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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校是鍛煉成長的大舞臺

—— 盧先福同志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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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先福


盧先福

1968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1979年進入中央黨校理論宣傳干部班學習,1980年畢業后留校,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歷任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全國黨建研究會副秘書長、副會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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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者:盧老師,您好!從最初跨入中央黨校校門算起,您在黨校工作的時間已有很多年了。這些年來,您對黨校的變化有些什么樣的感受?

盧先福:1979年3月,我從湖北到中央黨校學習,當時叫做理論宣傳干部班第2期,1980年9月畢業留校,一塊留校的還有哲學部的侯才同志。那個年代,黨校剛剛復校,條件比較艱苦。教學主要就是大批輪訓干部,整個學校學習氣氛十分濃厚,學員學習非常積極認真,真理標準大討論的策源地就在黨校。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的黨校變化很大,環境優美了,教學設備先進了,教員生活條件大大改善,教學也規范化了,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現在綜合樓東邊的體育館,當時的建筑叫做甲級樓,是部級以上領導住的,后面還有乙級樓。還有大白樓,當年的單身教職工都住在這兒。這是講的條件變化,它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國家、我們黨的事業的發展變化。改革開放近40年,黨校天翻地覆的變化是一個縮影。

從個人經歷來講,我1968年大學畢業后分到湖北,先在部隊農場勞動了一年,后來到縣里當初中老師,再后來就調到縣委宣傳部,一干就是10年。我當初沒想到能到中央黨校來學習,更沒想到會留校。我學習結束都回湖北了,突然間來個電報,說要到黨校報到。我喜出望外,能到黨的最高學府工作是莫大的光榮。中央黨校復校以后,從全國各地選調了一批教員,大都是高校比較有名的老師,還有一些省委宣傳部的同志,像我這樣從基層來的比較少。

采訪者:您在執教的過程當中最深的體會是什么?

盧先福:我記得是1980年11月來校報到的,一直到2005年退出黨建部主任職務,2008年退休,始終沒離開過黨建部。但我工作生涯中有一個特點,在黨校這些年,被抽調到外面工作的時間相當多。

1983年,抽調我去天津做整黨試點工作,由機關黨委的一個老同志帶隊,工作了大半年才回來。1984年又讓我去當整黨聯絡員,因我回湖北搬家,后來改去中央整黨辦公室,一干又是一年多。1986年黨的十三大之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研討,我被抽調到黨內民主專題小組,在中南海工作,又是一年多時間。從黨的十四大開始一直到十七大,還有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十六屆四中全會,我都被抽調參加黨建調研工作。再有就是參加起草文件,前后去了4次,每一次工作都是大半年以上,有的差不多一年。還參加了編寫《鄧小平黨建理論學習綱要》。可以說,我除了承擔校內教研任務,有很大一部分時間都是去做以上這些工作了,好處就是接觸面比較寬,了解中央精神。在黨校28年的經歷里面,有幾點體會。

第一,中央黨校這個平臺對個人成長是很關鍵的。黨校這個環境,黨校所承擔的使命及其地位,對一個人的成長或者說施展才干,是一個絕佳的條件。因為有中央黨校的平臺,中央很多精神你會了解得比較全面,這里有許多經驗豐富的學員,你可以接觸、了解情況,你還可以出去調研,有很多機會去參與一些重要事情。

第二,老同志的幫助關心很重要。幫助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無形的,我們年輕人在老同志身上能學到很多東西。例如,我到黨校工作不久,趙生暉、葉篤初教授就帶我到河南調查聯產承包責任制,那時候我也不知道這個問題會改變中國農村的命運。一路上就學習老同志怎么了解情況,獲取有用的第一手資料。上世紀80年代初基層的條件比較艱苦,可他們沒說二話,兢兢業業,這就是一種無形的教育。我們教研部周逸主任非常好,當時她主編教材,也讓我參加,而且承擔了一章;主持國家課題,也給我分了任務。我一來就參與這些重要工作,因為有老同志的傳幫帶,所以就能較快進入角色。1984年,中宣部理論局和國家教委政教司,共同組織編寫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課通用教材,書名叫《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當時讓我去參加。到了一看,都是名家,像厲以寧、張靜如、高放教授等。讓我寫“黨的領導”那一編,當時我剛被評為講師,可想壓力有多大。但這種機會很難得,壓力可以變為動力,對人的鍛煉成長很大。老同志這種關愛和大膽放手使用,對年輕教員的成長確實是很有幫助的。

第三,自己要努力。我剛留校那段時間,每年春節基本都在辦公室埋頭看書寫東西,因為自己理論功底要提高,必須要多用功。另外,也要大膽實踐。剛留校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結合實際我試著寫了幾篇學習列寧的文章,投給《文匯報》《光明日報》。沒想到,有的一個星期后就發表了,馬上我信心增強了,心說這也不是非常難的事啊。后來黨校系統紀念毛澤東誕辰90周年,在湖南開研討會,我又寫了一篇文章,后來也入選了,參加了會議。再后來,全國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我與部里兩位同志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論黨內民主的實質及其改革取向》,文章入選大會,還得了獎。因此,自己既要刻苦努力,也要勇于實踐,慢慢局面就會打開。

總之,從個人成長上來說,有這么一個好平臺,有老同志的幫助,加上個人的刻苦努力,一定會有所作為。

采訪者:您覺得在黨校的教學和治學當中,黨校和其他學校相比最主要的特點有哪些?

盧先福:中央黨校教學上最大的特點,根據我先當學員后當教員的經歷,覺得歸根結底還是我們的校訓——實事求是,從延安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我入學的時候經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央黨校在社會上影響大,恐怕和這個事也有關系。要實事求是,具體來講,我覺得以下幾條是比較突出的。

第一,強調讀原著。學員也好,教員也好,都得讀原著,得有點看家本領。如果對老祖宗的東西都不知道,怎么談得上發展和與時俱進呢?年輕人做學問,如果連源頭都不知道還怎么去研究?我當時參與課題要編材料,對馬列原著認真看了一遍,包括我們黨的文件,這個對我從事黨建教學研究工作大有好處。因為基本的東西掌握了,知道這個源頭是怎么說的,有些什么變化、怎么發展的。有些同志,動不動就說“第一次提出來的”,其實原來早就有,這就是不了解歷史。所以說,基礎打牢了還是很關鍵的,黨校的教員、學員要讀馬列經典,理論功底要扎實。當然理論得結合實際,還得與時俱進。

第二,注重調查研究。黨校的教學如果不深入調查研究,是講不好的。我們每一期學員都在變,黨和國家的工作日新月異,講題也要不斷修改、內容要不斷充實。一堂課,不能說講多少年都是這樣,那是不行的。當然,調查不光是到地方上去,向學員調查也是調查。原來黨建的課在黨校不是很受歡迎,怎么改變這種狀況呢?我剛當主任,常務副校長鄭必堅就說,你們得去調研,了解實際情況,總結實際經驗。我就帶了幾個人去了上海,當時總結了很多材料,比如基層黨建工作創新、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等等。從1999年和2000年調研以后,黨建的課就變化了,越來越受歡迎,說明調研對提高教學質量很有幫助。后來黨建調研不光是中央黨校在做,由科研部牽頭,全國黨校系統聯合起來做了幾年,而且還開會交流、評獎,這就是當時的黨建大調研。2003年,中央把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調研任務交給中央黨校牽頭,最后形成調研報告提交給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起草組參考。總之,注重調研,這是中央黨校的一大特色。現在強調“問題導向”,注重問題意識,所學的知識最終還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問題。不調研不了解實際,就容易夸夸其談,容易把西方的一些東西簡單地拿來套中國,結果套不上,因為不是那種情況。

第三條,提倡教學相長。黨校的學員跟高校學生是不一樣的,他們都是高中級領導干部,就學歷來講,很多也都是博士碩士,有的還是留學回來的。人家從事領導工作那么多年了,了解情況很深入,如果我們總是以教員自居,不注意向學員學習,那是不行的。比如,你沒有當過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省委書記,沒有親身體驗,很多東西做和不做是大不一樣的,你會發現有些時候很理想主義,但一到實際做就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教員和學員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這也是我們中央黨校的一個優良傳統。

采訪者:您感覺中央黨校在自身的精神氣質方面有什么特點?您對青年教師在傳承這些精神氣質方面有什么建議?

盧先福:黨校的精神氣質是個大文章,需要好好概括。根據我個人的體會,成為一名合格的黨校教員,展現黨校教員的精神風貌,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要求。

第一,要有榮譽感和使命感。熱愛黨校的事業是第一位的。首先要有情感,覺得黨校是自己的家,自己得兢兢業業地把工作做好。因為在中央黨校這個最高學府從事黨的教育事業,是非常光榮的一件事。自己在這里工作,就要對得起這個事業,要有一種崇高的使命感,要千方百計地把工作做好。

第二,要有目標和追求。當教員,在教學、科研上要有自己的計劃,在哪些方面應該達到什么要求,遠點說就是成就什么事情,近點說就是把這個事情做到什么程度,對自己要有要求,最好每年都有一個計劃。年輕教員的時候容易碰到一個問題,就是剛入校可能沒有很多任務,所以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幾年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其實這個時候可以去聽課,可以多讀書,琢磨著搞一些科研,不能讓時間浪費。你要想到,在哪個領域的研究上我要爭取有點自己的見解,搞科研要弄清自己的主攻方向。在對待工作和事業上,一定要有目標和追求。

第三,要刻苦讀書鉆研。要打下比較扎實的理論知識功底,不能滿足于一知半解。咱們黨校有一些老同志為什么教學比較受歡迎,科研上也很有成就,就因為他們確實功底深厚,寫出來的東西一看就不一樣。所以做學問還是要刻苦,要下功夫,功夫不負有心人。

第四,要有良好的學風。學風就是我們說的理論聯系實際。要扎實,不要浮躁;要實事求是,不要夸夸其談、嘩眾取寵。你有多大的能力別人是知道的,不要自吹自擂。從某種程度上說,學風就是一個人品問題。學問做得好,人品也得好。

(訪談整理:薛偉江 田玉玨 李 政)

[責任編輯:張迪]
標簽: 中央黨校   盧先福   黨的事業   調查研究   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