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國社會發展中，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是不可分割的，通過完善環保法律，實現環保與經濟發展的相互促進是我國社會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應構建完善《環境保護法》信息機制，提高《環境保護法》自我實施機制，構建完善的第三方實施機制，推進生態經濟轉型和環境保護法治建設。

【關鍵詞】生態經濟  環境保護  經濟轉型  

【中圖分類號】D920    【文獻標識碼】A

生態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強調在生態系統承載能力范圍內，通過生態性的方式實現經濟發展。生態經濟的本質在于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雙贏，強調實現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2015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環境保護法》）為生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當前，生態經濟的發展面臨著一定的困境，諸如生態環境污染不斷加重、可用資源的大量浪費、缺少技術支持、缺少法律保護等。要不斷完善《環境保護法》法治路徑，使《環境保護法》更好地適用于生態經濟發展，進而推動經濟轉型，促進我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環境保護法》對生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和適用性

《環境保護法》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契約，對實現經濟轉型、發展生態經濟，具有重要意義。

《環境保護法》對于生態經濟發展具有理念適用性。長期以來，經濟發展片面強調“發展至上、經濟至上”，GDP增長率成為考核地方政績的重要標準，一些地方政府“唯GDP是從”，由此出現了部分地區環保只能為經濟發展“讓步”的現象。《環境保護法》的制定為生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制度保障，受《環境保護法》影響，環境保護問題已被納入國家經濟發展規劃之中，通過闡明發展生態經濟的原則及要求，《環境保護法》為經濟發展理念的轉變提供了支撐。

《環境保護法》對于生態經濟發展具有實踐適用性。當前，隨著資源衰竭、環境污染的日益加劇，過去僅依靠挖掘資源發展經濟的模式已無法適應時代需求，實現經濟轉型勢在必行。《環境保護法》一方面通過制定按日計罰、限制違法者人身自由等嚴厲的懲罰措施，加大了對破壞環境的懲處力度；另一方面，加強了對環保問題的監督，并制定了生態紅線等完善的環境質量計量標準。《環境保護法》的制定，契合我國當前經濟轉型的要求，為經濟轉型提供了有效的操作方式。隨著《環境保護法》在生態經濟發展中的應用以及環保方面支出的不斷擴大，經濟轉型發展必將成為現實。

《環境保護法》適用的制約要素

現階段，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環境保護法》對生態經濟發展的價值尚無法有效體現。

在理念認知方面，《環境保護法》在立法中堅持著“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一般在立法后制定解釋性的細則對法律進行補充。當前，與《環境保護法》相配套的細則性條款尚未頒布，在這一背景下，部分企業往往會盲目追求眼前利益，而忽視了生態經濟的發展，這使得《環境保護法》相關條款無法有效落實。首先，我國資源開發力度較大但缺乏科學的規劃，簡單依靠資源開發發展經濟的模式使得環保問題始終不受重視，以犧牲環境發展經濟的現象仍較多。其次，經濟發展與環保相矛盾的理念仍是部分地方政府秉持的觀點，由于對生態經濟、環境保護等問題缺乏效益自信，部分地方政府在經濟與環保的博弈中傾向于選擇經濟。雖然《環境保護法》促使經濟發展理念發生了一定的轉變，但是由于缺乏具體的執行性條款，且當前已有法律條款的強制力不足，直接影響著環保理念的樹立。

在制度配置方面，政府是經濟轉型的重要主體，但目前來看，政府相關部門并未制定完善的促進經濟轉型的制度，這使得經濟轉型發展缺乏有效的保障。從宏觀制度設計角度而言，《環境保護法》提出環保部門應加強對環境保護問題的監管，但是由于《環境保護法》的權威性與執行力尚不足，部分地方環保部門為維護本地利益，難以徹底貫徹落實《環境保護法》的要求，相關管理、監督制度設計也較為滯后。

生態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法治路徑

要消除《環境保護法》適用中的制約因素，需不斷完善各項機制，推動生態經濟轉型發展和環境保護法治建設，保證生態經濟不斷發展。

構建完善的《環境保護法》信息機制。一方面，應建立健全激勵機制。相關部門應堅持進一步細化激勵措施，并不斷提高激勵措施的可執行性。如對于超額完成國家環保任務的地區，可以制定一些優惠政策，并給予財政支持，切實推動地方政府經濟發展理念的轉變。另一方面，應建立健全失信懲戒機制。既應堅持明確承擔環保責任的主體以及相關追責程序、過程，也應及時公開企業履責情況以及對非環保企業的追責情況。

提高《環境保護法》自我實施機制。充分提高《環境保護法》相關主體的自覺性，完善相關部門的立法行為，提高地方政府、企業等遵守法律的意識，是保證《環境保護法》實施效果的重要措施。對于立法部門而言，應不斷提高自身立法能力。首先，應堅持細化法律適用主體、程序等，提高法律條款的可執行力。其次，應進一步提高《環境保護法》的效力等級，增強《環境保護法》的權威性。國家立法部門可制定一定的部門規章，規定環保部門、農林部門、國土資源部門等的利益劃分及管理權限。再次，可通過人大審議的形式提高《環境保護法》的地位，賦予其與《刑法》等基本法律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外，還應對處罰權進行一定的調整，可在由環保部門承擔對違法企業處罰權的基礎上，由政府其他部門對環保部門的行為進行監督，保證環保部門處罰權“行之有據”。對于受《環境保護法》約束的客體而言，一方面，地方政府應將環保作為重要政績目標。這就要求國家相關部門在對地方政府進行考核時，將地方政府的環保能力作為重要的考核指標，提高環保能力在政府考核中的比重。另一方面，企業在發展中應樹立環保意識，摒棄“唯經濟利益是從”的觀念，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重視對環境的保護。既應主動承擔環保責任，增加環保設備；也應及時淘汰落后的、對環境污染較大的設備。此外，企業應加大技術研發力度，不斷提高產品的附加值，通過生產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產品，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環境。

構建完善的第三方實施機制。第三方實施機制指通過第三方機構的參與，彌補法律制定與實施過程中的不足。為切實推進生態經濟轉型背景下的環境保護法治建設，應積極引入具備強制力、執行力的第三方機構。可引入司法或立法裁判程序，為環境公益訴訟提供渠道。具體而言，可根據《環境保護法》中環境公益訴訟的相關規定，進一步擴大訴訟主體、訴訟范圍，允許社會組織對政府的不環保行為進行訴訟，通過司法機關的調查及裁定，及時糾正政府的不環保行為，保證《環境保護法》實施過程的“法外無人”。

當前，發展生態經濟、推動經濟轉型，是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也是提升我國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路徑。作為發展生態經濟的重要依據，《環境保護法》為環境保護與經濟的共同發展提供了規范與保障。現階段，實現經濟轉型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生態經濟轉型的環境保護法治建設也需要各部門的協同努力。立法部門、環保部門、經濟發展部門等應堅持通力合作，不斷創新生態經濟發展方式，共同推動環保與經濟協同發展。

（作者分別為四川宜賓學院化工學院副教授；北京科技大學東凌經濟管理學院碩士）

【注：本文系2016年政府定向財力轉移支付項目“工業鍋爐節能節水及廢水近零排放成套技術成果轉化”（項目編號：2016CZYZF00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岳瑞波、韓子貴：《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關系探討——以中觀區域經濟發展為例》，《中國流通經濟》，2013年第8期。

②趙雪峰：《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統一——以潘得巴自然保護與社區發展項目為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4年第2期。

責編/陳楠  賈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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