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美國與拉美是環太平洋重要的三角關系。從中美拉三邊互動的歷史進程來看，中國在拉美地區影響力的提高尚不具備挑戰美國在拉政治利益的實力。在不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的前提下，中美拉具有實現三角關系動態平衡的重要根基，究其原因是中美在國際事務治理中，更多的是合作共贏，而不是對抗得利。然而，拉美國家對外關系多元化的趨向日益明顯，尤其是中國對拉美合作層次、合作質量的顯著上升，使得美國對中國存在更多的芥蒂。構建中美拉三邊動態平衡關系，應當在尊重各方國家利益的基礎上，通過建立中國、美國與拉美三邊對話與合作機制，妥善處理中美拉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領域潛在的威脅因素。
【關鍵詞】中美拉三邊關系 動態平衡 對話與合作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2.008
【作者簡介】范和生，安徽大學國別和區域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社會與政治學院副院長，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政治社會學、拉丁美洲研究。主要著作有《現代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行政管理新論》等。
2016年中國與拉美國家的貿易總額達2166億美元，遠低于美國與拉美國家的貿易總額，甚至低于美國與墨西哥的貿易總額。雖然自2000年以來，中國與拉美的貿易額提高了16倍，但是中國在拉美的影響力遠遠不如美國。即使美國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即使美國與南美洲大多數國家近半個世紀以來關系一直停滯不前，美國仍然是中國在與拉美國家進行政治互動、經貿合作與文化交流中必須慎重處理的第三方關系。在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多數拉美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的同時，拉美不少國家政府官員、專家學者也提出了諸多疑慮，其中最主要的擔心是中國與拉美國家經貿合作會在一定程度上放緩拉美經濟發展的步伐，增加拉美國家發展的環境成本。中國是拉美石油、鐵礦石、銅礦等能礦產品和大豆、食糖等大宗商品的最大進口國。隨著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轉型，必然會減少能礦產品和大宗商品的需求，并推高拉美出口產品匯率，一定程度上會制約拉美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同時，中國在拉美的重大合作工程項目所造成的能源與自然資源的消耗，也必然會引起拉美相關國家的警惕。而拉美政壇的急劇“右”轉，使得中國在拉美的政治經濟利益潛藏著難以預估的風險。與此同時，美國重返拉美“后院”的步伐正在加快，拉美右翼親美政治力量的快速崛起，也給中拉關系帶來諸多不穩定性因素。可見，中拉關系深受中拉合作難以調和的矛盾及美國重返拉美戰略的影響。正確理解中國、美國與拉美的關系走向，有利于理清在國際環境復雜多變的時代背景下中國與拉美國家的合作重點，減少美國對中國干擾其全球戰略的憂慮。
中美拉三邊關系的歷史進程與特征
由于地理位置偏遠和太平洋的阻隔，中國與拉丁美洲的正式外交關系伊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古建交。因而，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中美關系中很少摻雜拉美因素，美國的對中外交政策也很少涉及中拉關系。20世紀70年代中國與拉美國家迎來了建交高潮。步入21世紀后，中拉高層的頻繁互動和經貿合作規模的拓展，使得中國、美國與拉美的三邊關系逐步形塑。中拉關系的內容也從“單一的經貿合作關系發展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①。將拉美視為“后院”的美國對中拉關系的快速發展也充滿疑慮。因此，客觀分析中美拉三邊關系的發展進程與特征，無疑是把握中美拉關系走向的重要前提。
隔離階段：冷戰初期～20世紀60年代。新中國建國之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集團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歐國家集團為爭奪世界霸權展開了力量角逐。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和受美國制約的拉美國家基本處于隔離狀態。受美蘇關系的影響，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國未與任何拉美國家建立外交關系。而另一方面，早期與臺灣建立所謂外交關系的國家以拉丁美洲居多，直到2016年拉美地區仍有12個國家與臺灣保持“邦交關系”。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中國與美國、拉美之間的三邊關系尚未形成，中美關系受中拉關系的影響極其微小。與此同時，美國在拉美的戰略布局一直未松懈，試圖主導整個美洲地區的國際形勢，穩定拉美作為其“后院”的政治地位。而擺脫殖民統治的拉美國家迫切希望擁有獨立的國家主權和自主發展的平等地位。從古巴、委內瑞拉、阿根廷等歷任國家領導者一直致力于打造“拉美共同體”的努力中，可以窺見一斑。20世紀中葉的中國與拉美國家面臨著同樣的發展境地，即使未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中拉之間的友誼仍可以通過民間交往得以鞏固，尤其是毛澤東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論斷和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拉美國家的熱烈響應。中國與拉美國家、非洲國家對于國際形勢的研判高度一致，在世界政治舞臺上逐步形成相互支持的格局，客觀上為中拉關系的破冰之旅奠定了堅實基礎。
破冰階段：20世紀60年代～中國加入WTO。1960年9月28日，中國與拉美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古巴建交，開啟了中國與拉美國家的正式外交關系。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標志著中美關系的解凍。與此同時，中國與拉美國家也迎來了建交高潮。“冷戰”結束后，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得以穩步推進，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與拉美國家的進一步接觸。中拉無論是政治關系（建交國家的增多）、經貿往來（雙方貿易規模的增長）還是文化交流，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是民間外交，有效增強了中拉雙方的理解，為中國在拉美的形象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2000年中拉之間的貿易規模達到了125.95億美元，比1990年的22.9億美元增加了將近6倍②。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先后在與來華訪問的巴西總統若昂·菲格雷多和阿根廷總統阿方辛會談時闡述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對中拉在國家事務治理中的合作提出了期盼。2001年江澤民對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古巴、委內瑞拉和巴西等拉美6國進行訪問，開啟了中拉高層互動的新篇章。同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發展步入新的提檔增速階段，綜合國力顯著提升。中國與美國在保留意識形態差異的基礎上維持了兩國關系的基本穩定，“使得中拉關系處于一個相對良好的發展環境”③。中拉關系由無到有、由小變大，總體而言，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中美關系仍是中美拉三邊關系的核心，在不平衡的關系結構中保持了較高的穩定性。但是美國已開始對中拉關系的持續發展有所察覺，尤其是中國入世后在包括拉美在內的全球范圍內與美國不可避免地存在市場競爭的摩擦，也促使美國開始有意識地防范中國在拉美影響力的提高。
加速階段：中國加入WTO至今。中國自加入WTO后，在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在國際事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美拉三邊關系的互動呈現出加速發展的特征。從政治領域來看，中國與33個拉美國家中的21個建立了外交關系，中國共產黨與近30個拉美國家的90多個政黨保持著密切往來④。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先后與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智利與秘魯等6國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或戰略伙伴關系⑤，并將中拉政治磋商進一步制度化，不僅成立了中拉合作論壇、雙邊經貿混委會機制等雙邊對話平臺，還積極在構建多邊合作機制領域找準位置，先后建立起“與里約集團、南共體、安第斯集團的多邊對話機制及與主要國家外長級的磋商機制”⑥。這種以拉美大國為戰略突破點，以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為戰略支撐點的外交策略，折射出中國對拉美外交政策的基本邏輯。從經貿領域來看，加入WTO后，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改革開放初的2%上升到了2016年的33.2%（按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⑦。2016年中國與拉美國家和地區的貿易規模達到2166億美元，是2000年的16倍，超過歐盟成為拉美第二大貿易伙伴國，是向拉美提供美元貸款最多的國家。然而，相比美國與拉美的貿易總額，中拉之間的貿易規模對美國在拉美的外貿地位沖擊有限。此外，中拉在民間外交和文化交流領域也處于頻繁互動的階段。無論是雙方人員往來、孔子學院建設、文化交流活動，都在數量和質量上取得穩定進步。由此，中拉關系的發展促使美國考慮中美關系中的拉美因素，中美關系也成為中國在處理中拉關系中首要考慮的因素。事實上，中拉貿易關系的發展并未對美國在拉的政治、經濟利益構成實質性威脅⑧。
以上三個階段的劃分只是為了進行類型化分析而作出的判斷。在中美拉三邊關系中，中美關系是新型大國關系，美拉關系是傳統聯系，中拉關系是命運共同體關系。其中，中美關系仍處于三邊關系的主導地位，是三邊關系互動的核心要素。從美拉關系來看，拉美國家正在擺脫對美國的“完全依附”，地緣政治格局的相對封閉意識正在打破，“‘太平洋意識’正從戰略上消蝕著拉美國家的對美依附特征”⑨。帶有霸權邏輯的美國“后院”思維在削減拉美國家的美國認同，而美國對中國與拉美大國建立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也充滿了疑慮。李洋在解讀美國學者伊萬·艾里斯（R. Evan Ellis）的著作《中國在拉丁美洲：其然及其所以然》里透視了美國的憂慮，“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已成為許多拉美國家的新認知……中國不僅通過加強與拉丁美洲的軍事合作挑戰美國在該地區的絕對軍事主導權，還接連取得外交突破”⑩。可見，中美拉三邊關系互動已經進入了實質階段，突出表現為中美關系、中拉關系、美拉關系三者之間動態的競合關系。然而，拉美國家擁有更大的自主權選擇美、中、俄以及歐盟任何一方或者多方進行密切合作，在拉美很難形成絕對對壘的陣營。因此，非此即彼的兩難選擇不會左右拉美國家獨立自主的發展權。
中國與美國在拉的利益博弈與平衡
拉美是中國構建全球多邊外交和參與南南合作的戰略要地。中國致力于與拉美國家通過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夯實雙方的政治互信。而美國和拉美國家一直保持著傳統而密切的雙邊外交關系。美國政府深刻認識到拉美對于美國國家本土安全的重要意義，地理位置的一衣帶水、經貿合作的廣闊前景、人文交流的密切往來以及大量移民的血緣關聯，都表明拉美是美國外交戰略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回防拉美大后方，強化美國本土安全是美國推進全球戰略的重要保障。特別是中、俄在拉美地區影響力的逐步提升，使拉美成為中國與美國外交關系中必須慎重考慮的外在因素。
中國的全球外交戰略與美國的本土安全意識。構建獨立自主的全球外交關系是中國在全球化迅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作出的戰略選擇。中國自古重視與周邊國家建立和平的外交關系，致力于通過協商的方式解決國家之間存在的爭端和摩擦。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國的全球外交戰略應運而生。從地緣政治格局來看，國土之周邊安全是實施全球外交戰略之基石。中國在全球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外交格局的首要考慮是穩定和經營周邊外交，這與美國不斷強化在拉美的存在是相通的。美國是中國對外關系中最重要的國家，歷代中國領導人都重視同美國建立良好的政治互信。中美在亞太和拉美有著各自的利益考慮，但是從和平和發展的時代主題來看，雙方具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而非傳統的大國分歧。正如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的那樣，“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這是中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亞洲安全觀”最直接的表述?。拉美作為美國本土安全的重要著力點，美國當局從沒松懈對中國在拉外交戰略的警惕，特別是對中國軍事力量的增強存在高度的防備。王曉梅總結出美國不同利益主體對中拉關系的認知趨向：美國國會擔心“門羅主義”受到沖擊；美國軍方夸大中拉合作的挑戰；美國保守人士在媒體上渲染中拉合作的威脅，美國學界則是理性看待中拉合作的影響。?而美國部分保守主義分子甚至歪解中國在拉美“深耕細耘”的意圖，認為中國視拉美為“原材料來源地、制成品市場、力量投送平臺”?。美國的本土安全意識與其全球強權戰略相輔相成，互為兩面。縱然美國各方對中國在拉美的外交戰略表現出不同的看法，但是美國對中國在拉美影響力的上升始終保持著高度警惕，美國既與中國在全球化和國家事務治理中共同合作，又利用各種方式牽制中國在拉的力量崛起。
中美關系的“拉美因素”與美中關系的“臺灣因素”。需要澄清的是，中國一貫奉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對拉外交戰略的實施有著政治、經濟兩方面的考量。拉美33個國家和地區中22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良好的外交關系，但是仍有12個拉美國家是臺灣所謂的“邦交國”。通過與拉美國家的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強化政治互信，擠壓臺灣的拉美“外交空間”是中國出于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而作出的慎重選擇。事實上，中國在與拉美國家和地區的合作中始終尊重拉美國家的選擇，從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在平等協商和互利共贏的基礎上開展經貿合作和文化交流。中國在困難時期選擇與拉美國家共患難，在改革開放創造人類發展奇跡的條件下仍不忘與拉美、非洲等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友好合作與共同進步，這是中國獲取國際社會認可與支持的重要法寶。中國大陸在拉美的深耕細作導致部分拉美國家選擇與臺灣“斷交”，并不是大陸刻意的“誘導”和“獎勵”?。而借助“臺獨勢力”增加自己在中美拉三角關系博弈中勝算的把握，是美國實施重返亞太戰略的慣用伎倆。美國表面擔心中國在拉美建立霸權，進而支持拉美的反美國家，威脅其本土安全，實質則是出于政治性的考慮，遏制中國在拉力量。中國與美國建立的新型大國關系本身就包含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基本要素。臺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作為全球國際關系中重要的雙邊關系，如果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仍模棱兩可，突破中國堅持的政治底線，必然會對中美“斗而不破”的、相對穩定的政治關系基礎產生強烈沖擊?。總體而言，中美關系的“拉美因素”與美中關系的“臺灣因素”是制約中國、美國與拉美三邊關系有序互動和良性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將三邊關系穩定在合理的框架內，以至于不威脅三方國家的核心利益，并保持相對的彈性狀態，是確保三邊關系動態穩定的必然選擇。
中拉經貿合作的坎坷與美國對拉的“善意忽略”。雖然中美兩國在拉美的外交耕耘都以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為根本目標，但是二者的拉美外交戰略目標各有側重點。美國與拉美地理位置相鄰，雙方地緣政治格局的重要性異常凸顯。中國與拉美則“不存在領土糾紛、歷史糾葛和地緣政治沖突”?，建立政治互信更多的是出于全球化經濟合作的大勢所趨以及中拉之間經濟結構的互補優勢。中國在拉美的經濟地位遠不及美國之于拉美地區的重要性。201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僅為5.96%，而在美國的占有份額接近14%。而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進出口貿易中的中國占比也遠低于美國，甚至在2016年上半年中國與拉美地區貿易額出現大幅下滑。同時，中國與美國在拉美的經貿合作也呈現出區域差異化特征。正如西班牙《起義報》2014年12月1日發表的《新的亞太自貿區和中國的銀行》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拉美貿易版圖中，一邊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加勒比地區，另一邊是與中國聯系更密切的南美洲。”?美國與拉美雙邊貿易的增長區域在以墨西哥為代表的加勒比地區，2014年墨西哥是美國最大的拉美貿易伙伴，美墨雙方的貿易額占美拉貿易總額的63.3%。因此，盡管中國在拉美地區的經貿合作與資本輸出在不斷增長，但仍不足以動搖美國在拉美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特殊作用。當前，中美兩國在拉美的直接經濟競爭并不突出，但是仍存在難以規避的貿易摩擦和矛盾。中國重視與拉美國家的大宗商品，尤其在石油、新能源和農產品等方面的貿易。同時，在拉美的資本輸出也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實施、礦產開采業以及新興能源等投資領域。采礦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已不再是美國海外投資的重點。由于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世界經濟的持續低迷與緩慢復蘇、部分拉美國家政局混亂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拉美地區已成為美國“善意的忽略”?地區。當然，美國在拉美的“衰退”和中國在拉美的“崛起”，也導致了美國的憂慮以及拉美國家對中國的不滿，甚至是恐懼。無論是出于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的考量，還是出于防范中國在拉美的經濟滲透，美國都不會放松對中拉經貿合作的關注和警惕。
中美拉三邊動態平衡關系的構建
美國是世界強國，中國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中國與拉美的政治互動、經貿合作與人文交流等是中國出于全球外交戰略而作出的理性選擇，不具備沖擊美國全球戰略的力量要素。中國、拉美與美國的力量懸殊大，中美拉之間很難形成與美歐俄類似的全球性三邊關系。長期來看，中美外交關系的首要博弈地區仍在亞太，尤其是臺灣和中國周邊地區。因此，拉美尚未成為中美“零和博弈”的主陣地。于美國而言，拉美是美國本土安全保障的戰略要地；于中國而言，拉美是中國與南南合作的重要地區和對外關系布局的新興增長極。因而，中美拉存在實質利益的三邊競合關系。這種關系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在全球復雜的政治格局中也充滿了不穩定性。中美拉各方都不會輕易捅破三方動態平衡關系背后的外交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任何兩方結成針對第三方的戰略聯盟，對維系環太平洋地緣政治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政治釋疑：以國家安全為根基的三方政治互信。在中美拉三邊關系中毋庸置疑的是美國的主導作用，但美國利用拉美制衡中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有限度的。從特朗普上臺之后的對外政策言論來看，拉美在特朗普的全球戰略版圖中的地位很難得到大幅度提升，尤其是美國與墨西哥的關系將停滯不前，美國與古巴的關系也不會繼續向好。但拉美依然是美國的“后院”，美國不可能徹底不顧中國、俄羅斯等國家在拉美力量的增長。美國在中美拉三邊博弈中的制勝點在于：調動臺灣、東南亞、南亞地緣因素來制衡中國。拉美國家在中國和美國的兩面選擇中要做到“左右逢源”，才能盡可能爭取有利的發展環境。從長遠關系來看，在中美拉三邊關系中中國應當主動作為，并且中國完全有條件在三邊互動關系中取得主動權。中國把握三邊關系走向的策略是：在拉美不觸碰美國實質利益要害，加強中美在全球事務，特別是東北亞安全防務中的合作；與拉美增信釋疑，落實政治共識和合作事宜，樹立南南合作的典型示范，提升南南合作的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國家安全內涵不斷拓展的全球化合作與競爭的時代背景下，習近平主席針對世界范圍內日趨復雜的國際安全形勢，提出了中國特色的國家外交安全觀。政治互信是中美拉三邊動態平衡關系的前提，是三邊參與國際事務治理和經貿合作的基石，也是加強三邊人文交流和民間交往的動力所在。這既是歷史之鑒，也是現實之趨。在國際政治秩序相對穩定、國際政治體系深度調整的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發展的兩大主題。無論是單邊關系還是雙邊、多邊關系都應建立在政治互信的基礎之上，關照彼此國家的核心利益。中美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應當避免觸碰美國的國家安全底線，加強中美在拉美地區公共事務治理領域的合作，而不是政治競爭。因此，在中美拉三邊關系中尤其是要慎重處理好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存在的重大地緣政治利益分歧和戰略矛盾?。同時，由于拉美國家眾多，且國家間差異性較大，必須建立起與拉美國家合作的整體性機制，妥善處理好與拉美大小國之間的關系?。這既是中國，也是美國需要采取的外交戰略。中美拉三邊關系應當以拉美大國為突破口，以中美拉三邊大國關系帶動拉美國家間的整體性合作。
機制建設：構建中美拉三邊互動的制度平臺。努力構建中美拉三邊互信機制的制度化建設是確保現代政治信任的基礎，即“公共權力運行的確定性與可信性主要依靠制度的規范和約束”。由于制度本身具有規范性、約束性和可預期性的特點。通過中美拉三邊搭建的制度化框架，將三邊的合作行為納入相對穩定的約束范圍內，既是增進三邊政治信任的重要手段，也是避免單方戰略意圖誤判的有效方式。從現有的合作機制來看，并不存在包括中美拉三方都在內的合作機制。在雙邊互動機制下難以有效在關系三方利益的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因而，嘗試建構三邊溝通與合作機制就成為可考慮的路徑。目前中美就拉美事務召開了七次磋商會議，但中美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仍是磋商的重點，很難有效吸納拉美國家的主體性參與。冷戰時期形塑的區域地緣政治格局已發生根本轉變，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下，中美拉三邊的政治互動應當置于環太平洋，乃至全球多邊國際安全的視野內。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利用與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性的國際組織以及與歐盟、非盟、阿盟、東盟等區域性國際組織之間的多邊外交機制，參與全球和區域性國際事務治理，“運用多邊國際機制處理相關問題的能力建設得到加強”。因此，需要構建一個定期的中美拉高層（部長級以上）戰略對話機制。從美洲地區現有的多邊合作機制來看，相對成熟和穩定的美洲地區多邊合作平臺主要是美洲國家組織。中國完全可以在征求美國和拉美國家的意見基礎上參與其中，在選定的少數議題領域，比如，在經貿領域建立起三方的官方工作級別對話機制。特別是在泛太平洋伙伴協議（TPP）和北美自由貿易區遭遇美國冷落后，拉美智利、墨西哥、秘魯等大國迫切尋求與亞太區域內國家經貿合作的平臺機制，中國或許成為拉美國家參與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突破口。另外，也可以借助中拉之前已有的、比較成熟的對話機制，比如可考慮在現有的中拉論壇中邀請美國作為第三對話國，就中美拉三邊共同關心的核心議題進行廣泛的交流和討論。需要指出的是，中美拉三邊對話具有戰略性和針對性，也即三邊對話共同關心的是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而非處理三邊合作中的具體性事務。其根本目標是通過增進大國間的戰略信任，妥善處理分歧，關照彼此國家和人民利益。
經濟嵌入：競爭中的合作與合作中的競爭。對拉經貿合作是中拉外交關系的重要推動器。中國密切關注拉美國家的政治環境，并努力加以適應，取得了較為穩定的發展成就。在量的方面，2014年中拉貿易額是本世紀初中拉貿易總額的21倍；據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統計，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1280億美元，流量連續4年居世界第三，存量首次突破萬億大關，達1.01萬億美元；2015年中國向拉美地區提供的外部貸款達到291億美元，是2014年的近3倍。目前，拉美已是中國在全球的第七大貿易伙伴，中國則是拉美地區的第二大貿易伙伴，雙邊關系已進入貿易增長、產業合作、金融投資、工程承包等全方位、更高層次的升級換擋階段。特別是在雙邊貿易機制領域的探索，推動了中國與除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以外的拉美國家簽定自貿協定的進程。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拉美地區美國始終在國際貿易領域占據主導地位，拉美地區將近一半的國際貿易是發生在美拉之間。美國和中國與拉美國家經貿合作雖有重疊，甚至具有競爭性，但是雙方完全可以依靠現有的政治對話機制在對拉經貿合作領域發揮各自的優勢，開展務實合作。美國完全有可能在中拉的合作中拓展新興市場，而中國也能在與美國企業的共同合作開發與投資過程中受益。與此同時，特朗普的對外貿易新政和中國在拉“一帶一路”戰略，很大程度上將為中美在拉美經貿合作，特別是在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開拓拉美能源新市場領域的合作提供強有力的推動作用。因此，在世界經濟持續走低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中國與美國完全可以摒棄政治偏見，在無損國家利益和不附帶政治條件的雙重前提下實現在拉經貿的精誠合作，這對中美雙方來說必將有百利而無一害。
互鑒共存：以文化交流促進民心相通。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并非簡單的資本輸出和經濟擴張的過程。在政治和文化領域，經濟全球化在推動世界各國、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與認知的同時，也助長了極少數西方強國的“文化霸權主義”，造成嚴重的文化不平等問題，使得民族國家之間的文化互動過程夾雜著各自政治霸權邏輯。中國與美國、拉美雖然被太平洋阻隔，文化差異性較為明顯，但是在長期的文化交流中相互影響，彼此吸引，互鑒共存。文化無高低貴賤之分，中國始終在文化外交中秉持“多樣共存、互鑒共進、合作共享的人類文明觀”。因此，在中美拉三邊文化交流中，要求建立起平等對話和深化交流的合作機制，要求三邊國家尊重人類文化發展規律，以開放包容的態度推進人類文明的碰撞、交流與合作，從而在求同存異中消除彼此的政治疑慮和民心隔閡。構建中美拉三邊動態平衡關系，離不開人文交流而塑造的民心指向。中美、中拉外交關系中因雙邊文化差異導致的合作障礙，告誡我們在承認文化多樣性的同時要創新國家公共外交的方式方法，通過媒體傳播、現場體驗與人際溝通等傳遞方式，運用美國和拉美國家民眾易于接受的形式，傳達中國形象與中國聲音，消除美國特別是拉美國家對中國的誤解。以文化交流為主要內容的官方正式外交和民間外交均是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些認為文化交流難以有實效、文化交流形式主義過重或者帶有文化功利主義色彩的文化外交思想都不利于中美拉三邊關系的長久穩定。此外，在中國形象對外傳播中要創新方式方法，特別是杜絕大而不當的形式主義作風，要做到立足中國實踐，講好中國故事。進而，增強中國文化的體驗感，促進不同文化間的互鑒互融。
結語
無疑，中美外交和中拉外交均為中國總體外交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妥善處理與美國和拉美的外交關系是中國環太平洋外交不可回避的領域。相對而言，中美關系是三邊關系的平衡器，也是最為敏感的關系神經，是決定和影響中美拉三邊關系走向的主導因素。這也充分表明，中美在拉美有著不同的政治和經濟考量，同時中美在拉美也有著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因此，開放性、互動性以及不穩定性等特征決定了中美拉三邊關系的動態性與不平衡性。盡管拉美國家的自主性不斷增強，但美國仍然是拉美地區對外關系不可忽視的外在力量。隨著中國和拉美國力的增長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未來中美拉三邊互動的強度和深度都將不斷拓展，必將是對世界局勢和國際事務治理產生更大范圍的影響。中美拉三方應本著互利共贏的原則，在互不威脅本國國家安全的基礎上，擱置爭議，包容差異，著力鞏固和發展全球化治理時代三邊關系的動態平衡關系。中國應當主動作為，積極有為，在三邊互動中瞄準中美利益的契合點，精準施策，從而推動中美拉在政治釋疑的基礎上加強政府間的高層協作、企業間的緊密合作和民間的友好往來，積極謀劃三邊對話的制度化機制建設，在尊重各方國家主權和維護各方國家安全的前提下以務實合作筑構多邊關系的世界典范。
（本文系安徽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2016年重點招標課題“全球化背景下中拉關系發展趨勢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安徽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唐惠敏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釋
【1】范和生、唐惠敏：《全球化背景下中拉共同體關系研究》，《太平洋學報》，2016年第11期，第78～87頁。
【2】《中拉經貿合作邁出新的步伐》，商務部網站，2016年3月26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0411/20041100312496.shtml。
【3】朱鴻博：《中、美、拉三邊關系互動與中國的拉美政策》，《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4期，第59～64頁。
【4】周力：《中國與拉美合作的現狀與前景》，《光明日報》，2014年12月3日。
【5】喬麗榮、陳紅娟：《中拉經貿關系發展的四大趨勢》，《經濟縱橫》，2015年第2期，第87～90頁。
【6】周志偉、岳云霞：《中拉整體合作：機遇、挑戰與政策思路》，《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6年第5期，第122～135頁。
【7】《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遠超歐美》，《經濟日報》，2017年1月6日。
【8】高奇琦：《中美拉三邊關系的影響因素及其戰略應對》，《國際觀察》，2015年第5期，第132～144頁。
【9】曉岸：《誰的“后院”？美國對拉美控制力難符其實》，2017年3月26日，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07/14/content_32938871.htm。
【10】李洋：《中國—拉丁美洲—美國戰略博弈——讀〈中國在拉丁美洲:其然及其所以然〉》，《美國問題研究》，2013年第1期，第197～218頁。
【11】王緝思：《中美最大的戰略互疑是“兩個秩序”》，2017年3月31日，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SinoUSrelations5/。
【12】王曉梅：《美國對中國加強與拉美合作的認識與政策》，《教學與研究》，2007年第2期，第78～84頁。
【13】Stephen Johnson, "Balancing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 Heritage Foundation, October 24, 2005.
【14】［西］埃杜阿多·丹尼爾·奧維多、藍博：《中國與拉美國家關系的現實與發展》，《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第12～20頁。
【15】王棟、賈子方：《淺析美國對臺政策演變及其基本特點》，《國際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27～47、7～8頁。
【16】王友明：《構建中拉整體合作機制:機遇、挑戰及思路》，《國際問題研究》，2014年第3期，第105～117、132頁。
【17】《中國成拉美第二大貿易伙伴 西媒：影響力不斷上升》，2017年4月8日，http://caijing.chinadaily.com.cn/2014-12/04/content_19021411.htm。
【18】李和：《從美國視角看待中國在拉美的崛起》，搜狐網，2016年1月8日，http://mt.sohu.com/20160108/n433930904.shtml。
【19】王鴻剛：《美國的亞太戰略與中美關系的未來》，《現代國際關系》，2011年第1期，第7～13頁。
【20】范和生、唐惠敏：《中國對拉美大國的外交戰略邏輯》，《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年第8期，第42～49頁。
【21】上官酒瑞：《現代政治信任建構的根本原理——兼論制度化不信任的功能與限度》，《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第110～118頁。
【22】莫盛凱、陳兆源：《國際關系中的國際法：一種基于國際制度理論的法理構建》，《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第129～151頁。
【23】朱威烈：《試論中國與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戰略性關系》，《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9期，第4～18、155頁。
【24】呂洋：《中國對拉美投資的現狀及問題》，《國際研究參考》，2016年第11期，第7～13頁。
【25】李仁方：《特朗普沖擊：中國—拉美經濟合作的良機？》，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05?page=3。
The Sino-US-Latam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of Dynamic Balance
and Competition
Fan Hesheng
Abstract: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represent an important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in the Pacific Ri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ir historical trilateral interactions, China's increasing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 does not constitute a real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tical interests in Latin America. As long as national sovereign security is not involve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hav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a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of dynamic balance, becaus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end to cooperate for mutual benefit rather than confront each other in the governan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owever, the increasingly pluralistic foreign relationships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long with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Sino-Latam cooperation both in scope and quality, has raised the suspic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Sino-US-Latam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of dynamic balan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respect of each party's national interest, and potential threat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areas should be properly handl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rilateral mechanism for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Keywords: Sino-US-Latam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Dynamic balance,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