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至4日，由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學哲學系聯合主辦的第四屆當代資本主義研究暨紀念《資本論》出版1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大學舉辦。

這次研討會匯聚了一批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學者：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大衛·哈維（《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等著作作者）、意大利帕多瓦大學榮休教授安東尼·奈格里（《帝國》作者之一）、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莫伊舍·普殊同、法國蓬皮杜文化發展中心主任貝爾納·斯蒂格勒等，共六十余位中外學者參加此次研討會。

在會上，學者們就“當代資本主義中的非物質勞動與革命主體問題”、“數字化資本主義與剩余價值”、“《資本論》與當代政治經濟學批判”、“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與中國道路”等主題展開深入討論與激烈交鋒。

大會組織者、南京大學教授張異賓形容此次大會為“學術的武林大會”。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我們邀請一批來自英法美意的研究數字化資本主義和《資本論》的一流的學者，探討當代國際最新的研究情況。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理論研究已經開始和國際對接，這個會議的召開也說明國際學者認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

德文版《資本論》

張異賓：用馬克思的方法面對資本主義新的情況

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張異賓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主辦這次會議源于中心和國際學者對當代資本主義新問題的關注與共鳴。“馬克思寫的是19世紀時期對資本主義的判斷，資本主義從那時到今天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國內雖然也在讀馬克思的書，但是關注當代國際最新的情況是很少的。”

另一方面，很長一段時間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國際第一流學者的交流相對比較弱。“首先語言是個問題，它和西方哲學不一樣。很多西方哲學的老師英語好，但是在馬哲隊伍里，過去那些老先生都是從漢語做，交流有障礙。所以過去經常是外國學者來做個報告，然后就走了。”

也因此，張異賓期待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發現與理論能在這里有所交織和碰撞。“我們國內學者比較多的還是停留在宏觀的概念上，概念到概念的推論比較多，口號比較多。而國際這些學者，比如大衛·哈維對房地產的研究、對金融問題的研究有非常大量的數據，有第一手實證的東西。他那一張圖表，也是對資本主義當代發展的最新概括。這些對國內所有參會代表是很大的震動。”

對于今天人們重讀《資本論》的意義，張異賓認為這次國際研討會本身就是一個反映。“馬克思寫《資本論》時很多理論是理想化的，這些內容指導了一個半世紀的無產階級革命。特別是前蘇東垮臺以后，人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沒有用了，開始放棄馬克思主義。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出今天的資本主義體制并不是理想化的資本主義體制。當資本主義出現世界性的巨大問題時，人們又會想到馬克思和他的很多 ‘預言’。” “那么大衛·哈維提出兩個重要觀點，一個是我們今天不能忘記《資本論》，它的方法論。但并不是簡單重復《資本論》的結論，而是用《資本論》的方法、勞動價值的觀點來分析解決今天資本主義最新發展時期的矛盾。”張異賓稱，在這次會上，有的中國學者認為勞動價值論沒用了，但大衛·哈維和他都認為要找到勞動價值論新的基礎和價值。

“我們今天研究《資本論》，就要用馬克思的方法，面對資本主義新的情況。” 

奈格里：在認知勞動方面探討“固定資本的占有”

如今數字化技術已經深刻地變革了生產方式以及認知和溝通方式，勞動越來越偏離傳統模式，有向認知、情感等發展的趨勢。認知勞動重新鏈接了生產中機器和人之間的關系，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學界也開始在認知勞動方面談論“固定資本的占有”。在大會上，意大利帕多瓦大學榮休教授奈格里先做了題為《固定資本的占有：一個隱喻？》的演講。

在《資本論》時代，馬克思認為固定資產如機器，是不動產，不創造新價值，創造價值的只有“活勞動”，也就是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付出的勞動。但作為固定資產，機器約束了活勞動的生產形式、方式和目的。

然而，數字化的機器讓人的認知被卷入“機器”的定義之中，這就使得傳統的“機器-人”、“固定資本-活勞動”的對立關系變得不一定。那么數字機器是否打破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固定資產-活勞動”和“價值轉移-價值創造”之間的二元對立關系？人們是否窄化了對“機器”或“固定資產”的理解？

奈格里提出，在今天人們必須重點關注新的勞動人口，特別是那些工人自己在社會網絡中創造的部分。通過合作，工作越來越從資本中抽象出來，這意味著它自身有更大的自主組織生產，特別是與機器相關的生產能力。“這與我們在資本主義生產之初的自主工作形式的識別出的自治一樣嗎？當然不是。”

他稱，自從工業文明誕生以來，與資本家和機器的管理者相比，工人對機器及其體系具有更加直接和深入的認知。“今天，工人對知識的占有過程變成決定性的。它們不只是在生產過程中實現，而且在至關重要的流通和社會化過程中，通過生產性合作進一步加強和實施。工人在工作時可以占有固定資本，并且他們可以在與其他工人的社會性共同合作和生命政治的關系中發展這種占有。所有這一切決定了一個新的生產性本質，也就是作為新的 ‘生產方式’基礎的新生活形式。”

“在經濟上，資本可以鞏固從資本中榨取價值的主體性所產生的那些公共財產，但是公共財產只能通過重新占有固定資本的過程來構建。這一矛盾變得越來越清晰。如果資本只能從主體性的合作和這些對剝削的抵抗中榨取價值，那么資本就不得不提高控制程度，并且為了從公共財產中榨取價值而實施比以前更多的專制和暴力的行動。固定資本的重新占有，這個主題將會帶領我們進入這一時期。”

哈維：用馬克思自己的語言重新講述資本的故事

“運動中的價值”，是馬克思所喜愛的對資本的定義。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哈維在大會上帶來了一張可視化資本圖，他希望能用馬克思自己的語言重新講述資本的故事。

這張圖描繪了資本總體流通過程中的四個基礎性進程：增殖過程，資本以剩余價值的形式在生產過程中被創造出來；實現過程，價值通過市場上的商品交換被轉換回貨幣形式；在不同的要求者之間分配價值和剩余價值；最后，捕獲一些在要求者間流轉的貨幣，然后將其轉化回貨幣資本，接著繼續價值增殖的進程。這樣周而復始地不斷進行。

哈維稱，每一個獨特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獨立自主的，但是它們都在整體中與價值的流通有關。他認為三卷《資本論》分別處理的是三種資本運動：“我們很快就能看到，在作為整體的價值運動中做出這樣的區分在解析《資本論》的文本結構時將有重要作用。第一卷關注價值增殖過程，第二卷關注流通過程，第三卷仔細研究了不同形式的分配。”

而三種資本運動之間，又構成了一幅螺旋式上升的辯證循環。具有復雜關系的三卷《資本論》共同刻畫出資本循環運動的全貌。

這讓哈維想到水循環，水分子在回到大海開始新的循環前，以不同的速率經歷了不同的形式和狀態。而資本運動其實頗為相似：以貨幣資本開始，接著以商品的形式經過生產體系，然后以有待出售的新商品的形式出現在市場中，在再次回到貨幣資本之前，還要被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要求部門（以工資、利息、租金、稅、紅利的形式）間分配。

“然而，水循環與資本流通有一個顯著的差別。水循環的動力是來自于太陽的基本恒定的能量。而資本能量的來源更為多樣，并且由于增長的需求，運動中的資本的總量以復利的方式持續地擴大。”哈維稱，水循環更為接近真正的循環，而資本的循環則是一種持續擴張的螺旋。

“資本每通過生產過程都會產生出剩余以及價值上的增加。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資本主義生產暗示著永恒的增長，資本以螺旋形式運動。”

王南湜：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南開大學教授王南湜對《資本論》與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展開思考。近幾十年來在《資本論》的經濟學研究日漸冷落的情況下，哲學界卻興起了《資本論》熱。“這就提出一個問題，《資本論》作為一部批判之作，其批判的主旨到底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還是哲學批判？”

王南湜認為，這些創新理論往往是以對《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主旨的誤讀為前提的，而這就使得這些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并未能真正超越《資本論》，還遮蔽了真正具有更強穿透力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可能性。“《資本論》的確是一部批判之作。但問題是《資本論》批判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呢？是一種道德批判還是別有所指？”

在王南湜看來，我們要從“科學的觀察者”的視角去理解馬克思的批判。如此理解的“批判”不是一種“道德宣判”，而只能是一種“社會生理學”意義上的“科學宣判”，甚至是一種病理學意義上的“醫學宣判”。這種宣判并不是像法庭上的公訴人那樣，通過指責資本主義的非法性、非道德性，訴諸人們的道德和法律良知，而是依據科學的病理學所指明資本主義“生命”的“大限”，直接宣判了資本主義之“死期”。

“在馬克思所生活的時代，盡管資本主義已經展露出了其全球性，但畢竟在經驗上尚未顯著化，從而缺乏必要的經驗資料去進行科學分析。然而，時至今日，由于全球化的迅猛發展，馬克思在論述利潤率下降規律時所設想的單一均質的世界市場正在趨于形成，盡管在這一過程中仍然會遇到資本帝國既得利益者的種種阻撓和扭曲，但其指向卻日益清晰。”

“因此，重構當代政治經濟學批判之根本之點，并非在于抓住一些新的資本主義生產特征，仍沿著道德批判之路去建構新的批判模式，而是重新回到馬克思那里，抓住其科學批判之實質，在全球化條件下重構科學的當代政治經濟學批判。”

王南湜稱，他強調從科學觀察者視角的客觀邏輯方面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根本重要性，但也不否定道德批判的必要性，更不是要人們全然放棄對《資本論》的哲學闡釋。“在此問題上，我的基本主張是無論是單一的科學批判還是單一的道德批判，都是不充分的，而必須使兩者互相補充，協同進行，方能達致最為有效。”

《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作者), 許瑞宋 (譯者)

《大同世界》邁克爾·哈特 (Michael Hardt) (作者), 安東尼奧·奈格里 (Antonio Negri) (作者), 王行坤 (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