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層次的社區自治和公共參與問題

如果一定要談公民素質，我們更應該注重中國基層社區的自治與重建問題。杭州“保姆縱火案”從一個側面展示出的隱性問題是，中國社會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基層社會的自治能力萎縮，至少是未能同步增長。

根據上引《消防法》、《特種設備安全法》、《侵權責任法》、《物業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確定的責任，物業公司、居委會、學校、幼兒園以及政府相關部門，只要有一個單位真正以人為本，依法辦事，這樣的悲劇都可以避免發生。

從小區住宅內主動防火設施運轉不靈來看，物業公司也應該對火災中母子四人死亡承擔部分責任。但沒有業主委員會對物業服務實施過程監督，對物業公司的不作為，業主也只能在事故發生后才能追責。更進一步，就個案而言，事后無論如何追責，生命的損失都已無法彌補。從大面上看，公共服務缺乏過程監督，出問題只是概率事件，誰遇上誰倒霉。

在一些高端小區，不少業主和物業公司之間都存在心照不宣的契約：只要物業公司為我服務好，我就不管物業的其他事。這些業主主觀認定，業主權利在購房合同中寫得清清楚楚，物業公司還敢剝奪了不成？殊不知，業主權利的價值不是寫在紙上，如果業主不通過行動參與，權利就是一張廢紙，等小區出現公共災難的時候，物業可以跑路，苦難只有業主承擔。

從理論上講，通過成立業主委員會，通過對物業服務的過程進行監督，小區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公共災難的發生。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很多小區業主對社區公共事務充滿了怠倦，不要說參與管理，就是居委會或物業公司組織消防演練，很多人都拒絕參加。

回到杭州這個案例，一個數百名保安看護的高端小區內，一套市價千萬元的豪宅中，一個身價上億家庭的母親和三個孩子死于一場保姆點燃的火災，而直到火災發生，小區內所有人才知道煙感裝置是不報警的，消防栓的水壓力是不夠的。災難已經發生，無論該物業公司最終將承擔多少法律責任，最終的傷害還是業主自己。

這一切都源自中國人缺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能力和動力。

大家都應該還記得6月15日發生在江蘇豐縣一家幼兒園附近的爆炸案。透過現場視頻，我們看到，爆炸發生后，很多人躺在地下痛苦掙扎，另有很多人在一旁拍攝視頻，卻鮮有人出手相助。可以對照的是，2013年4月15日，美國波士頓馬拉松比賽終點附近連續發生兩次炸彈爆炸，案發現場照片顯示，各色人等都積極參與到現場救助當中。

我無意說中國人一概沒有同情心、素質低下，只是想說，正在經歷高速城市化的中國人大多缺乏自我救助的訓練，乃至于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很多人多半不知道該如何施救。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要讓基層社會具備自治能力，至少今天擁有房產的城市中產階層必須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中產者，在擁有房產之后，應該為這個社會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和義務。這種責任和義務，可以是基于自身個體權益也可以是基于社區福祉而不斷外延出的行動和公共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