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后，還出現了一段政黨政治的鬧劇。隨著封建帝制的崩潰，受西方政治體制的影響，中國政壇也興起了一股議會競選、政黨組閣的熱潮。各派政治勢力為了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席位，爭取在權力分配時得到更多利益，紛紛組建各自的政黨，使中國一度呈現出政黨林立的局面。1912年前后的幾年間，涌現出大大小小的政黨幾百個，爭權奪利，喧囂一時。大多數政黨思想龐雜，組織渙散，有的政見不一，多次改組；有的根基淺薄，轉瞬即逝；也有的內部對立，不歡而散。即使少數堅持下來的政黨，也在紛繁復雜的斗爭中束手無策。這股熱鬧了一陣的政黨政治，不久也就銷聲匿跡了。

中國進入近代以來，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尋找救國救民的出路，各個階級和政治力量紛紛登上歷史舞臺，結果是你方唱罷我登場，迅即成了過眼云煙；種種救國方案也各顯身手，但都化為泡影，沒有找到救世良方。中國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許多先進的中國人在沉悶、彷徨中尋找新的社會力量和前進道路。幾經失敗之后，人們把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希望寄托到新興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大背景，是歷史必然性的依據所在。

本報記者：通過您對近代中國社會大背景和救亡運動、革命斗爭的簡要分析，加深了我們對創建中國共產黨必要性的認識。那么，怎么看無產階級政黨在中國建立的可能性呢？

邵維正：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發生與發展，都是必要性和可能性辯證統一的結果，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也不例外。只有既具備必要性，又具有可能性，無產階級政黨才能脫穎而出，站立到救國救民的前列。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對五四運動前后建黨要素的緣起、積累和形成作些概略的回顧。

一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理論武器，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而真正意義上的傳播是在五四時期。《新青年》是當時弘揚新思潮的主陣地，1919年5月李大釗把六卷五號編輯為“馬克思研究”專刊，尤其是他親自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文，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基本觀點，成為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標志。同年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101周年，北京《晨報》副刊在李大釗指導下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刊載馬克思的原著或主要觀點，一直堅持到11月11日，前后達6個月之久。

此外，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團體，使傳播馬克思主義進入了有組織的狀態。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1920年3月北京大學進步學生在李大釗支持下建立起來的，隨后上海、武漢、長沙、濟南也先后建立，展開了多樣化的學習宣傳活動。為了讓不能直接閱讀外文原著的人們能夠學習馬克思主義，陳望道在陳獨秀的幫助下于1920年8月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全譯本，上海、北京、廣州等地也先后印發了許多通俗的有關馬克思、列寧的小冊子。隨著新思潮涌起，百家爭鳴、異說競起，難免良莠不齊、泥沙俱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建黨骨干與形形色色的錯誤傾向展開了三次論爭，批駁了實用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謬論，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確立起建黨的指導思想。

二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和工人運動的興起，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階級基礎。中國工人階級是隨著外資企業、官辦資本和民族工業的建立而逐步成長發展起來的。到五四運動前后，產業工人達到200萬左右，而且集中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形成了新興的社會力量，另外還有1000多萬手工業工人。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工人數量不算多，而與俄國建黨時的270多萬和印度尼西亞建黨時的50萬工人相比，也不算少。更重要的是中國工人階級身受外國資本、封建勢力和資本家三重壓迫剝削，有很強的革命性與斗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