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學界三十多年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和闡釋不斷開出新路，已經實現了廣泛和深刻的突破，發掘和發展了諸多熱點，也分化形成了多種解讀的范式。改革開放新時期提供了開放多元的社會和學術環境，在哲學領域首先造成的就是“西學”再次“東漸”的浪潮。希望從過去未被考察(至少是未被重視)過的資源中尋求出路，援“西學”入“馬”，以“西學”來解“馬”，作為資“馬”之鑒，尋求出“新”，成了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的重要路徑。概而言之，這種“以西學解馬”可以分兩種：一種是以西方近代哲學為資源，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一種“啟蒙主義”式的解讀;一種是以西方現當代哲學為資源，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一種“后現代主義”式的解讀。

一、“啟蒙主義”式理解

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一種“啟蒙主義”式的理解，這一理解路向是同啟蒙運動以來西方近代哲學的基本立場一樣，主張一種人本主義的理念，推崇“人性”和“人”的地位、意義、權利、尊嚴、價值等。在理論論證方式上，這一路向往往表現為對“青年馬克思”的格外倚重，或者雖然關注和援引馬克思成熟時期以及恩格斯列寧等其他經典作家的學說論斷，但實質上以馬克思青年時代的一些思想和表述為核心，作為基本的統攝性的理論資源。同時，這種解讀方式往往又引入如康德等西方近代思想資源，解讀、補充、融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用以反對其所認為的舊哲學和舊政治意識形態教條，乃至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回到××去”。用“啟蒙主義”范式來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其現實基礎可以是歸結為對西方業已實存的那種“人的自由”的表現形式即實存的現代化道路的推崇，而在哲學上的具體表現，則是回到了西方近代哲學的某種形態，不同程度采納其具體的觀點內容或其根本的思維方式，馬克思主義哲學也被看作西方近代哲學大潮中的普通一支脈。

（一）“新啟蒙”的意識形態想象

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啟蒙主義”式的理解，是有別于傳統馬克思主義敘述的最早的一種理解路向，其發端是20世紀80年代我國社會思想界普遍興起的“新啟蒙”思潮。作出“啟蒙”式的理解，提出人本主義(“人道主義”)的口號并進行理論闡發，首先是出現在思想文化、法權觀念領域，進而指向政治的上層建筑領域。這一思想路向，倚重于對“青年馬克思”的再發現，將馬克思塑造成“人道主義的馬克思”。這些做法是有其時代根據和內在理路的，它是中國歷史語境下的必然產物，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的歷史起點的產物。我們甚至可以說，不經歷這樣一個否定的階段，也就不會有對馬克思主義真正加以堅持和發展的否定之否定成果。其實，馬克思本人在其思想早期，在普魯士落后的但處于變革前夜的社會形態中，也正是立足于近代西歐啟蒙主義的思想基礎，從最初對康德和費希特法哲學體系的信仰，進而成為青年黑格爾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再到吸收當時某些尚屬粗陋的共產主義者的學說以及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重要影響，對頑固的封建勢力，對宗教和政治進行理論批判，并在理論上提出對未來新社會的演繹和構想。以此來看，啟蒙主義的理解路向，在歷史和邏輯上都是必然的一個環節。

在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的時代思想合唱之中，主要的理論工作方式還不是自主建構，而是對西方思想文化著作進行大規模譯介，攀援其上進行自己的闡發。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廣為傳播的如“文化：中國與世界”“新知”“走向未來”等著名的叢書冊子，本身題目就有著打開國門、打開視野的“啟蒙”之寓意。就像有學者評論的：

“新啟蒙”時代的學者們“不是從官方意識形態的需要出發……而是從當時整個社會的思想和文化變革的需要出發，從他們對于自身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和歷史使命的理解出發，投身到大規模的翻譯活動的組織工作中去。對于他們而言，這絕非技術性的工作，也不是學術性的工作，而更是一項思想性的工作，一項精神啟蒙的工作”。

而在此西學再次東漸的熱潮期間，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都不是置身事外的，而是參與其中的雙向互動過程。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及許多國外馬克思主義流派的理論著作中譯本的出版和傳播，是當時這種思想性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即使是一些原先已經為國人熟知的馬克思著作特別是早期著作，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被重新“發現”和審視，激發起了國人對青年馬克思的時代境遇、青年馬克思理論創作的共鳴和有側重的解讀。

反思和批判人的“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境遇及其原因，這是“新啟蒙”大潮中的時代議題，而讓馬克思主義哲學參與其中，進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啟蒙主義式的解讀，把啟蒙的問題當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這種解讀在更深層面上是“借用”，即借用馬克思充當了合法性資源和理論武器。正因為是這樣一種借用，所以即使是西學領域的研究者們，也會樂于引馬克思為資源，如前述“走向未來叢書”的前言，就是在剝離了“無產階級”和“武器”的話語之后，套用馬克思關于“思想的閃電”擊中“素樸的人民園地”的不完整格言。用啟蒙主義的視角來解讀和“借用”馬克思，表面上是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去政治化，但是，這種去政治化又包含著自身的另一種政治，另一種意識形態，是從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人類解放”退回到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政治解放”。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在于發展水平的落后，中國近代史上追求民族民主革命并最終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救亡壓倒啟蒙”，實際上并沒有完成例如反封建、反專制的歷史任務，因此，需要在啟蒙理念的指引下，首先完成思想的革新，追求西方現代文明的基本成果，尤其是現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成果。

歸結起來，就如同馬克思評價黑格爾哲學中對自然、精神和現實的人的形而上學改裝一樣，“新啟蒙”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想象，是意識形態化了的“現代”“傳統”和“馬克思主義”。這一“新啟蒙”語境下的“現代”，是等同于“現代西方”，包括對“現代西方”所呈現之結果和所由達成之道路，都只是一種籠統的把握。這種籠統把握的“西方”圖景，缺乏分析，也缺乏批判，更加入了很大的想象建構成分，其中特別突出的是無意或有意地回避了對籠統的“現代”和“西方”進行明確定性，即加以資本主義的定性。同樣，它也意識形態化地籠統對待“傳統”，其中也包括了既往社會主義實踐的傳統，把傳統社會主義看作是由封建的、東方專制社會的因素與產生于西方先進文明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合與雜糅。以上兩點在邏輯上的必然結論是，被“啟蒙主義”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即參與到80年代“新啟蒙”的時代合唱中的馬克思主義，要么被作為過去的迷誤殘余，受到徑直的批判攻訐，要么只是作為被意識形態地改裝了的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失去自身獨立存在的必要。事實上，從“啟蒙主義”路向的后續發展來看，其主流的確是同馬克思主義哲學明確地分道揚鑣了，它不能不被揚棄了，它已經被揚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