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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中國經濟學應加強歷史研究和教學

學好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為經濟學研究打下扎實的基礎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學制四年。在這四年學習期間,除了有理論經濟學課程(政治經濟學、《資本論》、國民經濟計劃等)、應用經濟學課程(會計學、統計學、財政學、工業經濟學、企業管理學、農業經濟學等)、外語課程(俄語或英語)以外,還有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課程。經濟史課程和經濟學說史課程分量都很重,而且都是著名教授授課。例如,經濟學說史是一學年(大學三年級)的課程,三年級上學期由陳岱孫教授講授,從希臘、羅馬、中世紀歐洲的經濟思想講到重商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重農學派;三年級下學期由陳岱孫教授和徐毓枬教授合講,陳岱孫教授講授新古典學派,徐毓枬教授講授凱恩斯經濟學。當時,同學們都感到考試有壓力,但畢業后同學們回校團聚時都異口同聲地說:“經濟學說史一課為我們打下了扎實的經濟學基礎。”

經濟史也是重點課程。當時分為兩門課,一門是中國近代經濟史,由陳振漢教授、熊正文副教授主講;另一門是西方經濟史,由周炳琳教授主講。中國近代經濟史一課從鴉片戰爭前清朝的閉關政策講起,直到清朝被推翻后民國初期民族資本的興起。西方經濟史一課主要講述西歐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問題。

后來,北京大學經濟學的教學內容又有所增加,這時我已經畢業留校了,但能有機會繼續旁聽我在大學期間沒有聽過的新課。關于經濟學說史方向的新課有:羅志如教授、胡代光教授和范家驤教授共同講授的當代西方經濟學說,他們把凱恩斯以后的西方經濟學說補上了。新開設的課程還有趙靖教授開設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這些課都使我受益匪淺。

我自1955年大學畢業后留校工作,先擔任資料員,后來又轉入教師系列,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我講課的范圍很廣,包括西方經濟史、比較經濟史、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說史等。我也講授過政治經濟學(包括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資本論》解讀。從教學實踐中,我深深感到,得益于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課程的地方很多。我至今仍擔任“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學”和“比較經濟史”兩門研究生課程。至于為大學生開設的“歐洲經濟史”和“西方宏觀經濟學說史”兩門課程,我都轉給留校博士生和博士后講授了。他們在我的幫助下,已能獨立授課,并受到學生歡迎,我感到很高興,很欣慰。

在當前的經濟學教學中,存在著對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的錯誤傾向

然而,令我感到不解的是,既然對經濟學的學習者來說,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如此重要,為什么國內這么多的大學經濟系或專門的財經學院卻不為大學生、研究生開設經濟史課程和經濟學說史課程呢?如果是由于要講授的課程太多,所以就不開設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課程,那么為什么不把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先列為選修課呢?如果是因為能夠講授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教師人數不足,那么為什么不挑選一些有基礎的教師到某些已開設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大學去進修、培訓呢?只要學校領導重視,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對經濟史課程和經濟學說史課程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讓我們從西方經濟史的學習談起。

學習歐洲經濟史,對我們很有啟發的是工業化如何開始的問題。要知道,近代工業或現代工業不同于古代或中世紀的工業。比如說,古代的希臘、羅馬和西亞,古代的中國,以及中世紀的意大利各城邦,都有規模較大的造船業、采礦業和毛紡織業。但在當時,設備不是主要的投資對象,工業的發展同自然科學的進步并沒有緊密的聯系,有些地區雖然也利用了水力、風力和畜力,但這與工業化過程中使用蒸汽機、后來使用電力作為動力不一樣。只有從這個角度看,工業化才是人類社會的一場真正的革命。

工業化是通過一系列巨額投資來實現的。最重要的是:誰是投資主體?他們為什么愿意投資?他們能夠獲得投資回報嗎?他們投資所獲得的財產能得到保障嗎?這些都屬于制度變革問題。因此,從西方國家工業化的進程看,工業化實際上就是一場制度改革的過程,產權遲早都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公有經濟如此,非公有經濟同樣如此。

西方國家工業化的歷史還清楚地說明資本是怎樣積累起來的。有些西方國家在工業化開始以前就建立了商船隊和艦隊,向非洲、亞洲、拉丁美洲進行海外貿易,并以武力掠奪土地和財富,但他們劫掠到的財富雖多,卻并未用在國內的工業,而是繼續用在商業和金融業中,以便繼續擴大殖民化,掠奪當地的財富。他們掠奪到的海外財富,也有一部分是流入本國的,但主要用于建筑豪宅,購置莊園,或投資于商業、金融業。這些富有的商人當時是瞧不起那些從事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業主、作坊主的,他們不愿同這些小作坊主和技工為伍,認為這樣會貶低自己的地位。在英國和法國,最初從事制造業的全都是小作坊主、熟練技工和有眼光的小商人。他們的資本來自何處?一靠自己的積蓄;二靠親戚朋友的幫助和投資參股;三靠民間借貸,盡管利息不低,但創業者還能承受;四靠利潤的再投資。過了一段時間,由于工業品供給增多,市場不斷擴大,富裕的大商人才投資于大中型工業企業,更晚一些,金融業才有選擇地介入制造業。

西方國家工業化初期技術人才不足的問題,又是如何緩解的呢?說得更明確些,最早的那些用于工業生產的機器設備,是誰設計和制造出來的?從英國、法國、荷蘭等國工業化進展的歷史來看,第一代工程師來自散布于國內城鄉的工匠,如磨盤匠、鐘表匠、唧筒匠、風車匠等,還有一些是肯動腦子、愛鉆研問題的人。“愛動腦子”是他們共同的特征。

但是,為了生產出機器設備,僅僅有這些“愛動腦子”的人是不夠的,需要有更多的技工加入這支隊伍。這些國家一般采取了下述三種方式:一是招收學徒,包括工廠招收學徒和有技能的師傅招收學徒(稱個人學徒),兩類學徒并存,常在一個工地上干活;二是定期輪訓,以提高技工和學徒的本領;三是設立職業技術學校,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以加快技工的培養。此外,不少國家還嚴禁技工外流到外國去工作,害怕他們把技術訣竅帶到外國去。通過海關嚴查,一旦查到有技工偷偷外移,就課以重稅,或坐牢。

工業化開始后,需要有體力勞動者,主要是農民。他們紛紛離鄉背井,進入城鎮尋找工作。他們的配偶(有時還有子女)都一起進城了。但婦女在城里找工作是十分困難的,因為婦女的職業機會不多。這樣,農民進城以后單靠男性打工賺錢,收入微薄,無法養家,漸漸連住房也租不起,孩子也上不了學,全家只能住在棚戶里。婦女就業問題是如何緩解的呢?據經濟史資料,多虧有了縫紉機。有了縫紉機,情況發生了變化。有些投資者辦起了服裝廠,招收女工生產服裝,包括童裝和時裝,或制造花邊。縫紉機生產多了,價格下跌,有些家庭也可以購置縫紉機,家庭婦女可以在家里為服裝廠工作,進行服裝等產品的加工,按件取得報酬。這樣一來,農民進城后的全家收入增加了,他們和家里人也就安心地生活在城鎮之中。在西方最早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農村外出務工的第一代、第二代農民,在城鎮中的生活是十分艱苦的,住棚戶區、工資水平低、孩子受教育機會少、生病也無法及時就醫。但隨著工會運動的興起和工會為工人(包括農村來的務工者)的利益而力爭,再加上社會對工人階級狀況的關注,工人的生活逐漸改善。加之,農村人口減少后,農業人均收入也提高了。漸漸地,農村不再像工業化前期那樣有那么多勞動力供應城市。農民外出的主要出路是美國、加拿大,或者是西方列強所控制的亞非國家。而填補西方工業國家的勞動力,則改為東歐、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移民。這種情況從19世紀后期就開始了,并延續了很長時間。

上述有關西歐國家工業化前期的狀況,對于正確理解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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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易恒]
標簽: 厲以寧   中國   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