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次飛躍：達成實踐的、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開啟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還對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它們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提供了哲學基礎。但到稍后寫作《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時，馬克思思想發生了一個重要的轉變，轉而對這兩派舊唯物主義進行批判，這是馬克思思想的第二次飛躍。自此之后，馬克思徹底超越了近代啟蒙的“哲學”傳統：他的世界觀越出了傳統意義的“哲學”范疇，要求對“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進行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清算了以往的哲學和他們以往的哲學信仰。唯物史觀的提出，徹底終結了關于人性、理性、自由等的抽象人本主義設定，揭示了它們真正得以生發出的實踐基礎。這可以說是馬克思對第一次飛躍后所開啟的對啟蒙傳統的抽象理性和抽象實踐之超越的完成，同時又為進展到對“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的具體細致考察、包括對既往具體考察的理論成果的批判開辟了道路。作為兩者之間的過渡，像馬克思回顧時指出的那樣，在《哲學的貧困》《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和《共產黨宣言》當中，一方面公開展示了唯物史觀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包含有政治經濟學的初步結論，斷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具有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前景。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還在強調“完成了的自然主義”和“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的統一，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則直接從人和自然既對立又統一的規律出發來研究人和自然的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自然界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正如感性的人是實踐活動的產物一樣。無論是人，還是自然界，都不能抽象地談論，它們都是歷史中的人和歷史中的自然，也就是處于不斷改變中的人和不斷改變中的自然。“由此可見，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當然也能夠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夠描述事物的這些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最初闡述。在這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活決定意識”這一原理的基礎上，第一次指出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以及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對于全部生活生產的制約作用。后來，馬克思明確地把它表述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進程”。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曾認為費爾巴哈“創立了真正的唯物主義和實在的科學，因為費爾巴哈使社會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同樣成為理論的基本原則”。但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開始批判費爾巴哈和18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認為他們看待“社會關系”至多是從現存的社會關系本身出發，而不是從實踐的角度即從現存社會關系必然被改變的角度出發。實踐意味著矛盾的不斷產生和不斷解決，因此實踐唯物主義不僅要求“按照事物的真實面目及其產生情況來理解事物”，而且要求通過揭露現存事物的自相矛盾來揭示它的未來發展，即它的可變性。實踐唯物主義者不是從現實中排除矛盾，然后在此基礎上對現存事實進行無矛盾和無發展的思考。相反，由于把現實本身理解為實踐活動的產物，因此唯物史觀必然立足于以實踐活動本身為核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統一，立足于矛盾的產生和矛盾的解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產關系中談論人，并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看作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把經濟的解放看作人類解放的物質基礎，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是這一經濟解放的物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