未指明商人的現世取向，他們依然在四民之間起伏不定，無處落腳。

在詩情儒學中，傳統的“性—情”架構被完善為“情—性—情”，因為性理也需要詩情的奠基。心性從本源情感中確立就是“興于詩”，將此心性充實為具體的人情和倫理儀軌就是“立于禮”。新興的商人群體帶來的憂慮，就是一種本源的詩情；性理是在這種情感轉危為安中，從詩情的左右得宜中把握到的貞一不移。在16世紀之前，可能商人沒有自身的主體性，但隨著有組織的商業活動漸成規模，士與商共同的不安正是為新主體性將要綻出的詩情奠基。這種本源的危機感在尋求轉向安樂的途中，指向了新的主體性建構，其中涵攝并將充實為新的士商關系。伴隨著明清之際的學術遷轉，傳統克己工夫當中逐漸生出對人的自然情欲的尊重，透露出當時學人對商業社會的有序保障的期盼。新的主體性奠基于從憂心忡忡向廓然大公的詩情流轉，由此確定和給出適宜現世的判斷。商人的絕對主體性并不是寂然不動的天理，而是日生日成的德性；這種主體性只有在憂患感的拉力中才能彰顯，并以進入理性精微的思索、回歸安樂平愉的詩情為目標。因此，詩性乃是商業倫理之主體性的奠基。

“商業倫理”的詩性敘述

詩情往往體現為從深陷危機的憂患中，在由危轉安的拉力下所綻出的“危微之幾”，絕對的德性或終極的善，由此貞定于主體性綻出的時間性中。當把“善”訴諸語言，就呈現為詩的“自然音響節奏”，即時間性的感受。從明清之際至今，雖沒有形成體系化的“商業倫理”話語，不過在士與商的互動實踐中，關于“善”的言說是一直存在著的。在“興于詩，立于禮”的主體性充實中，形而上的德性落實為具體而微的禮義文理，商業中須持守的各種儀軌之所以是“善”的，不在于這些規范所約束的現實行為本身，而取決于由此行為所呈現的主體性充實過程，這正是用詩性的言說來表現的。

近代之前出現了成文的商業理論，比如“商書”就是關于經商的經驗匯總的范本，“商書”有如明代徽商程春宇所輯《士商類要》，清代徽商吳中孚所編《商賈便覽》等。而商業行為的實例則散落在方志、檔案、文集、碑刻等一手材料中。而前工業化的商業組織，在資產所有上主要以宗族為單位，而在組織形式上輔以地緣性的行會、商幫等為依托，逐漸形成了基于血親與地緣而展開的差序關系網。隨著這些組織的體系化，商業行為也逐漸形成了規范，匯聚為在一定的商業社會中約定俗成的習慣法，得到商人的認肯、信奉和遵守。經濟組織規則、政治法律保證、以及倫理價值觀念，幾乎是同時產生并相互耦合的；從這些話語體系的互動中，又延伸出超越其自身的向度，而這種超越正是在這些話語的自我充實中進行的。

儒家的禮法社會與倫理話語是共生相成的一個系統，同在詩性的敘說中給出并敞開著可能性。在商業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中，商人的絕對主體性由相親相敬的詩情中確立，由此建構基于個人敘事的商業倫理話語。在傳統四民向現代工商社會的轉型中，原有的習慣法系統保持存續的可能，并逐漸接榫于現代性的個體化敘事。由此詩性的維度，儒學可以在歷史敘事中為“商業倫理”營構出完整的社會、經濟、政治的語境，為其提供一個可能的詮釋體系。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儒家女性倫理研究”（項目編號：16CZX033）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王堃：《反向坎陷：當代儒家政治哲學的一種方法——評安靖如的“進步儒學”》，《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責編/張蕾    美編/楊玲玲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