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80年代，日美兩國之間的貿易關系開始出現競爭與摩擦。國際收支不平衡、日本經濟實力提升及低工資成本、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投資儲蓄結構不平衡等因素使日美之間的貿易關系愈發緊張。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對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重新定位，對美國的直接投資采取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形式，并將制造業產品的生產轉移到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以避免日美貿易摩擦。然而，在此過程中，日本對美過度的直接投資引起了美國的強烈不滿，美國通過多種方式限制日本投資。中國應吸取日本緩解貿易摩擦的經驗和教訓，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開拓多元化的國際市場。
【關鍵詞】日美 貿易摩擦 投資摩擦 經驗教訓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2.010
【作者簡介】張宗斌，山東師范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投資與國際金融、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主要著作有《全球化與國企命運》《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教訓及借鑒研究》等。
20世紀80年代，日美貿易嚴重不平衡，這一時期是日美貿易摩擦的多發期，美國曾對日本半導體等產品采取了征收100%進口關稅的報復性措施。①日本為避免引起更大的貿易摩擦，一方面主動與美國達成自主限制出口的協議；另一方面鼓勵一些大公司到美國進行直接投資生產。這導致了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的下降，從而大大改善了兩國緊張的經貿關系。這一時期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美國，日本原本打算通過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緩解兩國貿易摩擦，卻因資本過于集中而引發了新的摩擦——投資摩擦。
20世紀8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的原因
國際收支不平衡是日美貿易摩擦產生的直接原因。二戰推動了美國的迅速崛起，而美國的崛起則促進了日本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的輝煌。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日美兩國之間的貿易關系由早期“哥倆好”的“扶持”“依賴”轉為白熱化的競爭與摩擦。最直接、最明顯的原因就是美日兩國貿易收支出現了不平衡，主要表現為三方面：從時間的角度來看，自1965年以來日本在日美貿易中就表現為對美貿易順差，而20世紀80年代更是一直處于貿易盈余的地位。兩國貿易收支不平衡持續的時間太長，兩國的貿易摩擦就極易發生，且程度也非常嚴重；從規模的角度來看，1979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63.88億美元，20世紀80年代順差金額不斷增加。直至1987年，日本對美貿易盈余金額達到這一時期的最高值，為501億美元，是1979年的7.8倍。日美貿易收支不平衡規模的巨大導致兩國之間貿易摩擦更加激烈；從行業的角度來看，日美貿易收支不平衡由早期的主要集中在某一行業或某種產品發展到集中在幾個行業或一些產品上，由于貿易收支不平衡集中程度過高，國家間就極易產生貿易糾紛。盡管20世紀8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表現出范圍大的特點，但實際上仍主要集中于半導體、金融等技術和知識密集型行業。美日貿易收支不平衡過于集中某類行業，使得兩國貿易摩擦不斷加劇。Gasiorowski（1986）認為，一國產品出口過度集中于某個國家或地區會導致兩國之間產生貿易摩擦。日本20世紀80年代對美國出口總額占日本總出口額的比重逐年增加，且遠遠高于對歐洲、中國等國家的出口比重。而日本從美國的進口規模則遠不及其出口，這種向美國大量出口日本產品的行為使得美國極為不爽，由此引發了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
斯蒂格利茨（2005）證明了一國經常項目差額若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5%，就會與其主要貿易伙伴國發生貿易摩擦；若超過2.0%，就會引起對方的“報復行為”。據統計，1985、1988和1989年日本經常項目差額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3.80%、2.70%和2.15%，而日本的貿易順差又主要表現為對美順差，1985、1988和1989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占日本總貿易順差的比重分別為65.9%、50.5%和61.8%。這些數據遠遠高出了斯蒂格利茨得出的標準，因此，日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不可避免。②
日本經濟實力的相對提升是日美貿易摩擦產生的間接原因。日美貿易摩擦的出現與兩國經濟實力、國際地位的相對改變密切相關：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實力的相對提升與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下降形成鮮明對比。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同蘇聯進行軍備競賽，軍費開支連年增加，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赤字；再加上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美國經濟陷入“滯脹”，美國的世界經濟統治地位受到嚴重威脅。而此時，日本則恰逢黃金發展時期，經濟年均增長率在1985年超過了6%，比同期的美國要高出2個多百分點。自1987年開始，日本經濟年均增長率快速提高，在1988年達到最高值，為7.1%，與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差距進一步拉大。另一方面，20世紀8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不斷增長，日本人均GDP也呈緩慢上升趨勢。1985年之前日本人均GDP變化幅度較小，與美國人均GDP仍有較大差距。自1986年起，日本人均GDP快速上升，與美國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到了1987年，美日人均GDP持平，之后日本以較小幅度超過了美國，日本民眾的生活水平得到較大幅度的提高，日本一躍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發達國家，經濟實力與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此時的美國極為擔心，常常找日本“麻煩”，貿易糾紛正是最好的遏制日本經濟發展的方式之一。
日本的低工資成本是日美貿易摩擦產生的內在原因。二戰前，在壟斷資本的控制下，日本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并未全部轉化為人們的收入，而是大部分被資本家剝奪殆盡，日本的低工資曾一度聞名于世。二戰后，受美國經濟援助的影響，日本大量引進各種技術和設備，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工人的工資水平也獲得一定程度的提升。特別是步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工資水平也有了較大的提高。但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工資差距依然非常明顯。20世紀80年代后期，若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美國工人的單位工資要比日本高60%以上。③正是由于日本的低工資成本加上政府的重視、先進的經營管理等，使得日本的商品具有很強的貿易競爭力，深受美國等西方國家消費者的鐘愛，大量物美價廉的日本商品涌入美國市場，沖擊了美國國內同類產品產業的發展，日美貿易糾紛由此激化。可見，日本的低工資成本是日美貿易摩擦產生的內在原因。因此，經濟學家把提高工資作為緩解日美貿易摩擦的舉措之一。④
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是日美貿易摩擦產生的外在原因。20世紀80年代，世界經濟逐漸走出停滯時期，經濟全球化成為大勢，各國經濟不再只是單一、各自地發展，全球成為一個有機整體，走向相互協調的發展之路。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世界商品市場的全球化，而商品市場全球化的表現之一就是出口貿易的分散化，如日本的出口市場不再局限于東南亞、美國等地區和國家，但對美國依然是出口大于進口。各國間的對外貿易關系由于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得緊張，貿易摩擦頻繁發生，日美這兩大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間的貿易糾紛尤為突出。另一方面，20世紀六七十年代崛起的新興工業國家正逐步分割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以巴西、中國香港、中國臺灣等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國或地區，受西方工業國技術外溢等因素的影響，經濟發展迅速，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產品產量增加；由于價格上的比較優勢，新興工業國的產品愈來愈受到國際社會的青睞，出口出現較大幅度的增長。新興工業國對世界市場份額的“瓜分”對原先資本主義發達工業國造成嚴重打擊，數據表明：1963~1971年間，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的出口產品在傳統工業國家的制成品市場占有率每上升10%，美國的市場占有率就要下降10%。⑤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世界經濟時常陷入危機而出現周期性不景氣，新興工業國20世紀80年代的出口貿易也表現為消極增長，進口貿易則更為謹慎。美國出口市場萎縮，進口總額尤其是從日本的進口額卻沒有大量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關系不容樂觀，貿易摩擦日益激烈。
投資儲蓄結構不平衡是日美貿易摩擦產生的根本原因。眾所周知，美國市場靈活自由，經濟發展水平很高，教育及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完善，因而人們的消費熱情高漲，因此美國的儲蓄率非常低。而日本的情況則恰恰相反，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國民儲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遠遠高于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⑥
日本小宮教授認為一國經常收支出現赤字的原因就在于個人及政府部門的儲蓄和投資、收入和支出的不平衡上。也就是說，20世紀80年代后期，盡管全球經濟表現為儲蓄不足，但在資本自由化發展的背景下，儲蓄率較高的日本進行資本輸出是形成日本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日美經濟摩擦的根本原因。⑦由于20世紀80年代日本國內總儲蓄超過總投資，日本不斷將剩余產品和資本向外輸出，而美國則正好相反，大量地從日本進口產品。由此，兩國投資儲蓄結構不平衡導致了日本對美貿易長期處于順差地位，進而引發了日美長時間激烈的貿易摩擦。
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規避貿易摩擦的經驗
日本政府順勢而為的支持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汽車、半導體、彩電等產品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在日本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國際競爭力增強，產品大量輸出，進入國際市場。美國市場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上述產品的沖擊，日美貿易關系日益緊張，美國政府為保護國內產業的發展對日本采取了諸如產品進口配額、反傾銷等舉措。日本政府為緩和氣氛，重新對對外直接投資領域進行了定位，減少了對紡織品等低端制造業領域的投資，開始增加對商業和服務業的投資；在投資區域上，也擴大了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投資。
1985年日元大幅升值，其產品生產成本隨即增加，市場占有率逐步失去以往優勢，且正是這一年，日本巨額貿易順差中有76.8%來自于美國，日美貿易關系達到歷史最冰點。日本政府意識到了此時正是對外直接投資的最佳時期，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規避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另一方面日元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國際購買力，國內資金更加充裕，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可獲得更加豐厚的投資回報。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中，對美直接投資增長顯著。1989年日本對美直接投資額為320億美元，比4年前投資金額足足增長了6倍。⑧在這一時期，由于受汽車、半導體等產品貿易摩擦的影響，日本政府加大了對美國高端制造業領域的投資。
除了靈活定位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產業及地域，日本政府還出臺了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硬件措施。如建立日本銀行業全球經營網絡，給予日本跨國公司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強有力的財務服務支持。日本政府通過貿易國際化推動資本的國際化與自由化，在宏觀層面準確把握住對外直接投資的大方向。
對美直接投資——就地生產、就地銷售。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對外貿易得到較快發展，產品源源不斷地輸入世界各個國家。由于美國市場被大量日本商品充斥著，美國對日本貿易收支一直保持巨額逆差，美國政府逼迫日本政府不斷做出讓步。日元的升值就是日本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強壓下，為解決國際間經貿關系所做出的妥協。為了不使企業的利潤萎縮，日本企業家將原本在日本本土進行經營的部分中高端產業轉移到了美國。日本企業借助美國先進的技術、完善的市場體系、高素質的人才等優勢，并憑借自身嚴謹、系統的經營與管理經驗，在美國穩穩地扎下了根。由于美國經濟水平較高，人們的消費需求較大，日本企業在美國邊生產邊銷售，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該類產品的對美出口，也在某些方面為美國帶來了福利，如促進美國當地人的就業等。
毋庸置疑，美國是20世紀80年代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主體和對外投資份額的重心。1989年，日本對美直接投資比重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占當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48.2%。⑨而且，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具有產業特點，其中投資比重最大的要屬第三產業（包括不動產、金融等），1980年日本對美第三產業投資占比75.9%，1983年上升為87.3%；而居于投資第二位的產業部門是制造業，1980年日本對美制造業直接投資比重為19.8%，到了1989年則達到24.8%。⑩總之，日本企業走出國門對美進行直接投資，不僅有利于實現貿易替代效果，緩解日美貿易摩擦，而且能夠迅速開拓美國市場，實現商品價值和企業利潤最大化。
對他國直接投資后再轉出口給美國。為了避免貿易摩擦，日本較高端產業領域的企業將投資直接瞄準了美國，還有不少中低端產業被企業家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轉移到了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該類產業以勞動、資本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為主，隨著日本生產成本的上升及發達國家的貿易施壓，日本企業逐步擴大了對新興國家彩電以及發展中國家紡織品等中低端制造業的直接投資。日本通過在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將原本位于國內的產品生產環節遷出，不僅帶動了日本機器設備、零部件等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出口，拉動日本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而且還促使投資接受地所生產的產品以更具成本優勢的低廉價格重新占領全球市場。
日本對第三國的直接投資實際上是在跟美國等發達國家玩貿易“迂回”戰術。日本對亞洲的直接投資利遠遠大于弊，亞洲地區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日本重新進軍美國市場的“幫兇”。日本企業利用新興國家的自由市場環境和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土地資源，進行制造業產品的大量生產，各種物美價廉的商品被亞洲國家市場以及歐美市場所吸收，既避免了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又賺得了豐厚的利潤。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向東亞地區大規模轉移制造業生產，在1990年，日本對東亞地區的制造業直接投資占總投資的比重上升至43.6%。?
通過上述舉措，特別是日本進行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后，日本出口增長率出現大幅度下降，對美貿易順差減少，有效緩解了日美貿易摩擦。
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規避貿易摩擦的教訓
日本對美過度直接投資引起了美國人的強烈不滿。20世紀80年代，日本為規避對美貿易摩擦，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美國。在美國，日本企業或大規模地投資設廠、并購企業，或認購有價證券、買斷房地產，投資行為相當瘋狂。據日本經濟研究所統計，1985~1988年的4年間，日本每年對美公司股票投資額分別為18.9億、56.29億、147.24億和186.96億美元；1988年由日本投資者擁有多數股權的美國企業達到522個；日本還認購了巨額美國國債，占到了30%到40%的比例。?日本資本遍及美國各個產業和投資領域，涉及工業、制造業等第二產業以及證券、房地產等第三產業。從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業進行的超過500億日元的海外并購案共有21起，其中針對美國公司的并購案例高達18起，同期日本人掌控了美國洛杉磯繁華地段近一半的房地產，這種瘋狂的投資行為在美國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打亂了美國當地市場秩序。同時，日本資本在進入美國的同時也將日式的經營模式和理念帶入美國，這與美國當地的人文環境格格不入。這些方面均遭到美國人的非議和譴責，“日本威脅論”“日本異質論”等反日言行普遍刊載在美國的各大出版物上，美國媒體宣稱日本的經濟侵略比蘇聯更加可怕。
美國通過立法和雙邊協議等方式限制日本對美直接投資。日本資產大舉進攻美國市場，美國人擔心其國家核心技術與關鍵產業會受到日本人的控制，國家最終失去經濟和政治獨立，因此美國各界紛紛采取不同的方式阻止日本對美投資。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1950年國防生產法第721節的修正案，這一修正案使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得到了更多授權。這一時期，日本富士通公司試圖收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仙童半導體公司，此舉引發了軒然大波。美國人認為美國國防工業過度依賴日本半導體會威脅本國國防安全，最終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否決了這項投資案，收購以失敗告終。
美國政府強烈要求日本實行資本自由化政策。由于日本在生產技術、生產體制和生產方式等方面的變化，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越來越強，這嚴重威脅著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統治地位，令美國深感不安。因此，為了參與日本的技術進步與創新活動，并且學習日本的生產體制和生產方式，美國政府強烈要求日本實行資本自由化政策并進一步實行國際投資自由化政策，美國與日本對此展開了激烈的談判，這使得日美投資摩擦趨于激化。美國進一步要求日本實行資本自由化政策，也是為了美國企業能夠自由地進入日本，從而監視日本在科技上的突破和生產體制上的創新。
迫于美國壓力，日本承諾改善外國投資管理制度。為了通過對日本直接投資來帶動對日本的出口，從而達到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的目的，美國政府不斷向日本施壓，要求日本修訂外匯法，改善外資進入日本的條件。根據日本外匯法的規定，外國企業對日本的投資必須提前30天向日本政府申報，并接受日本政府的審查，如果日本政府認為外國企業的投資對日本產業構成威脅，則限制其投資。美國認為，這是外國企業對日本直接投資持續低迷的原因所在。
迫于美方壓力，日本于1980年對外匯法進行了修改，新的外匯法規定：除部分部門外,對于外國直接投資原則上從事前申報審批制改為事后報告制；明確并放松了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審批標推。日本新外匯法的實施增強了管理體制的透明度,排除了外國投資的潛在障礙,提高了日本投資市場的開放程度。1981年，美國又要求日本政府進一步修改外匯法：一是在外國企業對日本企業進行并購時，日本政府要撤銷對國內企業的保護措施；二是日本政府要取消對制藥、飛機等產業的扶持措施?。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中國作為貿易大國的崛起，取代了日本成為對美貿易第一大順差國。從此以后，美國由打壓日本轉向了打壓中國，中美貿易摩擦日漸突出，成為當下最為激烈的貿易沖突。中國必須吸取日本緩解貿易摩擦的有效經驗和教訓，加快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推動中國國內企業“走出去”，開拓多元化的國際市場。
（本文系山東省社科規劃項目“當前中國與80年代日本大規模海外并購比較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5BQRJ01）
注釋
【1】王偉旭等：《警惕美國的第二次陰謀》，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3年，第64頁。
【2】王躍生、馬相東、楊麗花：《中美、日美貿易摩擦原因的比較分析》，《經濟與管理研究》，2008年第5期。
【3】［日］通產省：《90年代的通產政策展望》，1990年8月。
【4】［日］小島清：《日美經濟摩擦和跨國公司的活動》，《世界經濟譯叢》，1986年第6期。
【5】［美］路易士、阿里森：《全球經濟大戰》，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5年，第94～96頁。
【6】牟曉偉、張宇：《日本儲蓄率的變動及對中國的啟示》，《現代日本經濟》，2012年第3期。
【7】余炳雕、胡方：《日美經濟摩擦的“小宮理論”及其啟示》，《現代日本經濟》，2006年第1期。
【8】馬文秀：《日本貿易摩擦與日本產業結構調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6頁。
【9】卓勇良：《日本對外投資格局的變化》，《世界經濟》，1997年第9期。
【10】李玉杰：《本幣升值條件下中日兩國對美直接投資的比較分析》，《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11】木每：《中日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分析》，《日本學刊》，2006年第2期。
【12】楊合平：《試析80年代日本對美國的投資》，《現代日本經濟》，1990年第4期。
【13】朱立南：《日美投資摩擦與日本修訂外匯法》，《國際金融研究》，1993年第1期，第34頁。
Striving for Better Trade Environment in Great Powers Competing
—A Study of How Japan Avoided Trade Frictions with the US
Zhang Zongbin
Abstract: In the 1980s, the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 be competition and frictions. The unbalanced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s, Japan's rising economic strength and low wage costs,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inappropriate investment and savings structure caused the Japan-US trade relations to be increasingly tense.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position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hanged it to local production and local sa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ansferred the produc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the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order to avoid Japan-US trade frictions. However, in this process, Japan's excessiv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aused strong dissatisfac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set a variety of limits on the Japanese investment.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Japan about how it eased the trade frictions, and promote Chinese enterprises to go global to open up a wide range of international markets.
Keywords: Japan-US, Trade Frictions, Investment Friction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