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加速，我國城鎮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數量和規模都有了明顯增長，原有的城市規模劃分標準已難以適應城鎮化發展等新形勢要求。當前，我國城鎮化正處于深入發展的關鍵時期，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有利于更好地實施人口和城市分類管理，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根據國家最新劃分標準，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重慶以及武漢七個城市被劃入超大城市范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如何實現有效治理，在世界范圍內是一個久未解決的重大課題。建立健全超大城市現代治理體系，全面提升治理能力，是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近年來，我國七個超大城市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重要講話精神，堅持以習近平總書記“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重要指示為城市工作與城市治理的根本遵循，主動作為、積極探索、大膽嘗試、不斷創新，持續用力、不斷深化，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增強社會發展活力，不斷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子。人民論壇理論研究中心從治理體系、依法治市、黨建引領、流動人口治理、生態治理、新型城鎮化、城市管理等方面，搜集、整理七個超大城市積極探索城市治理的經典案例，并進一步系統總結七個超大城市的有益探索和先進做法，以期為全國其他城市探索創新城市治理和繼續探索、深化超大城市有效治理提供借鑒和參考。
北京：“像繡花一樣打理城市”逐步構建有效的超大城市治理體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北京市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各方面工作都邁出了積極步伐，取得重大進展。北京市圍繞“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首都、怎樣建設首都”重大問題，堅持首善標準，以人民為中心，對標國際一流，提升城市的可持續性、宜居性，立標桿、樹旗幟，逐步構建有效的超大城市治理體系。
主要做法
北京“大城市病”的根源在于非首都功能過度聚集。近年來北京市深入落實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牢牢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這個“牛鼻子”，打出治理“大城市病”的組合拳。在全國率先實施新增產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嚴格有效控制了增量；同時，著力疏解非首都功能存量，實施了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城市面貌和人居環境得到有效改善。此外，北京市堅持以“釘釘子”精神努力破解超大城市面臨的各種難題，采取超常規措施“鐵腕治污”“鐵腕治霾”，連續實施兩個污水處理設施建設三年行動計劃，分年度制定實施緩解交通擁堵行動計劃。北京市堅持像繡花一樣打理城市，在全國率先推出區、街道、社區三級網格化管理體系并實現全覆蓋；開展核心區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專項行動，創新建立街巷長制，目前核心區所有街道都有了街巷長。北京將繼續深入開展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著力提高城市管理精細化專業化水平，在不斷解決一個個問題的過程中，有效的超大城市治理體系正在不斷形成與發展。
上海：依靠法治、科技和全社會力量走出一條超大城市社會治理新路
2017年3月5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在談到城市治理時指出，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子，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大問題。作為一座超大型城市，上海的社會治理之路要符合自身的特點和規律，沒有現成的先例可循。上海的城市治理之路，就是要依靠法治、依靠科技、依靠全社會共同的力量。上海市要強化依法治理，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城市治理頑癥難題，努力形成城市綜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要強化智能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標準，更多運用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手段，提高城市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管理水平。要加快補好短板，聚焦影響城市安全、制約發展、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加強綜合整治，形成常態長效管理機制，努力讓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凈。
主要做法
依法治理：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切中“痛點”。上海市通過嚴格執法的實踐，讓市民逐漸意識到，遵守規則的人最終不會吃虧：“規則意識和法治精神，是上海應有的精神財富。”上海市堅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從嚴剛性執法，彰顯法治權威，增強全社會的法治共識。針對城市頑癥根源，上海市從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入手，加強政策引導和源頭預防，鏟除頑癥滋生土壤；聚焦常態長效，進一步加強城區綜合治理的整體規劃，加快完善城市綜合管理標準體系，不斷拓展豐富網格化管理內涵，大力推廣聯勤聯動執法機制，著力提升城區管理科學化、精細化水平。
智慧城市：超大型城市治理的“鑰匙”。上海市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大量采用信息化技術，不僅提高了企業效率，也滿足了市民出行需求，保證了城市安全運轉；另外，信息平臺將公交行駛信息提供給交警、路政等部門，成為上海道路交通規劃的數據依據，促進社會公共事務決策更為科學合理。上海市全面推進社區政務服務一口受理、全年無休，提升社會治理的精細化程度，讓群眾辦事更加便利。檢驗城市治理工作“成效”的標準就是群眾是否感受到、群眾是否滿意。上海市目前正聚焦基層難點，推動“社區三年行動計劃”，解決一批“急難愁盼”，讓群眾更好地共享經濟社會改革成果，這樣全體市民才有激情和能力參與社會公益服務，進一步提升城市整體文明程度。
補好短板：人人有責人人盡責是關鍵。補好短板只是第一步，形成常態長效管理機制，不讓短板再成為短板則更考驗治理能力。上海作為超大型城市，正積極探索基層社會治理新路，提高城市治理的現代化水平，將補短板的成果鞏固下去。上海市堅持群眾的事同群眾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參與，打造“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共同體，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現代格局，這是上海城市治理的關鍵。
廣州：“五化五同步”探索超大城市基層黨建新模式
廣州市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黨建工作的重要論述，牢固樹立大抓基層的鮮明導向，按照“中央有要求，廣州見行動，落實出成效”的要求，堅持與時俱進、因地制宜，逐步探索出超大城市基層黨建“五化五同步”新模式，有效提升了城市基層黨建科學化水平，發揮黨建引領超大城市治理的領導核心作用。
主要做法
堅持區域化管理，實現基層黨建與基層治理同步。著眼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黨建工作區域化為抓手，通過重構組織體系、創新工作機制、強化組織功能，實現基層黨建與基層治理同步。加強街道“大工委”、社區“大黨委”建設，吸納轄內單位黨組織負責人擔任街道黨工委或社區黨組織兼職委員，將轄內黨組織納入管理，強化黨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領導核心作用。廣州市堅持把黨的建設貫穿社會治理的各方面、全過程，通過推進黨建工作和基層治理的深度融合，構建黨組織領導下各類組織共駐、共商、共治、共享的工作機制。
堅持網格化覆蓋，實現傳統領域與新興領域黨建同步。通過實施網格化管理，充分整合黨建資源，形成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管理服務體系，實現傳統領域和新興領域黨建融合發展。重點抓好城鄉結合部黨建工作，在流動人員聚集地成立流動人員黨組織，實行流入地與流出地黨組織“雙向共管”模式，把黨支部打造成流動人員管理服務的溝通橋梁和工作平臺。
堅持智慧化聯通，實現實體組織和網絡空間同步。著力推進智慧黨建，把黨組織建在網上、把黨的工作覆蓋到網民，暢通服務黨員群眾“最后一公里”網路。廣州市各區通過在智慧黨建平臺建立黨組織管理系統，做到各級黨組織動態“一目了然”，通過黨員QQ群、微信群、微信公眾號等，實現組織動員“一呼即應”。
堅持項目化帶動，實現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同步。堅持聚精會神地大抓基層，著力推進黨建工作重心下移，通過“項目化”管理的方式，有效破解黨建難題。堅持眼睛下移、力量下沉，推動資源向基層集聚，推動問題在基層解決。整合各部門理論力量，通過律師、民警、社工進社區，實現“一社區一律師、一民警、多社工”的基層治理格局。
堅持品牌化提升，實現理念創新與方法創新同步。把培育黨建品牌作為重要抓手，引導各級黨組織推進理念創新和方法創新，全面提升城市基層黨建整體水平。引導各級黨組織立足解決突出問題，精心創建黨建品牌，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黨建品牌。引導各級黨組織圍繞中心工作，確定黨建品牌創建主題，發揮黨建工作服務中心、推動發展作用，解決黨建和業務“兩張皮”問題。
深圳：以房管人探索流動人口管理新模式
大量流動人口來到深圳市，租房而居，流動性強，在推動城市迅猛跨越發展的同時，也給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帶來了巨大壓力。深圳市流動人口和出租屋綜管辦（以下簡稱“市綜管辦”）創新破解戶籍人口與外來人口比例嚴重倒掛的社會管理難題，打造“用靜態的房屋管理動態的人”的深圳流動人口管理新模式。
主要做法
統一房屋編碼，房屋分類管理。2007年，深圳開始率先探索房屋統一編碼制度。按照實有房屋全覆蓋原則，在全面普查實有房屋基礎上，推行“一戶一碼”管理，并實行動態管理，房建設碼，房拆銷碼，定期普查，及時更新。深圳市按照“以房管人，人房共管”的原則，開發建立了全市流動人口和出租屋信息管理系統，將采集登記的實有人口信息及時傳送公安等相關部門，通過搭建流動人口和出租屋基礎信息大數據庫，實現與相關職能部門信息互通共享。
推行自主申報，構建誠信體系。深圳市綜管辦在全市推行“出租屋誠信自主申報”模式，自主申報，自主管理，一次申報，多次有用，實為惠民之舉。信息自主申報系統是轉變傳統信息采集模式的一種改革嘗試，具體運作模式是：先由出租屋業主進入系統注冊賬戶，再由出租屋業主或委托人自主申報信息，最后以社區為單位，對轄區內出租屋業主申報的人口信息進行審核，審核合格后導入全市統一數據庫。
網格無縫覆蓋，信息統一采集。“網格化管理”可以說是深圳市流動人口管理不可不提的一大亮點。一格一員，深圳全市劃分為網格，每格配備專門的網格信息員，網格與網格相連，進而鋪開成為一張大網。網格員如同城市“織網者”，轄區動態盡在他們掌握中，發生緊急情況亦可協助相關部門提供信息。網格員扎根在基層、活躍在網格，與群眾零距離接觸。除了基礎信息采集，網格員還有著多種職能，他們通過日常巡查、上門走訪，可以對發現的問題進行現場糾紛調解和隱患整治。
多項職能于一身的16.7萬樓長自治。在深圳市各小區一樓，人們進樓第一眼看到的可能會是一個銘牌，上面有樓棟長的姓名、照片和聯系方式。他們是樓里的大管家，大大小小的事他們心里有數，鄰里有矛盾，他們第一時間到現場化解。樓長是“六面玲瓏”的好管家。他們既是法制宣傳員、人口信息登記員、社會治安協管員，也是鄰里糾紛調解員、民意訴求聯絡員和消防安全員。
天津：以“6個統一”切實推動京津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
近年來，天津堅持把“綠色決定生死”理念融入京津冀協同發展，堅持不懈打好大氣污染防治攻堅戰和持久戰，加大治理力度和聯防聯控，切實推進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空氣質量改善，嚴格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將生態環保作為京津冀一體化三個重點領域之一率先突破，實現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工作“6個統一”。
主要做法
統一規劃。2014年，天津市先后與北京市簽訂《關于進一步加強環境保護合作的協議》等6項合作協議及備忘錄，與河北省簽訂《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合作框架協議》等5項合作協議及備忘錄；2015年，天津市與滄州市和唐山市分別簽訂聯防聯控合作協議，連續兩年向兩地提供大氣污染治理資金4億元并提供相關技術援助。
統一標準。推動京津冀區域油品升級優化，天津市自2015年1月1日起，在全市范圍內供應國五標準車用汽柴油。同時，在污染物排放標準制定方面，天津市在鍋爐污染物排放標準、餐飲油煙排放標準、揚塵及揮發性有機物排污費征收標準制定中實現與北京市經驗互鑒，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排放控制經驗與北京市、河北省共享。
統一執法。天津市分別與北京市、河北省環保局（廳）聯合出臺跨區域環境聯合執法工作制度，實現環境執法聯動。積極配合啟動實施京津冀環境執法聯動工作機制，開展定期會商、聯動執法、聯合檢查、重點案件聯合后督察、信息共享等工作。2016年天津市與北京市啟動京津兩地機動車超標排放聯合執法試點工作，開展了首次聯合執法檢查。
統一監測預警。2016年10月，天津市第3次修訂發布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實現了京津冀預警分級標準統一。同時，與京津冀及周邊七省區市建立了重污染預警會商平臺，在重大活動空氣質量保障和遇極端不利氣象條件期間，每日開展空氣質量實時聯合視頻會商，同步采取應急減排措施，減緩區域空氣污染積累程度。
統一減排措施。天津市制定實施了《天津市貫徹落實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強化措施（2016-2017年）實施方案》，通過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統一采取農村散煤清潔化替代、燃煤鍋爐窯爐清零、治理機動車污染、應對重污染天氣等強化措施，深入推進區域污染防治協作，特別是將武清區納入京津冀區域禁煤區范疇，計劃在2017年10月底前，完成農村19.8萬戶“煤改電”“煤改氣”，實現燃料煤炭“清零”。
統一保障。2014年APEC會議和2015年“9.3大閱兵”期間，天津市嚴格落實“七省聯動、共同保障”要求，加大工作力度，提前啟動保障，并同步提高減排措施級別，圓滿完成了APEC會議和“9.3大閱兵”空氣質量保障任務，期間全市PM2.5濃度分別同比下降23.5%和48.1%。
重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的“重慶探索”
“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是重慶的基本市情。以“建設城鄉統籌發展的國家中心城市”為目標方向的重慶肩負著探索城鄉統籌發展的重要使命，作為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地區之一的重慶市抓住落戶、住房、投入、土地、資本等方面，不斷探索以新型城鎮化為抓手創新超大城市治理，在不斷推動改革創新和治理現代化的同時，也積累了大量有益經驗。
主要做法
差別化設置條件，讓農業轉移人口進得來。近年來，重慶市立足五大功能區域定位，差別化設置落戶條件，讓農業轉移人口進得來。都市功能核心區著力疏解人口，以務工經商5年和合法穩定住所為基本落戶條件；都市功能拓展區按照“新增城市人口宜居區”定位，將務工經商年限放寬到3年；城市發展新區按照“集聚人口重要區域”定位，將務工經商年限放寬到2年；渝東北生態涵養發展區和渝東南生態保護發展區著力推動人口合理減載。
向城市外來人口開放公租房，促進公租房與商品房共享便利。不僅是農業轉移人口，對于外來人口，重慶市同樣為其提供便利，提升獲得感。2010年以來，重慶市率先向城市外來人口開放公租房，允許本市和外地戶籍人員在同一低門檻條件下申請公租房。為幫助農民工更快融入城市，重慶市著力促進公租房小區與城市商品房小區共享便利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以及良好的社區治理服務，實現新老市民交融互動。
農民工市民化，完善合理的多方成本分擔機制。重慶市著力完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在此方面，形成政府、用工企業、個人三方分擔機制，政府承擔城市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投入，約占30%。對于在公共成本支出中占比較大的住房保障部分，依托國有投資集團，采取市場化方式投資、建設、管理、運營，由中央和市級財政投入30%，融資貸款占70%，采取租售并舉的方式實現運營平衡。企業承擔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成本，約占40%。農民承擔社保個人繳費部分及其他開支，約占30%。
建立市場化復墾激勵機制，盤活農村資產資源。為完善農村產權制度，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重慶市建立市場化復墾激勵機制，引導農民自愿將閑置、廢棄的農村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形成的指標在保障農村自身發展后，節余部分以地票方式在市場公開交易，同時發揮地票融資功能，激活農村土地資產。社集體參照重慶地票市場價和相關征地補償標準分別對“四權”計價，戶均支付補償資金53.57萬元。此外，社集體以整體發包方式，將農戶退回的土地及相關權益交予返鄉創業的村民用于農業綜合開發，并支付相關費用。
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基本公共服務，拓寬投融資渠道。在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進程中，重慶完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機制，在商業模式清晰、現金流穩定、資源能平衡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采取以土地作價入股、特許經營、購買服務等方式吸引社會資本，探索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同時，通過推行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降低政府債務，促進投資平穩較快增長，推動混合所有制發展。通過深化分工，引入具有豐富實踐經驗、可持續運營能力、較強創新意識的運營主體，有效提高城市運營管理效率。
武漢：以“智能、改革、高效”探索特大城市治理的“武漢密碼”
作為長江中游特大城市，武漢市近年來發展迅猛，人流、物流、資金流高速密集流動，這對社會治安造成一定沖擊，為了實現社會運轉的平穩、有序，武漢市提出建設現代化、國際化、生態化大武漢要求，把服務發展、破解難題、補齊短板擺在更加突出位置，堅持理念創新、機制創新，弘揚“工匠精神”，構建以社會服務與管理信息系統為核心的“智慧社會管理”，不斷推進城市治理智能化，全力打造升級版平安武漢，摸索出一條符合武漢實際的特大城市社會治理現代化之路。
主要做法
發現機制：用網格構筑智慧治理。武漢市社會服務與管理信息系統精確定位、動態管理實有人口、房屋、企業、城市管理部件等各類基礎信息兩億余條，編制了18大類8500項信息資源目錄。系統還整合集成公安、民政、房管等38個部門的社會治理核心資源，建成覆蓋武漢全市域的社會服務與管理網格化信息平臺，實現社會管理各類要素信息全覆蓋、動態全掌控，社會治理“大數據”雛形初步形成。運用“大數據”，武漢構建起社會治理問題的及時發現機制。武漢市社會服務與管理信息系統還與檢察院、法院等政法部門有效對接，協助查找犯罪嫌疑人、被執行人下落，提供職務犯罪線索。
解決機制：靠改革讓基層展手腳。隨著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如何服務管理好來武漢留學、經商等境外人員，成為新課題。面對挑戰，武漢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和武漢市綜治辦攜手推進涉外社區警務工作，將武珞社區警務室作為試點，搭建起外管云、網格化、微警務民生和中外文化交流四大平臺，信息經技術處理后與武漢市社會服務與管理信息系統實時對接共享。為強化社會治理基層基礎，武漢力推社會治理領域“1+10”改革，全面重構城市基層治理理念、組織框架、職責分工、力量調配，推進區、街道（鄉鎮）、社區（村）等各層級系統改革。依托社管系統，武漢市深度推進街道（鄉鎮）體制改革，將執法力量下沉，成立街道綜合執法協調辦公室，與社區、區、市等平臺對接，快速響應、高效辦結，形成群眾訴求的聯動處置機制。武漢市還構建起“兩級指揮、五級監管”的網格化運行機制，在市、區設置網格化指揮中心，在街道設網格化綜合管理中心，在社區建網格工作站，對群眾訴求分級分類分辦處置，同時市級指揮中心建立信息質量考核體系予以逐級監管。
服務機制：視時間為最稀缺資源。武漢市依托平臺，區衛計、公安、民政、殘聯等部門信息實現互聯互通、融合共治，救治工作實現“網上申報審批、網下聯動共治、網格化精準管理”，改變了過去因審批蓋章到處跑的現象，提高了工作效率，確保了患者能得到及時救治。抓好了網格化工作就是做好了綜治群眾工作，就是走好群眾路線。武漢市將主動適應國內外形勢新變化，以理念創新為引領，積極運用現代科技手段，一手抓從嚴從實從細保安全，一手抓深入解決源頭性、基礎性問題，推動平安武漢建設再上新臺階，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為建設“三化”大武漢營造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公正規范的法治環境。
【整理：王禮鵬】
（資料來自人民日報、人民網、新華網、中國文明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