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科技】

人類的發明史就是一部科技史，人們在這部史書里可以發現，有不少發明創造是被世界上不同的人在不同時間各自獨立完成的。因此，有些技術到底是誰先發明的就產生了爭議。當時，人類的交流和活動范圍都很有限，因此科技成果的傳播速度相當受限，也形成一種“時間差”。如今，人類交流的頻率和便利程度都比之前大大提高了，科技的融合程度也大幅深化，現在的許多創造很難像以前一樣被認為是某個科學家獨立完成的，如今的發明大多是合作的成果。

2017年是中澳建交45周年，澳大利亞駐華大使安思捷日前就中澳科技層面的合作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她說，澳中兩國之間一直有非常好的科技合作，而合作正是未來科技發展的趨勢。

記者：科技實力常常被視為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國際科技領域的競爭有時也非常激烈，比如在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之間就曾進行過著名的“太空競賽”。您如何看待國際科技競爭與合作？

安思捷：歷史上，某些重要的科技工程對于國家利益而言確實有著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但我認為現如今，澳大利亞并不愿與其他國家進行對抗。從市場角度看，科技競爭有利于創新和發展；從國家角度看，澳大利亞始終認為自身是國際體系的一部分，如果只在澳大利亞進行科技研究，很難取得突破性的進展。盡管有時也許可以獨立做出一些成果，但在更多時候，研發成果來自于不同國家科學家們的合作。平方公里陣列望遠鏡(SKA，squarekilometerarray)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一個澳大利亞參與的大型國際科研合作項目，也被稱為射電天文望遠鏡。在這個項目中，澳大利亞與其他十多個國家共同合作，而中國也是重要合作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天文領域，澳大利亞早在5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與中國的科研機構進行合作了，當時是通過一位名叫克里斯琴森(WiburNomanChristiansen）的澳大利亞天文學家。這是去年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訪華時，我才了解到的澳中科技合作往事。

去年，我陪同澳大利亞總理造訪了北京天文臺，當時同行的還有著名的澳大利亞籍科學家布萊恩·施密特（BrianPaulSchmidt）教授，他也是非常著名的天文學家。在北京天文臺，我們見到了很多中國頂尖的天文學家，也從中了解到原來澳中之間的天文合作已經開展了幾十年，并且就在最近的貴州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天眼”項目中，雙方也有合作。由此可見，澳中之間在一些傳統領域早就已經有了長久成熟的合作。

我認為，全球性的科技合作正在成為一種常態。每個國家都基于自己的科技發展需要而必須與其他國家加強合作，澳大利亞于2016年出臺了《全球創新戰略》，旨在推動澳大利亞產業和科研的國際合作，希望能夠在全球創新合作層面做出澳大利亞的貢獻。我認為，這確實是大勢所趨，科技合作領域不會再出現如冷戰時期的那種美蘇對抗的局面。

記者：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科技方面與世界上許多科技強國相比，依然有著一定的差距。您如何看待中國的科研實力前景？

安思捷：首先，我認為中國正在迅速擺脫“模仿大國”這種刻板印象，無論是在尖端研究、科技實力，還是知識產權方面，中國都獲得了顯著的成就。坦白說，一些澳大利亞的公司和科研人員曾經的確對于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有一定的擔憂，這也確實會影響到他們對進軍中國市場的信心。這些公司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下了很大力氣，這往往花費巨大。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由于中國迅猛的科技發展速度，知識產權的保護也成為中國政府非常重要的政策。因為它既能保障中國自己的權益，也同時支撐著國際性的合作。我注意到，中國近年來不僅頒布了《知識產權法》，而且還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來保護知識產權，我認為中國未來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值得期待。

其次，每年有大量優秀的中國留學生來到澳大利亞學習，兩國在學術交流層面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很多澳大利亞大學的校長都認為澳中之間的科研合作非常重要，這不僅體現在人員往來上，而且對于澳大利亞各大學的聲譽及科研成果的發表都有著重要影響。澳大利亞與中國的科研合著發表數量僅次于美中合著和英中合著，名列第三，這是非常卓越的成就，畢竟澳大利亞只有2400萬人口。

再次，澳中在商業化方面也有很好的合作。中國擁有廣闊的市場潛力，很多新興企業正在迅速地將創新的產品帶給市場。這個迅速成長的市場對于澳大利亞來說是非常好的機會。特別是，中國也有巨大的科研潛力，是很多年輕的科研工作者和公司都為之向往的理想之地。

記者：您認為知識產權的保護是國際科技合作中保護自身利益的最佳方式嗎？

安思捷：是的，我的確這樣認為。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個平衡點，在獎勵發明者和保障公共利益之間做到平衡。每個國家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平衡點，才能使知識產權保護在商業領域發揮效用。我注意到中國在保護商標、專利等知識產權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知識產權領域，澳大利亞和中國有很多政府間合作。在澳中兩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中本身就有關于知識產權合作的內容。與此同時，我們在此基礎上還成立了專門委員會，在這個機制下我們將與中國的商務部保持合作。現在，澳大利亞還創造性地在使館中設立專門的知識產權辦公室，專門負責知識產權方面的事務。未來，與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合作將是兩國合作的重點領域。

我想舉一個具體的例子，那就是澳大利亞著名的科利耳公司。這是一家專門生產人工耳蝸的公司，知識產權對于他們來說是重中之重，因為這關系到他們的核心專利技術。最近他們將會在成都設立生產線，我認為這體現了他們對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信心。近年來，中國已經在很多領域走在世界前沿，尤其是數碼科技領域，我認為人們應該改變偏見，重新認識中國。

記者：現如今，越來越多的電子產品實現了生產的全球化。然而有趣的是，“安全原因”仍然是國際貿易上經常被使用的非關稅貿易壁壘。有些電子產品被打上“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標簽而被他國禁售。在互聯網時代，您如何看待傳統的安全觀與萬物互聯時代的沖突？

安思捷：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我認為還是應該從政策的角度找到一個平衡點，平衡安全關切與自由市場之間的關系。澳大利亞曾經發生過嚴重的網絡襲擊事件，這一針對政府部門網站的襲擊至少使澳大利亞政府花費5億澳幣進行系統修復。這起事件著實令全澳洲感到震驚，因為完全沒有想到原來我們的政府互聯網系統這么不堪一擊。自此之后，我們開始在政府網絡系統安全上耗費巨資。同時，各大公司也日益關注自身的網絡安全問題。但同時，澳大利亞政府仍然希望保持自由的市場環境。事實上，澳大利亞人購買新科技產品有著極高的熱情，如果澳大利亞政府告訴國內消費者，禁止購買某些國家的潮流電子產品，這將是無法想象的。所以，我認為我們還是應當尋找一種平衡。我們需要做好網絡安全的基礎設施建設，并告訴國民，政府正在守護國家安全，這是政府的第一要務。澳大利亞是一個面向全球的自由市場，一些中國的大公司，比如華為，在澳大利亞就擁有著廣泛的用戶。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平衡。

記者：您認為中澳之間在網絡治理上有什么共同觀點？

安思捷：有關網絡政策，澳中之間已經有了良好的雙邊交流機制，即政府間網絡安全對話。今年4月，澳中雙方舉行了首次高級別安全對話。我們在這個對話中達成了很多有關網絡安全的共識。我相信在未來將有更多層次的政府間交流，推動兩國之間更好的網絡安全合作。

記者：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收集數據，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安思捷：我同樣在中國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大數據”。我認為在這個大數據時代，數據就是龐大的資源，但這些數據有可能用于不為人知的目的，而人們毫無察覺，這種不可預測性很可能導致嚴重的問題。我認為這也考驗著政府的政策。澳大利亞在保護個人隱私的基礎上制定了相應政策，必須自愿給予數據而非被動被收集。

記者：中澳聯合研究中心是中澳之間科技交往的代表性成果，您能介紹一下該中心的合作成果嗎？

安思捷：中澳聯合研究中心是由中澳科學研究基金支持成立的虛擬中心。在中國科技部和澳大利亞工業、創新與科技部的指引下，聯合研究中心連接澳中兩國的研究機構，在兩國政府達成共識的重點科技領域開展研究活動。中澳聯合研究中心為兩國科學界提供平臺，以壯大研究力量，使研究成果能最大化地轉變為產品和商品，從而促進科學界和產業界的合作。2016年至2019年，中澳聯合研究中心側重于海洋科學，食品與農業，采礦設備、技術和服務三個方面。目前兩國各大學和科研機構在上述各個領域的合作已經有了初步進展。在2017年3月李克強總理訪問澳大利亞時，兩國政府宣布下一輪中澳聯合研究基金的資助重點集中在先進制造、醫療技術和制藥、資源和能源等領域，在這些領域澳大利亞都有著世界領先的水平，我們期待與中國科研機構的進一步合作。

記者：在這些澳大利亞已經非常領先的領域中與中國合作，您認為澳大利亞方面會有哪些收獲？

安思捷：科學無止境，科學家更需要碰撞才能產生新的火花。中國在這些領域同樣有非常多的研究投入，比如海洋研究就有很多大型研究機構，其中有很多高水平的專家學者。科學家們只有通過合作，才能互相激發產生新的想法，這也是科技發展的重要途徑，對于每一個科學家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HPV疫苗（人類乳頭瘤病毒疫苗）項目可以稱之為澳中合作的現象級成功案例。伊恩·弗雷澤教授是廣受贊譽的澳大利亞科學家，與很多優秀的科學家都有過合作，特別是優秀的中國科學家周健。他們兩人在這個專利項目上的合作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我們對這個項目感到非常自豪，它現在已經成為澳大利亞的全國性項目，不僅是全澳大利亞的女孩兒要接種這個疫苗，男孩也開始接種，因為從疫苗理論上說，無論男女接受疫苗注射都將起到保護作用。我兒子也接受了這個疫苗的接種。全國范圍推廣，意味著將來也許可以徹底杜絕由HPV導致的病癥，這真的是一個巨大的成功。特別是，HPV疫苗是世界上第一個可以預防癌癥的疫苗，對于人類的健康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我們希望將來有越來越多這樣的合作。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生物醫藥方面的合作項目也值得關注。澳大利亞著名的生物制品公司CSL，是全球性四大血漿制品公司之一。他們最近宣布將與中國的大型生物制藥公司——人福醫藥進行合作，在中國合作生產血漿制品來治療血液型疾病，希望幫助眾多中國患者。這雖然是一項商業合作，但同時也是在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因此我希望CSL公司能夠與他們的中國合作伙伴合作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