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體系下，20世紀的最后30年迎來了一個繁榮的時期，1970年代世界貨物出口值占全球經濟比重的10%，1980年代上升為15%，1990年代增長到20%。到了21世紀，2000年至2007年世界出口貿易額依舊維持年平均增長接近6%的高速。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增長幅度降為2%，2009年更是出現了負增長，為-12%。直至2010年7月，世界貿易額才基本恢復到2008年6月以前的水平。⑦而到了2015年，世界貨物出口額下降13.2%，2016年的數據尚未公布，但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預測，世界貿易增長率將連續兩年低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這在近半個世紀的世界經濟發展史中都是罕見的。這意味著全球的經貿格局正在孕育新一輪變革，而未來的貿易范式將以何種形態演進，是當代世界經濟背景下亟需解決的難題。

第二，新興經濟體高速增長引發全球治理結構轉變。在全球經濟放緩大勢所趨之下，世界各國“梯隊式”增速放緩，將意味著維持中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與增速大幅度放緩的發達國家之間差距縮短的速度不斷提升。

2010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中，論壇組織方首次提出“E11”概念，即有11個國家被定義為新興經濟體，它們分別為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印尼、韓國、墨西哥、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

據統計，2015年新興經濟體的GDP總量達到101.5萬億美元，占據世界經濟總量的30%左右。而且，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的迅猛發展，這一經濟總量與比例還有著持續上升趨勢，按照渣打銀行2013年發布的研究報告，2030年新興市場經濟體占全球GDP比重將升至63%。與此同時，傳統的工業強國G7的GDP總量在全球GDP總量占有比重已從1992年的68%跌至2015年的47%。

全球經濟實力格局的轉變，使新興經濟體在現有全球治理機制中的影響力不斷提高。一方面，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治理機制中，新興經濟體的份額和話語權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二十國財長會議升級為領導人峰會，取代G8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E11”在G20中占據重要地位，逐漸開始影響世界經濟整體格局的發展。

第三，世界經濟環境中的政治不確定性因素上升。在經濟增長遭遇“瓶頸期”、外部性擴張利益“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原本全球經濟秩序的提供者與維護者紛紛“自掃門前雪”。

以貨幣政策為例，歐盟和日本依然在積極推進量化寬松政策，甚至推進至“負利率”時代，而美國卻因為經濟復蘇勢頭良好，美聯儲不僅中斷了量化寬松政策，而且重啟加息的周期。

時至2016年，在現有機制下，全球經濟精英面對現實發生了分化，這種張力進一步蔓延至政治領域。從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到意大利修憲公投被否，引發了一系列“黑天鵝事件”。而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反映出一股被稱之為“逆全球化”的思潮已經在世界各國都開始有了比較廣泛的民意基礎。

與其稱之為“逆全球化”，不如概括為“反建制”的全球化更為準確，因為這股思潮實質上是在挑戰過去幾十年世界經濟在實踐中所形成的對后現代資本主義實踐與原則的共同擁護以及因之形成的制度要素，即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現有“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