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當代國際政治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世界性權力轉移與全球治理新發展、東方文明復興以及中國的和平發展等匯合在一起，共同對全球治理的領導權提出了新的要求。2030年左右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經濟體，但中國在軟實力、軍事等方面還不能與美國相提并論。即使中國綜合實力不足以成為全球治理的絕對領導者，只要具備一定的條件也可以擔負領導者的責任。從歷史和現實看，中國可以采取聯合領導的方式實現引領全球治理的任務，只是需要精心設計聯合領導的具體方式和架構，并且形成國內國際政策的高度統籌和高度穩定性。
【關鍵詞】全球治理 權力轉移 領導權 中國戰略
【中圖分類號】 D8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14.003
國際政治中領導權問題的理論淵源
國際政治客觀存在權威現象與領導權。從本源上講，權威是人類歷史上的社會現象，它是與國家、政治權力密切相關的概念，用恩格斯的話講，“權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強加于我們；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有一種使得各個分散的活動愈來愈為人們的聯合活動所代替的趨勢。但是，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而沒有權威能夠組織起來嗎？”①這里，恩格斯顯然認為權威就是必要的政治形式與手段，在人類社會沒有發展到一定的歷史階段之前，不會也不應退出人類舞臺。從本質的意義上講，權威就是權力，②國際權威從根本上講就是國際權力的一種延伸，只不過這種國際權力與傳統現實主義學者所講的權力，在研究重點上更加側重于軟實力、權力的社會形式或權力的合法形式而已。③但是，國際社會是由主權平等的民族國家以及形形色色的國際組織組成的，不存在高于主權國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實際上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中并不存在國內政治意義上的權威。然而，國際政治中存在著國際控制和國際秩序，實施國際控制的是有威望的大國及其聯盟。摩根索教授曾經強調了國際政治中的威望的重要性，摩根索之后的學者沿用了威望這個概念，在國際體系研究中談到了威望在國際控制中的作用：“在每一種國際體系中，組織和控制其間諸部分互動進程的，都是那些在不同等級層次的國際權力和國際威望中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如果說權威是國內社會命令中心這一特征一樣，威望是國際關系中的日常貨幣，……國家之間的交易及其談判結果主要取決于參與各方的威望。”④秩序和優勢權力是國際政治的基本追求之一，因此，國際政治運作過程中客觀上存在著權威問題，國際威望實質上只是國際權威的另一種表述而已。
國際權威是指獲得一定程度的國際認可的權力。國際權威之所以需要，是因為擁有國際權威的大國或者大國聯合，能夠更加容易地獲得優勢權力，獲得其他國家的服從，進而建立一種世界秩序。那么國際權威有什么特點呢？首先，由于國際服從程度大大低于國內政治服從，因此，國際權威只是一種低強度的服從，但是，它從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服從，服從的形式包括加入強國的聯盟，加入集體安全體系，割讓領土來換取和平，接受不平等的貿易條件等。第二，國際權威本質上是一種自愿理性權威，而不是國內政治中的法治權威。有人認為，這種權威類似于馬克斯·韋伯的第四理性概念，是“根本上講平等的個體通過對所有人開放的理性考慮而達成的集體決策”，根據這種理性，行為體服從統治不是基于恐懼，也主要不是考慮到收益大小，而是自愿地理性地這樣做，將之視為份內之事，道義上的責任；國際社會中，雖然沒有世界政府，但仍然處于有序的狀態之中，關鍵是因為國際政治文化或各種國際制度操作的自愿理性權威在發生作用，由于國際關系行為體自覺地、非功利性地遵循理性權威在發揮作用，完全將國際政治文化內化，這樣，國際政治文化就生成強大的國際合法性和權威，這種權威是國際治理的最雄厚資源與最高境界⑤。第三，國際權威與大國的領導權有著天然的聯系。國際權威或威望并不是任何國家都可以獲得的，往往是大國才能建立起一定的威望。卡爾認為，研究世界秩序的學說普遍認為世界秩序依賴于超強國家，而超強國家有權成為領導者，這是因為實力或權力是決定性因素，任何大國包括英美德日追求領導地位并不狂妄荒謬，只有尼加拉瓜或立陶宛追求領導地位才是荒謬的。⑥然而，最有實力、最有權威的大國，往往是世界領導者的潛在候選者。
在國際政治的演變過程中，為了確保世界和平、伸張國際正義、解決世界性危機，出現了關于權威安排的競爭和合作，不同的國家或國家集團，從自己的世界價值觀和利益訴求出發，會提出不同的世界政治秩序主張，那些國際硬實力和軟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或國家集團，有條件宣傳實現其政治主張，從而擔負起國際治理責任的國家，顯然更易獲得國際事務的領導權。從現實主義的觀點看，世界領導權就是超強的世界控制權，世界領導權之爭就是主導權之爭，登上世界權力之巔的大國就是世界領導；從理想主義的角度看，世界領導權就是推動人類社會和世界政治向前發展的國際權威，純粹的硬實力自然轉化為領導權，只有具備了一定合法性基礎的最高國際權威才可能成為世界領導者。
秩序變革與治理赤字突現了領導權問題的重要性。本質性問題往往在歷史的重大關頭才突現出來，領導權問題就是如此。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國際社會更愿意強調主權平等和主權制度，反對出現凌駕于各國主權之上、肆意干涉各國內政的國際權威，這是維護威斯斯特伐利亞體系的需要，也是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需要，因為，在過去幾百年的國際關系史中，正當的國際權威容易被帝國主義利用，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時期內，瓦解殖民體系、解放世界政治生產力，實現普遍性的民族解放和民族自決是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所在，也是最主要的進步力量的任務，自然也成為最正確的政治話語。然而，并不否認，有兩種重大歷史關頭的情形也是為國際社會所公認的：一是為了維護人類的共同利益與世界和平穩定，大國和大國協調機構可以從人道主義等角度干預失敗國家的政治行動；二是在人類社會危機管理的時代，如果人類面臨整體性危機的形勢，一部分負有世界歷史使命的大國、國家集團和社會力量，可以采取必要的政治手段，建立起足夠的國際權威，引導國際社會走出危機，重建世界的公平、正義和美好未來。
深入思考在世界政治秩序大變革之際的領導權及其轉移問題，是致力于理論創新的持不同政治立場學者的共同興趣。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者走在了歷史的前列。馬克思主義者強調的權力轉移是指無產階級作為一支國際力量如何改變資產階級主導下的市民社會結構，實現全面和完整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領導權，而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更多地從霸權戰爭和霸權維護的角度看待大國世界領導權的內容與實現條件。霸權與領導權是緊密聯系又有所區別的，兩者都指政治主導權，但最大的不同是，霸權更多地與控制世界秩序的權力相聯系，出發點是控制世界，獲得主導世界資源的好處，霸權興衰循環往復無法體現人類社會的進步性，這顯然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不符；而領導權則是代表人類發展方向的先進力量引導國際社會發展方向、向全球政治提供公共物品的權力和責任。從國際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理解領導權，有助于擺脫西方學者關于世界政治周期性波動的宿命論認識，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領導權的本源認識，對于國際社會發展和人類社會變革堅持積極向上的態度，同時又吸取西方國際政治學者關于國際合法性、國際權威等因素在定義領導權方面的積極成果。因此，有必要倡導一種積極的、與全球治理相適應的國際領導權理論。
為什么在世界秩序大變革之際最需要正確的國際領導權？首先，這是由人類社會發展的政治使命決定的。進步的國際政治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保障，世界秩序大變革是各類政治力量混雜，進步力量與反動力量較量最激烈的時候，最需要給予正確引導，沒有先進力量的引領，人類政治就會陷入反動和曲折。世界秩序變更往往是世界生產力發生重大變革在政治上層建筑上的反映，那些能夠適應或者代表世界生產力的國際力量和政權，顯然會主動承擔領導國際政治變革的重任，因而會發出自認為能夠代表國際社會公意的國際倡議，并進而試圖引導或引領國際社會，這種國際力量如果能夠形成國際集團或跨國力量，則會進一步追求世界領導權。這樣，領導權的問題就突出地擺在了世界秩序的面前。其次，世界性危機管理客觀上需要強有力的國際領導力。世界秩序急劇變化，往往是世界性危機的爆發期，經濟性危機在前，政治性危機在后，危機是結構性矛盾長期積累而迸發的表現，需要采取斷然措施、特殊手段和集中力量加以解決，比如，上個世紀70年代國際社會建成七國集團解決石油危機，90年代國際社會二十國集團解決國際金融危機。有效的危機管理是謀求國際合法性資源的重要機遇。“國際體系中那些較弱小的國家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服從較強大的國家的領導，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們接受現存秩序的合法性和實用性。總的來說，它們更喜歡現狀的確定性，而不喜歡變化的不確定性。而且，那些居于從屬地位的國家的統治者及其聯盟，經常與占統治地位的國家結盟，并且把它們的價值和利益看成同后者的價值和利益是一致的。那些帝國和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則提供公共商品（安全、經濟秩序等），作為其他國家服從它們領導所得的利益。”⑦第三，世界性權力轉移需要國際制度的創新和保障，而創新國際制度需要發揮核心國家的引領作用。世界秩序急劇變遷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世界性的權力轉移以及國際制度的重建，后者的成功與否，能夠對世界性權力轉移的外部環境與運行進程產生重大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守成國與挑戰國無疑希望能夠通過制度創新解決新舊秩序的規則對接問題，但是，如果不同制度方案體現的更多的是對抗而不是對接，那么，這就是暴力創制而非合作創制，理性的選擇是讓有國際責任的大國發揮引領作用，采取各種方式加強國際協調，形成適合于制度創新的權力安排，這本身就是國際領導的誕生過程，因此，那些注重國際制度創新的學者，一度成為研究霸權的最積極的學者。
新時期的全球治理客觀上需要相應的國際領導行動
全球治理的進步性、危機管理本質與權力轉移背景。全球治理是國際關系行為體對全球性問題的共同治理，是區別于國家治理、區域治理的一種治理方式。它具有鮮明的進步性、危機管理性和權力轉移的背景。首先，它是一種進步的人類事業。進步性是國際治理的基本屬性。馬克思主義認為，國際政治隨著國際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符合人類社會發展方向，順應世界政治前進潮流，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的國際政治活動，都是進步政治的組成部分。戰后西方國家出現的一體化理論、國際制度理論以及社會建構主義，雖然有著維護本國國家利益的歷史局限性，但都相信人類政治現象是向前發展的，并從技術上提出了維護世界和平的理論主張，又有其進步性的一面。從國際政治實踐看，19世紀歐洲協調過程中最終廢除奴隸販運制度、20世紀初華盛頓—凡爾賽會議把民族自決、公開外交等原則上升為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二戰期間五大國籌建聯合國，都是國際政治進步性的體現。全球治理又是國際政治發展到最近階段進步性的集中體現，它的主體比傳統的國際統治主體更加豐富，不僅包括主權國家或國家集團，還有非政府組織甚至著名的國際活動家，它更加貼近人民主權和國際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更加講究國際法治和共同治理，是對權力政治的一種超越，符合國際關系法治化的方向；全球治理著眼消除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提高全球社會的共同福祉，讓全球化為人類服務。
其次，全球治理具有強烈的危機管理性，全球治理是對于上個世紀以來日漸嚴重的全球危機的管理，特別是對于核擴散、氣候變化、極端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的綜合治理，這些問題已經隨著經濟的復合相互依存而疊加在一起，構成了對人類命運的共同威脅，從而使得全球治理成為人類自我拯救的共同努力。以全球經濟治理為例，學術界認識到，“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全面性、系統性和破壞性是前所未有的，暴露了全球經濟多方面的失衡和結構性矛盾，突現了現有國際經濟體系的重大缺陷，是最主要的全球經濟治理的對象之一”。而近年來系統性經濟危機的破壞性呈現弱化跡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全球化推動了國際協調的深化發展，世界各主要國家倡導全球協調共渡難關，對于遏制危機影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⑧這就是二十國集團、七國集團以及金磚國家組織等全球經濟治理機構的主要任務。
第三，全球治理具有明顯的權力轉移背景。當下正在進行的全球治理與正在進行的世界性權力轉移互為背景，交織在一起，不僅使得全球治理成為一項錯綜復雜的進程，也使得當前的權力轉移富有進步意義。守成國一方面從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支持全球治理，甚至本身也是全球治理的領導者，另一方面又不甘心讓新興國家搭上全球治理前進的便車，企圖給新興國家參與全球治理制造障礙，使得本來并不順暢的全球治理更加困難重重。正是由于全球治理具有進步性、危機管理性和權力轉移相關性，而本文在第一部分認為世界秩序發生劇變之際最需要確立領導權，因此，全球治理自然成為一項須臾不可缺少有效領導權的國際政治事業。
歷史表明全球治理需要且能夠被引領。從歷史上看，全球治理自始至終都在一種或多種國際權威的影響下進行，其中擔負領導任務的多是國際政治中的大國，或者稱為國際政治主角。國際政治主角是具有關鍵性影響和作用的主要力量，是國際政治格局的主角，處于國際矛盾的中心，也是協調和解決沖突的基本力量，隨著世界形勢的發展和大國的興衰而幾經更新，遲早會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⑨國際關系史表明，在國際體系演變的重大歷史關頭，總有一些大國運用其自身的權力資源包括軟實力，提出新的政治理念和國際倡議，不但促進了自身的大國社會性成長，也從自身的客觀條件出發，推進了國際政治的發展，部分地發揮了領導或引導作用。⑩這種情形屬于最常見的全球治理引領模式，即由某個大國充當全球治理的引領者，這是一種單極模式，這種引領雖然較為有效，但在形式上并不徹底，往往囿于本國利益的局限。還有一種多極引領模式，是指引領者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實現單獨引領，而是采取與其他大國聯合的形式，歷史上“英國治下的和平”與“歐洲協調”體制，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還有一種模式是采取更大范圍的政權聯合或者社會組織聯合來實現國際引領。后者雖然符合后現代政治的方向，有越來越多的可能性，但是在實踐中仍然要遇到世界性民族國家體制和基本國際法律制度的抵抗。這就是為什么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不結盟運動等國際權威力量未能夠成功地領導國際社會的主要原因，然而不能否認，它們也以自己的方式推進了人類社會的變革與發展。
全球治理的第三波發展及其國際領導權意義。從寬泛的意義上講，全球化的開始之日即為全球治理的開始之日，因為全球治理從本質上講就是管理全球化的，但是，從現實性上講國際社會擴展到全球之時全球治理才有意義。因此，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治理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是自由資本主義由歐洲向全世界擴張的年代，是歐洲之外的新的國際政治主角如蘇聯、美國登上歷史舞臺，世界性民族國家體制進入實質性階段的時刻，也是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全面顯示的時期，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這個時期的全球治理之重任是，如何探索出一條解決世界性資本主義危機的道路。?社會主義開始成為一種發展方向，不少民族主義國家或古老的帝國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決定要走一條避免資本主義危機的政治發展道路。因此，各種世界政治的主角都試圖來引導全球治理。這個時期的全球治理的實質執行者是英國，英國依靠的是強大的殖民帝國體系、金本位的全球金融中心和超強的海軍力量，以及國際聯盟這個全球治理平臺，在這一輪的全球治理中，英國的主要戰略伙伴是法國和美國，戰略競爭對手是德國和俄羅斯，而全球治理新理念的倡導者則是美國和蘇聯。美國倡導的威爾遜主義、羅斯福新政，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運動，都對解決世界性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提出了重大貢獻。這個時期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是“帝國主義及其控制下的世界性殖民體系怎么辦”，結論是是解放被壓迫民族，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在全球實行主權平等的制度。
全球治理的第二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至“9·11事件”之間的時期。這個時期內，美國依靠其強大的工業化體系、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以及超強的軍事實力，實現了對全球權力的控制，特別是通過聯合國這個重要的多邊性國際組織，實現了對全球安全的控制，由于美國是戰后世界秩序的主要創建者和維護者，因而美國把這一段時間稱為“美利堅治下的和平”。而蘇聯在很長一段時間通過支持建立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等措施，反擊了美國等國家的帝國主義政策，推進了國際關系民主化，一度實現了與美國在全球事務上的共同領導權，但是，由于過于追求對于美國的戰略優勢而忽視了自身建設，特別是自身軟實力的建設，在國際社會動員、國際公共物品提供、國際合法性建設等方面不斷落伍，從而喪失了全球治理領導權的基本條件。在第二波的全球治理過程中，中國、印度也發揮了一定的聯合領導作用。中國主要是依靠團結第三世界，利用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個全球治理平臺，先是旗幟鮮明地建立反帝統一戰線（主要針對美國霸權主義），后是聯合美國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成為新興經濟體中的引領者，最終成為世界多極化中的重要一極。印度則領導了七十七國集團和不結盟運動，在一定的范圍內擔負領導責任。在第二輪全球治理過程中，美國上升為領導者，蘇聯的角色十分復雜，它既是美國的競爭者，又實際上維護著戰后秩序。這個時期的全球治理，核心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怎么辦？”結論是要順應經濟全球化大勢力，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建立更加完善和擴大的全球市場經濟體系，加強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反對世界政治的陣營化。
進入20世紀以來，全球治理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我們不妨稱之為全球治理的第三波。這個時期的核心問題是“人類怎么辦？”這時的全球治理主要是考慮人類生存問題，主要是因為氣候變化明顯、極端恐怖主義建國、資源競爭惡化、全球發展失衡、全球治理赤字、文明沖突加劇等全球性問題積重難返、厚積而發的全面性國際公共管理危機，這場治理超出了意識形態斗爭、國家身份沖突和區域地緣政治等范疇，這就需要世界領導者從更加長遠的戰略視野、更高的道義立場思考全球政治問題。由于美國作為最大的發達國家采取了不斷收縮的戰略姿態，而歐洲作為戰略力量的作用在不斷下降，逆全球化、民粹主義和政治保守主義等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因此，國際社會期待新型的全球治理領導者出現。
2030年的全球治理領導權問題及中國的引領作用
2030年是一個近年來被國際社會激烈討論的年份，被學術界譽為世界性權力轉移的里程碑時刻。這主要是因為，屆時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新興國家集體崛起為與傳統歐美發達國家同等重要的國際政治力量，世界秩序變革到達了一個歷史的臨界點，全球治理進入了第三波的關鍵時刻。與此同時，由于新興國家大部分是昔日歐洲列強的殖民地、東方國家的代表、混合經濟模式和政治模式的實踐者，因此，某種程度上代表了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客觀上形成了東西方的文明對話，意味著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道路不再占有主導地位，一種新的、非民族國家支撐的、后現代性的治理模式很可能在東方世界獲得完全的合法性并被西方世界所接受，這樣，這個年份具有了世界歷史的意義。從國際政治角度透視這個年份的本質，無疑首先就是全球治理向何處走，全球治理的領導權將以何種形式實現。
2030年全球治理特點對全球治理領導權的要求。在未來十年多的時間里，國際政治繼續呈現出全球化與逆全球化、一致性與多樣性、現代化與后現代化、政治進取主義與政治保守主義的沖突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平衡發展，全球治理依然是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重建全球治理的領導權，完成世界性權力轉移是下一個階段國際政治矛盾的主要方面。
首先，國內治理與國際治理交織，治理形勢嚴峻，治理赤字擴大，全球治理亟待治理的協同性和主動性。正如美國未來學家指出的，“未來15至20年，隨著權力比今天更加分散化，不斷增多的各類國家、非國家行為體以及諸如城市等的次國家行為體，將發揮重要的治理角色。各類玩家不斷增多，需要他們肩負著解決重大跨國挑戰的任務，但由于價值觀各異，因而過程將更加復雜。守成國和新興國家之間將缺乏共識，2030年，多邊治理將舉步維艱。由于長期的積重難返，全球治理可能更加支離破碎”，將出現三種預測的前景：最壞的全球治理前景是出現“大停滯的世界”，亞洲發生“大博弈”，地區沖突風險劇增，域外強國會介入，從而引發全球政治動蕩，全球治理赤字突現；更加現實的前景是，全球失衡加劇，更多的國家離開歐盟，美國在能源方面實現獨立供應，其依然是最強大的國家但不再全方位地領導世界，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均表現平平，中國的國內治理出現問題；最樂觀的前景是，出現一個“大融合的世界”，中美歐戰略伙伴關系體系建立起來，中國國內改革推動大國間政治信任實現，技術創新帶來全球財富的快速提升。?從美國上述權威機構的分析看來，追求“大融合的世界”，關鍵要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一波技術創新的浪潮并加強大國間的聯合。這也正是近年來國際社會治理全球性問題的主要方向，在這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美國對于自己國際身份的定位。美國如果定位于一個貿易保護主義者和反全球化的力量，則會對于全球治理是一個致命性打擊，而中國若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無法與其他大國建立起政治互信，則會對全球治理聯盟的建立產生負面作用。可見，中國的國內治理與美國的全球責任仍然是應對全球治理危機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只有中美的聯合治理與戰略伙伴的成功，才是這次世界性權力的和平與順利轉移的戰略保障。
其次，全球治理機制建設任重道遠，必須更加體現新興國家的代表性和決策權。“到2030年，當前大部分由西方主導的國際機制，如聯合國安理會、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將實現轉型，新興經濟體會在其中發揮同等重要的作用。這些新興經濟體，既包括我們熟知的新興大國如巴西、印度和中國，還包括一些第二梯隊的新興國家，它們將在國際社會中發揮更大作用。就像2008年為解決金融危機，二十國集團取代了七國八國集團那樣，我們可預見其他的一些多邊協調機制也會更新換代—多半會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產生。即使2030年的全球機制很好反映了各國實力地位的變化，但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日漸增多的全球挑戰仍不可知。要在合法性與效率之間尋求平衡，將變得更加困難：當一個決定作出時，既要確保所有相關國家都能參與其中，又要限制有決定權的國家的數量，以保證決議順利推出。多極化推進與權力擴散齊頭并進，將使國際機制改進升級難上加難。可如果不改革，這些國際機制將在廣大新興國家的公眾眼中喪失合法地位。”?將新興國家這個群體納入全球治理領導集體中，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新興國家的經濟實體已經構成了世界治理的半壁江山。二是新興國家強烈要求參與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改革和重建。學者們認識到，到了2030年，中國已經開始承擔全球責任，而美國雖然仍然提供全球領導力，但將以合作的模式平等對待亞洲國家。“2030年的秩序，可能是沒有主導力量的多極秩序。新秩序需要一個共同的愿景，以及一個將亞洲各國政府吸引到全球體系的共同戰略……當二十國集團首腦峰會平等接受來自亞洲經濟新勢力的聲音時，重心轉移就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第三，全球治理的多層次和不確性發展，未來的世界領導權具備了多層次和綜合性的特征。全球治理受制于全球性問題的層出不窮，以及傳統大國的戰略收縮和區域治理一體化的受挫等因素，其進程不時地為地緣政治危機和金融危機等打斷，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與此同時，領導權的含義也在發生變化。通信技術突飛猛進，權力擴散更加多維，國家非國家行為體多重結合，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再行使霸權，未來的世界“領導力將越來越是一種地位、接觸能力、外交技巧和建設性行為等多種因素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也就是說，未來的世界領導權，不是某個超級大國的單打獨斗、一統天下，這顯然是那些追求單極世界的國家的最大挑戰。
第四，未來的全球治理將具有更多的世界治理的意味，需要領導者提出較以往更加徹底的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世界政治形式建設方案，這將具有世界歷史性和革命性。全球治理領導權，首先是經濟領導權和安全領導權。根據莫德爾斯基的世界領導權學說，領導權要具備四個基本條件：地理上須是有“安全盈余”的島國或半島國家；國內政治穩定開放，為對外領導提供保障；在世界經濟中居于領先地位；能夠維持海軍力量等全球性政治和戰略組織，集中擁有占世界整體一半以上的海軍力量，并能夠在全球范圍內運用。?這四個條件中，第一個和第三個條件屬于經濟方面的條件，因為第一個條件看起來是地理條件，實際上是指靠近海洋、便于開展海外貿易、具有開拓世界市場的持續追求和創新能力，在當今世界，由于通信能力和交通運輸技術已經大大改變了地緣經濟的格局，因此，是否為海島或半島國家已不再是必要條件，到2030年，每一個致力于發展市場經濟、奉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大國，都基本上具有了這個條件。第三個條件則是一個硬性條件，未來全球治理的領導權首先是經濟領導權，而具備這個條件，則要具有擁有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經濟總量，占主導地位的外匯儲備和貿易總量，具有國際金融體系的規則制定權，該國的貨幣成為流通最廣的貨幣。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經濟領先，主要是指以經濟創新能力為中心的綜合經濟實力。第四個條件屬于安全領導權，即該國能夠提供國際和平與穩定的公共物品，能夠迅速處理地區危機，壓制各類危害國際秩序的行為，確保國際體系能夠正常運轉。因為海軍常常是現代國際安全和軍事的標志性力量，所以莫德爾斯基非常重視海軍的作用，但實際上，到了2030年，安全領導權除了海軍力量之外，網絡安全軍隊的超強能力也是至關重要的。需要進一步注意的是，第四個條件中有戰略組織力這個子項目，戰略組織力包括世界大國建立創造性聯盟、籌設以我為主的國際體系的力量。這是一點具有根本性，涉及了莫氏當時并未充分認識但今日已為世人高度認同的大國軟實力問題。
2030年是中國引領全球治理的重要機遇。一方面，中國具有引領或引導全球治理的基本客觀條件。一是歐美的相對衰落與亞洲的崛起，賦予了中國全球經濟治理的領導者條件。“2030年，國家間的權力擴散將產生巨大影響。以國內生產總值、人口規模、軍事開支和科技投資為依據來衡量全球實力，亞洲將超過北美和歐洲的總和。中國很可能在2030年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在這個巨變過程中，全球經濟能否健康發展，將主要看發展中國家經濟表現是否良好，傳統的西方世界的表現的重要性將有所下降。除中國、印度、巴西外，其他地區大國，如哥倫比亞、印尼、尼日利亞、南非和土耳其，也將成為對世界尤為重要的國家。與此同時，歐洲、日本和俄羅斯等經濟體將衰退下去。”?我國的研究也表明，2030年新興國家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角色日益突現，世界產品工廠從北方國家逐漸轉移到南方國家，世界市場也同樣從北方國家逐漸轉移到南方國家，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在國際貨物貿易進口中的地位將轉變為“六四開”，其中2030年中國的進口總量占世界出口總量的比重將超過四分之一，中國境外投資將達到4.5萬億至5萬億美元，成為最大的對外投資國，GDP總量將大大超過美國且為后者的兩倍。?由于全球治理首先是全球經濟治理，國際領導權也首先是全球經濟領導權，因此，經濟上的成功是賦予中國引導全球治理的最大機遇。
二是美國正在執行一種“有限領導權”戰略，希望美國的領導權是一個有限收縮、有序轉移的過程。即使當前鼓吹美國再領導一百年的美國政治家，也承認美國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進行全方位的領導。這就意味著美國愿意分享領導權。實際上，自佐內克于2003年提出中國責任論以來，美國政府就開始了與中國分享領導權的嘗試。特朗普雖然在就職儀式上強調奉行“美國第一”的外交政策，但從打擊敘利亞、制裁朝鮮、出席G20會議等一系列實際行動來看，美國不會輕易讓出世界領導地位，只是改變以往的全方位領導方式。?2030年，中美兩國從中國責任論、中美共治論、新型大國關系理論以及命運共同體理論等話語互動中逐漸形成了戰略共識。這樣，美國的有限領導權戰略就為中國接手部分的領導權預備了相當大的政治空間。
三是中國海上軍事力量躍升世界前列，具有處理全球安全治理和危機管理的能力。一方面，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軍事超強地位將繼續朝著下行的方向演變，“在2030年，美國仍是全球第一軍事大國，不過其國防開支是否能夠保持在當前水平還有待檢驗。七國集團的傳統軍事優勢也將慢慢消失”。?另一方面，中國的軍事力量的現代化水平將有較大的躍升。當前，中國軍隊正在進行人民解放軍建立以來前所未有的軍事變革，其要點就是抓住當前世界科技革命、產業革命、軍事革命蓬勃發展的歷史機遇，更新軍事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完善議事決策和工作機制，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正是基于這種戰略思考，中國軍隊在更新軍事思維、完善指揮體系、加大軍民融合、提高武器裝備水平和后勤保障能力的同時，十分注重軍事力量的海外運用。為了切實承擔國際責任、履行國際義務、維護國家海外利益，我軍加大了對海外力量運用的各種準備，陸續制定了《軍隊參加非戰爭軍事行動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條例》等軍事立法，加快了與有關國家建立雙邊或多邊航管與保障協議以及其他軍事合作協議的步伐，積極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的海外補給點，不斷增強軍事力量海外運用能力。隨著國產航母的下水，越來越多的美國戰略專家對中國的海上力量發展持樂觀態度。可以預見，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提升和軍事預算制度的完善，經過十多年的持續向前的軍事變革，到2030年，我軍將擔負起更大范圍內維持國際和平的責任，將與其他新興國家一起，填補超級大國戰略收縮后的國際安全保障的真空，初步具備與國力相稱的治理全球安全問題和沖突的能力，為履行全球治理聯合領導權奠定足夠的基礎。
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能夠為國際領導權提供良好的國內政治保障。2030年，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人大民主、政協民主與黨內民主形成了新的互動，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將達到新的歷史水平。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進一步厘順，而東西部之間的不平衡現象得到極大的消除，中產階級占到全國人口的80%，縣級直選的條件逐漸成熟，法治得到進一步的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國內領導權得到進一步鞏固，為國際進步事業的領導權的實現提供了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中國也具備了引領全球治理的主觀需求。一是從人類進步事業的先鋒隊角度來看，要徹底改變當前黨情中的不良情況，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重建新的引領性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要與共產主義事業邏輯上一致，要與人類貢獻有實踐上的對接，要與提升共產黨人的精神境界有思想上的相通，而領導全球治理無疑有助于增進這三個方面的實現條件。二是從中華民族復興的角度來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一固然重要，但領導全球治理是民族復興的主要標志。經濟總量第一與世界領導地位相提并論，正如19世紀20年代中國的經濟總量仍然保持著世界第一，但兩個世紀前中華民族就從世界的領導地位上衰落下來一樣。因此，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如果不去領導全球治理，全球華人就有可能被欺凌甚或“吉普賽化”，這是因為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海外利益的拓展，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向世界，歸化為所在國公民或居民；但是，由于逆全球化的發展和當地政治保守主義、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的不時抬頭，把治理失敗罪責推到華人頭上，實行排華、反華甚至種族欺凌的政策，如果與中國威脅論等結合起來，勢必會產生多方面的不利因素。而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不僅可以通過國際責任和國際領導力來優化國際形象，也可以通過推動全球經濟增長來遏制反全球化或逆全球浪潮，消除排華運動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震懾反華勢力及其慫恿者，提升全球華人的國際政治地位。三是中國有能力實現軟實力提升，在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礎上轉向制度引領、道路引領和文化引領。比如，有學者提出，鑒于美國的世界領導權理論已經走到盡頭，中國可以從歐洲哲學新發展和中國古代天下體系中汲取經驗，構建一種新的世界政治制度。2030年的全球治理要求切實樹立全人類利益優先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著力解決人類總體價值危機問題，解決文明沖突的深刻矛盾，探索一種以世界為取向而非民族國家為取向的全球主義，超越傳統的國際主義。四是中國領導人也認識到全球治理領導權本身也是實現權力再生產的權力資源。柯頓教授指出：“自1999年二十國集團成立以來，中國就向這個俱樂部貢獻了一種小心翼翼的、不斷增加的領導力，而這個俱樂部已經成為全球化時代世界多元峰會治理體系的中心機構。中國已經持續地向二十國集團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制度領導力、物質領導力和政策領導力。”領導權既是責任和義務，也是新型國際權力的重要來源，在擴大對外援助、提供國際公共物品的同時，能夠獲得遠比具體權力資源更大的規則權、程序權和分配權，是一種元權力或者根本權力，它可以派生具體權力，掌握稀缺權力，并在日益激烈的全球治理議題之爭中獲得先機。
中國領導全球治理的定位及方式選擇。2030年前后中國對全球治理的領導，是以準全球性大國身份針對局部全球事務治理的、以責任為取向的跨躍式引領。首先，中國擁有的國際身份是準全球性大國身份，中國雖然可能具備了世界第一的經濟總量以及較高的人均經濟總量，但是，美國在科技創新、軟實力、軍事力量等方面仍然全球第一，依靠其制度霸權占據著大部分議題領域的領導地位；中國在軍事力量、價值觀引領等方面還有較大的差距，特別在軍事方面，“軍隊近年來取得了重大進步，但海上行動迄今為止還局限在近海。”“中國確實具備成為世界領袖的潛力，不過，從現狀來來看，中國仍然需要至少十幾年時間才能滿足前三個條件（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其次，中國對全球治理的領導主要是局限在經濟領域和集體安全領域，并不追求全面的領導地位，以填補國際權威真空的思路實現世界性的權力轉移。第三，中國的領導是以責任為取向的，國際社會對中國擔負應有國際責任的集體期待，促使中國履行了這種來自國際社會期待的國際責任，因此，從本質上這種領導權不是利益取向的，而是責任取向，是國際社會化的結果。第四，它是一種跨越式的引領。從已有的多數歷史經驗看，即使國家實力達到了世界第一，并不自然地擁有世界領導權，需要較長時間的國際政治實踐并積累相當的外交技巧，何況2030年中國并未在所有主要指標上實現世界第一。但是，國際政治本質上是實踐活動，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相結合的過程。歷史經驗表明，“機遇和運氣也（對全球領袖）發揮著一定作用，如果問鼎的機會來了，潛在的全球領袖卻沒有抓住機會，可能就要等待很久才能得到第二次機會。”顯然，當前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最好機遇，中國從全球治理的實際出發，抓住美國主動放棄部分領導權的機遇，發揮主觀能動性，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歷史使命出發，以推動人類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進步事業為己任，以戰略主動彌補戰略薄弱，顯然是一種跨越式的引領。
上述定位，決定了中國參與行使全球治理領導權的方式方法。首先，堅持實事求是，強調聯合領導權原則。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國實踐的全球治理領導權，是一種聯合領導權或者合作領導權，與歷史上美英的情況不同，它是以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為基礎、有其他大國參與、涵蓋聯合國及金磚國家等多邊組織在內的新式大國協調。其次，重視價值引領，倡行人類共同價值。我國提出價值引領意愿，主要是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圍繞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的內容，占領國際道義的制高點。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十二字人類共同價值思想，因引入了中華文明中“和而不同”“存異求同”等優秀思想因子，具備了較西方普世價值更為開放、包容的內涵。對此我們既要擁有傳統文化的自信，又要主動地面對強烈的國際社會期待，部分地抵銷美國在制度方面的比較優勢。第三，強調權力轉移制度為先，重點在二十國集團框架內實現漸進式的權力轉移。二十國集團與歷史上的國際聯盟、聯合國和七國集團等綜合性多邊協調機構都不一樣，具有較強的非西方文明性質、南北均衡發展特點、全球危機管理功能，代表性與有效性兼具，如果得到進一步完善并運作得當，就能夠成為世界性權力轉移的重要制度性依托和基本框架性平臺。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41～344頁。
2王滬寧：《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7～250頁。
3郭樹勇：《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北京：長征出版社，2011年，第292頁。
4吉爾平引述了卡爾、布爾、福爾克、貝爾茨等學者在國際威望或權威方面的論述。參見，［美］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宋新寧、杜建平譯，鄧正來、喬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41頁。
5John Boli and George M. Thomas, 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Since 1875,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73; Ian Hurd,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99, pp379-385，參見《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第312頁。
6［英］愛德華·卡爾：《20年危機（1919～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秦亞青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第212、213頁。
7［美］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宋新寧、杜建平譯，鄧正來、喬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頁。
8張伯里主編：《當代世界經濟》，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5年，第211、221、229～230頁。
9梁守德、洪銀嫻：《國際政治學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10頁。
10郭樹勇：《大國成長的邏輯：西方大國成功崛起的國際政治社會學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1119世紀30年代，美國、德國、日本、意大利、俄國等國都采取了不同的對外政策來解決經濟危機。如果把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看成全球化的結果的話，從某種意義講，這些不同的對外政策也可視為對全球化的管理，即為全球治理的一種做法。當然，這種全球治理不是由綜合性的國際組織來倡導的，持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會指責敵對國家的“全球治理”政策的非正當性，而竭力維護自己的全球治理措施的正當性。蒂莫西•斯奈德就曾指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對于全球化的一種反應。這顯然是站在他自己的政治立場上表達的學術觀點。參見，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Germany, Tim Duggan Books, 2017, p.12。
12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編：《全球趨勢2030：變換的世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譯，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年，第9、18～20頁。
13《全球趨勢2030：變換的世界》，第96、97頁。
14［加］溫迪·道伯森：《亞洲新勢力——2030：世界經濟重心轉移》，趙長一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196、197頁。
15《全球趨勢2030：變換的世界》，第46、163～164頁。
16George Modelski, ed. Exploring Long Cycl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7, pp.60-61.
17《全球趨勢2030：變換的世界》，第4、5頁。
18胡鞍鋼、鄢一龍、魏星：《2030：邁向共同富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4、37、78頁。
19［美］查爾斯·克勞薩默：《美國歸來，世界關注》，《每日電訊報》，轉引自《參考消息》，2017年4月17日，第10版。
20［美］馬修•伯羅斯：《下一個大事件：影響未來世界的八大趨勢》，晏奎、夏思潔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第136頁。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12頁。
22劉亞洲主編：《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6年，第240、241、244、245頁。
23美國海軍軍事學院教授、《中國海軍的船舶制造》主編安德魯•埃里克森認為，如果中國的造船業繼續按照目前的速度發展，中國海軍在2020年將成為世界第二大海軍力量，2030年中國海軍作戰艦隊在數量上、甚至可能在質量上可與美國海軍相比。參見《美學者認為中國海軍2030年有望追平美國》，載《參考消息》，2017年4月27日，第14版。
24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7～158、159頁。
25John J. Kirton, China's G20 Leadership, Routledge, 2016, P.131.
26鄧聿文：《中國為何尚未準備好成為全球領袖》，《南華早報》，2017年4月9日。
27鄧聿文：《中國為何尚未準備好成為全球領袖》，《南華早報》，2017年4月9日。
28郭樹勇：《新國際主義、中國例外主義與全球治理》，《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29張治江：《人類共同價值的國際認同及其建構路徑》，載《理論動態》，2017年第2098期，第24頁。
責 編／馬冰瑩
Global Governance Leadership and China's Role
Guo Shuyong
Abstract: A prominent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that the transfer of world power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revival of oriental civilization and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hina have fared together, posing new demands on the leadership of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will become the world’s number one economy around 2030, but China is still incomparabl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soft power and military force. Even if China’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is not strong enough to get it to become the absolute leader of global governance, it can assume the leading responsibility as long as there are certain cond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reality, China can adopt a joint leadership method to accomplish the task of leading global governance, but it need to carefully design the specific ways and structure of joint leadership, and be able to make overall planning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in a highly stable manner.
Keywords: Global governance, Power transfer, Leadership, China strategy
郭樹勇，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教授、博導，上海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社會學、中國軟實力戰略。主要著作有《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大國成長的邏輯：西方大國崛起的國際政治社會學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