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內問責制是我黨嚴于律己、從嚴治黨的一項創新舉措。只有依托黨內問責制，全面推進從嚴治黨戰略，才能提升干部隊伍的黨風作風和精神活力，保持黨的先進性和效能性，為我黨強化執政能力、創建服務型政府、更好帶領全國人民投身建設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提供制度保障。

【關鍵詞】黨內問責制 從嚴治黨 責任主體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黨內問責制是我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我黨嚴于律己、從嚴治黨的一項創新舉措。“打鐵還需自身硬”，在我黨高舉反腐大旗、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大背景下，對黨內問責制相關問題開展理論研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戰略意義。

黨內問責制：全面從嚴治黨的內在要求

問責制源于西方人事管理制度，而中國共產黨創新地將問責制引入黨內管理，同黨政權力相結合，建立了黨內問責制，以此契合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治理需求，也進一步強化了全面從嚴治黨戰略的執行能力。

黨內問責制具有全面性，契合了全面從嚴治黨中“全面”的要求。目前黨內問責制度主要依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和《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加以規范推行。從這兩部規范文本中可以發現，黨內問責制在問責對象、問責方式和問責事由上都具有全面性，這就從制度上保障了黨內問責制同全面從嚴治黨中“全面”要求的契合度。其一，從問責對象上看，兩部規范文本規定了問責對象既可以是某一個體，也可以是某個組織，體現出了問責對象最大限度的全面性。其二，從問責方式上看，兩部規范文本也分別針對個人問責和組織問責列舉了不同的問責方式。其中針對個人問責提出了五種問責方式，分別為責令公開道歉、停職檢查、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等。而針對組織責問則列舉了檢查、通報和改組等三種方式。這同樣凸顯了黨內問責制中問責方式的全面性，同樣契合了從嚴治黨中“全面”的要求。其三，從問責事由上看，兩部規范文本中也涵蓋了從具體明確到抽象綜合的問責事由描述，這樣就既涵蓋了可預料和可描述的具體問責事由，也拓展豐富了不可預料的外延問責事由，有助于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黨內問責制具有嚴厲性，契合了全面從嚴治黨中“嚴”的要求。全面從嚴治黨中的一個“嚴”字，體現了我黨自我強化、自我革新的決心和信心，而黨內問責制同樣具有“嚴”的特征。事實上，在問責制被引入之前，我黨實行自我管理的主要方式方法是監督和黨內監督。而黨內問責機制則是在我黨持續強化監督和黨內監督基礎上，進一步引入的更為嚴格的自我管理機制。實際對比監督和問責制的區別就可以發現：監督即“監”和“督”的組合，監督更多地傾向于發現問題，并督促改進問題。盡管監督機制也涉及到對監督對象實施獎懲措施的規定，但體現的并不深刻，甚至也非必要因素。而問責制則不同，問責制是在發現問題的基礎上還要“問”，即追問、探究、挖掘問題的成因，并且更要“責”，要找到直接責任人，并對其進行斥責、懲戒，問責制中對問責對象的獎懲是必要因素，即一旦實施問責程序，就必須有獎懲上的判斷和跟進。因而，僅從監督和問責制的概念對比上就顯而易見，問責制是比監督更加嚴厲的管理方式。事實也是如此，在監督和問責制效能實際發揮過程中，監督更趨向于民主性和自發性。而與此相對，《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對問責方式的規定中，則直接賦予了問責機制以責令停職、降職和免職的權利。

黨內問責制的工具性契合了全面從嚴治黨中“治”的要求。事實上，問責制不僅在政府和政黨組織管理層面被普遍推行，一些社會組織，如企事業單位中同樣實行問責制。這是因為問責制并不具備專屬性，反而具有普遍適用的工具性，問責制從本質上講是一種人事績效管理應用工具，其工具性體現在通過問責機制，可以促使機制覆蓋范圍下的組織或個體為免于被問責，而發揮積極性和能動性，不斷強化崗位責任意識和提升履職能力，更好地履行職務，更好地完成本職工作，并且在工作績效上能夠持續拓展和優化。我黨提升治理效能，加強隊伍建設，與時俱進地引入和實施了一系列現代人力資源管理工具和舉措，也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隨著現代社會經濟和社會發展對人力資源價值的愈加重視，人力資源管理也成為當前包括政黨在內的各類組織發展壯大的重要工具和抓手。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趨勢，通過引入黨內問責制強化治理能力，進而為“全面從嚴治黨”中的“治”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路徑。

黨內問責制：全面從嚴治黨的有效路徑

個別黨員干部責任意識缺失是全面從嚴治黨戰略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黨組織隊伍中，黨員干部擁有重要權力，基于問責制中“權責一致”的根本原則，以及考慮權力天然的尋租特性，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就是要扎緊制度籠子，抓住黨員干部這個“關鍵少數”，既要從嚴治黨，更要從嚴治吏。要用制度和規范約束黨員干部行為，要求黨員干部一定要樹立堅定的政治立場和清晰的責任意識，要認識到權力不是個人的工具，更不是交易的資本，而是意味著有多大權力就要承擔多大責任，有多大權力就要抗住多大的壓力和誘惑。但事實上，黨內存在個別黨員干部責任意識缺失的問題。具體表現為：從個人角度方面，個別黨員干部作風渙散，思想存在惰性，消極懶政，不作為或者亂作為。更有甚者利用手中的權力不為民辦事，不為社會謀福利，不為黨增光，反而大搞權錢交易、滋生腐??；從組織管理角度方面，個別黨員干部在組織管理上同樣責任意識薄弱，管理能力低下，不思進取，認為組織績效是集體績效，同個人無關。這就造成了黨員干部“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好人主義”風氣盛行等問題，使得部門組織隊伍割裂、渙散，無法形成凝聚力和戰斗力，更加無法通過團隊協作來提升執政能力。這些問題都是全面從嚴治黨需要重視和解決的著眼點。

積極高效地實施黨內問責制激發黨組織活性，強化履職能力和執政能力。全面從嚴治黨，就應該全面落實黨內問責制，進一步激發黨組織活性，喚起黨員干部責任意識和履職意識，進而強化履職效率，提升執政能力；全面從嚴治黨，就應該全面落實黨內問責制，以確保黨組織的各項管理規章制度和大政方針政策得以有效執行和嚴肅落實；全面從嚴治黨，就應該全面落實黨內問責制，以此來倒逼各個部門、各個崗位的黨員干部能夠時刻警鐘長鳴，保持警醒，堅定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為人民服務的信心。同時，高效的黨內問責制應基于以下要點加以構建。一是要求被問責黨員干部要具備足夠的崗位責任意識，對自身的崗位權限、職能要求有明確的認知，并且既要擁有同職責相適應的權力，也要具備同崗位職責相適應的能力，進而才能要求干部為自己的每一個行為、每一個決策負責。二是黨內問責制落實要堅決，不打折扣，嚴格依照相關制度規范實施問責，做到統一標準、有責必問，不因人而異，由此強化制度本身的嚴肅性。三是應配合必要的績效激勵制度和考核制度體系，既要對問責制匹配對應的懲罰措施，也要強化責任問責的正向激勵效果。問責只是工具，提升黨員干部的責任意識才是根本目標。四是問責制一定要追究到全部責任人，更要追究到主要責任人，要根據崗位權限和職位等級區分責任主次。

總之，黨內問責制為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戰略提供了重要抓手，黨內問責制也應成為全面從嚴治黨戰略的重要內容和應有之義。

（作者單位：遼寧科技大學）

【注：本文系遼寧省社科聯2014年度遼寧經濟社會發展立項課題（課題編號：2014lslktziyyjj-5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李斌雄、張銀霞：《基層黨組織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責任及其問責機制探討》，《探索》，2016年第1期。

②阮博：《全面從嚴治黨若干問題研究述評》，《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1期。

責編/肖晗題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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