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關鍵性問題被忽略，導致全球化發展失衡和受阻

從危機后的“黑天鵝”到當下熱議的“灰犀牛”，其實都是在強調當下世界經濟的風險不僅沒有減少，而且極有可能變得更加兇猛。在我看來，次貸危機10年來，全球化正處于十字路口。如果不加重視并采取有效措施，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很有可能就是一頭“灰犀牛”。

坦率地講，對“逆全球化”很多人理解有誤。實際上，現在出現的是一種與全球化相伴而生、并行并存的反對全球化的思潮和聲音，而不是全球化終結或者逆全球化趨勢。全球化的邏輯是市場化與開放性，即市場機制在相互開放的全球經濟體系中有效配置資源，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加速科技進步與發展，發揮貿易和知識、技術進步的溢出效應。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全球化時代的分工型國際貿易，在大多數年份里推動全球貿易增長速度數倍于全球經濟增長速度。這體現了發展經濟學強調的“國際貿易是經濟增長的引擎”這一結論。同時，我們也欣慰地看到，上一輪全球化發展中，不僅發達國家得到長足發展，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實現了較長時期的經濟趕超和發展。因此，從發展趨勢和發展規律來看，全球化不可能出現逆轉趨勢甚至終結。

但也要看到，上一輪全球化發展中有三個關鍵性問題被忽略，結果導致全球化發展失衡和受阻，這也是導致次貸危機10年后出現反對全球化的原因所在。

一是忽略了全球化配置資源過程中資本要素的可流動性與勞動要素的不可流動性問題。全球化進程中，由于各國有著嚴格的移民管制，使得一般的勞動要素事實上無法實現全球化流動和配置，由此導致強勢資本的高回報率與弱勢勞動的低報酬。這一點可以從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過程中的投票格局就可以看到，尤其是特朗普后來的選票就主要來自傳統制造業和藍領的支持。

二是忽略了全球化進程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問題。由于存在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不同，參與全球化發展的國家之間收入分配并不平衡。不僅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擴大，而且各自國家內部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擴大。全球性收入不平等問題加劇，導致社會階層分化、收入流動性下降，由此激化了更多不滿和反對。

三是忽略了實體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上一輪全球化更加注重全球資本和產業轉移，發達國家把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重點發展金融等虛擬經濟。過度金融化與產業空心化并存，直接導致中產比重下降、經濟虛擬化和泡沫化等問題，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由此，值得反思的是如何推動金融等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防止產業空心化和虛擬化發展。

顯然，全球化發展亟待進入修復和再平衡的新階段。我們需要從建立和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入手，確保全球化朝著更加公平、更加開放、更加包容和更加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尤為重要的是，必須圍繞發展這一根本問題，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訴求，形成多方合作共贏和普遍收益、共同接受的新型多邊合作發展治理體系。這樣的全球化才有內在動力和發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