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傳統廉政文化思想內涵豐富，主要集中在執政者加強官德建設，堅持執政為民，努力做到克己奉公等方面。在經濟社會快速改革發展的今天，我國傳統廉政文化對當前的廉政文化建設仍然具有現代價值，對形成中國特色的反腐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促進作用。

【關鍵詞】傳統文化　廉政　反腐敗

【中圖分類號】D691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古代廉政文化思想是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思想豐富、內涵深刻，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和階段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些豐富的思想中，尤以明代薛瑄的《讀書錄》中關于廉政的論述最為經典，“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茍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茍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①在薛瑄的理解中，把講廉政、守清廉的人分為三個類別并區分層次：上上者是“不妄取者”，該類人員思想上明是非，價值上辨美丑，行為上自控不妄取；中間者是“不茍取者”，該類人員重名聲聲譽，守氣節操守，故清廉勤政；下下者為“畏法律、保祿位”，該類人員上害怕受到法律制裁，怕失去官位，故守規矩，按規章辦事不逾矩。

縱觀古代傳統廉政文化，盡管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涵和表現形式，但都是人們在實踐中創造形成的關于廉政制度建設、行為規范和評價標準等內容的綜合，其對當前中國特色的反腐工作具有現實意義和價值，對于推進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具有積極作用。

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的主要思想體現

集中于德政和取財。中國古代廉政文化思想要求為官者要講廉潔并無私心，“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除了食君王祿，對于治下百姓要無任何索取；對于個人來說，要求“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把節儉當美德，視名節如身體。

第一，以德保廉，德廉同一。孔子主張施“仁政”，為政為德。《論語》論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說的是執政者一定要讓有德之人擔當。如果能執政以德，執政者就會像北極星一樣受到群星愛戴并形成核心。那么德中又以什么為重要？看看歷史上的孝文帝和武則天關于“廉”的論述就明了了。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一直沒有大興土木，一次打算修露臺，一計算需要百金，說：“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武則天認為：“君子行廉以全其身，守清以保其身。富財不如義多，高位不如德尊。”貴為天子的他們都認為執政首先是解決統治者的道德問題，儉以養德、以德執政才能德行惠民。

第二，廉不亂取，生財有道。從政者要廉政，就要做到廉潔正直。廉潔說的是要不把公有資源為己所用、為己所有；正直說的是從政者要做到公正無私心才能有公信。孔子認為：“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得其道得之，不處也。”現實生活中，富與貴是每個人的期望，富可讓人們生活得富足，貴可以使人得到尊重，但是如果不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那么即使富裕也不能得到貴。所以漢代的劉向認為：“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為草，以身為寶。”只有做到廉潔和正直，從政者才能贏得尊重，名利共贏。

集中于執政和操守。從古到今，老百姓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對勤政廉潔的官員既擁護又愛戴，正如宋朝剛直不阿的廉吏典范包拯所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

第一，廉潔奉公，執政為民。在中國古代廉政文化思想中，強調從政者需要德為先，公正執政，執政為民。孟子與梁惠王有一段對話，“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的意思是說，不能把義放在后而把逐利放在前，不能不守仁義而把親給舍棄，建議梁惠王一定要講仁義，施行政，不要把利放在首位，不能為了不義之財而使廉受到傷害，如果這樣就不是君子所為。所以孟子還認為：“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為官者，其基本的要求就是有德講廉，廉才能正，正才能為民。胡寅認為百姓貧窮有六個原因：上重斂、官吏貪、好用兵、末作眾、惰游多、俗好奢。作為為政一方的父母官，須廉為先，執政為民。

第二，修身慎行，德化他人。“公生明，廉生威”，“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講的是有德之人素來講究勤儉，為政清廉，所以政治清明在百姓中有很高的威望，深受百姓愛戴。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一生非常節儉，即使稱帝后，一樣講節儉，反對奢華。除了自律外，他還要求大臣和子女們一樣要崇儉行事，以儉修身立德。他認為，“珠玉非寶，節儉是寶。”臣子們也認為，“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為了讓子孫后代記住節儉美德，朱元璋讓畫師把自己過去的艱難歷程畫于宮中，誡勉子孫說：“富貴易嬌，艱難易忘，久遠易忘。”他率先垂范，外出考察身體力行，帶領臣工、子女、隨從能步行就步行，深入農家體驗生活的艱辛，目的就是讓臣民們不忘儉，平時注重修身，以儉為德，行事從儉，朱元璋通過自己重儉的修身和慎行，教育和感化了一大批從政者，推動了明朝開國時期的廉政建設。“身正為范”，但“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每一個從政者要崇儉養修德，以德化人，形成好的社會風氣，促進政治清明。

集中于公私和細微。廉潔執政，就是在行使公權力和處理社會資源時，不為私所用或者不謀私。當然這兒的私不僅是指自己，也指身邊人或者家人親朋。自古以來就有“于細微之處見大”的說法，意思是執政廉潔要從細微之處去彰顯，通過執政為公、執政為民來實現。

第一，厘清公私，奉公克己。《說文解字》中關于“公”的解釋是，“公，平分也，從八從厶，八猶背也。”說的就是追求公平就必須背私，反過來理解克己就是奉公。據《呂氏春秋·貴公》記載：“昔先圣王之治天下，先為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②講的都是“公”的重要性，把“公”的地位提高到“存亡之本”，并要求君王和從政者遵行。關于“公”的論述，最為精到可以見《禮記》。《禮記·禮運》中講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處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中所推崇的理想大同社會這在封建社會只能是空想，但其所表達出來的關于“公”的觀點，對于我們今天的社會卻有著現代價值。關于公與私的選擇，無論是對于從政者還是作為個體的人，都是一種價值觀上的取向，從政者克己奉公，就能厘清公與私，因公生廉，因廉生威，因威而得長久并受到百姓愛戴；個體的人因私而不傷公，就能在社會生活中與他人共贏而彼此共同發展，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第二，廉潔執政，謹行慎微。宋朝文學家歐陽修對后唐滅亡的評價是：“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翻開歷史不難發現，后唐滅亡就是緣起于后唐皇帝寵愛樂工伶人。這對歷代治國施政者提出治理國家要防患于未然，要克“私”為公，切勿“勿以惡小而為之”。執政者一定要做到自警、自省、自重，時刻不能放松自己，如果不能做到謹行慎微，很有可能會誤入歧途，不保祿位，滑向犯罪。宋朝的《鶴林玉露》記載著這樣的一件事，管理府庫的小吏盜竊了一枚銅錢，時任崇陽縣令的張乖崖將他收為囚犯，判了死刑。判決書上有這樣一句話，發人深省，催我們深思。“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哲學的原理告訴我們，“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執政者一定要從細微之處做好，堅決做到防微杜漸，以防變質。執政須為公，從政須清廉，經得住誘惑，守得住物質上的清貧，最后才能有精神家園上的富足。如此，方能“吏之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為官須廉潔是為官之首要，從選擇做官始，就需要落實到細微之處，于細微之處見官德。

中國古代傳統廉政文化的現代價值

中國傳統廉政文化是社會主義廉政文化的源。中國古代傳統廉政文化是歷經各個時代總結廉政建設經驗而豐富和發展起來的，許多寶貴的思想歷經歲月不褪色，成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成為社會主義廉政文化思想的源。諸如，老子的“禍莫大于不知足”，孟子的“政在得民”，墨子的“儉節則昌”、“先天下之憂而憂”等仍有現代價值，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首先，中國傳統廉政文化融入到社會主義廉政文化之中，熏陶執政者克己奉公，一心為民謀福祉，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擔當起復興中華的歷史重任。

其次，促進黨風廉政建設的轉變，社會主義廉政建設在探索中前行，在實踐中完善，其廉政思想不僅是現時代的產物，也是對中國古代傳統廉政文化的繼續與發展，潛移默化地塑造著國家治理者，使他們牢靠地堅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宗旨。

中國傳統廉政文化促進了從政者的官德建設。首先，中國傳統廉政文化對于廉政價值觀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當官就得為民，自古以來人民習慣于稱國家治理為“公仆”，說的就是當官的要全心會意為人民謀利益，也是為官的第一德，換句話為官清廉，執政為民是官德的核心要義。在社會主義官德建設中，培養領導干部的公仆意識，堅持執政為民，增強為百姓服務的自覺，才能抵制住著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和資本主義腐朽文化思想的侵蝕，以實際行動踐行社會主義的官德標準。

其次，中國傳統廉政文化可以增進官員的自我約束能力。自律是相對于他律來說的，他律具有強制性，人遵守起來具有被動性；自律是指人受著內心價值觀的影響，自覺規范、約束自己的行為，具有主動性特征。傳統的廉政文化思想不僅內涵豐富，而且具體的制度而很規范，他們對官員潤物細無聲的影響持久，起著思想政治教育起不到的作用。

最后，中國傳統廉政文化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反腐氛圍。任何朝代、任何歷史時期老百姓都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而把廉吏典范視為國家棟梁加以宣傳與褒獎。今天，推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關鍵期，人民群眾對黨加大反腐拍手稱快，堅持有腐必反、有錯必糾，正在形成腐敗人人喊打的大好局面。

中國傳統廉政文化豐富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內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豐富內容來源于中華傳統文明，中國傳統廉政文化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政治文化基礎。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含了中國傳統的廉政文化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特色相結合的產物，具有“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繼承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并結合當前實際有所創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必然包含著廉政文化思想，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起著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弘揚中國傳統廉政文化思想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創新。傳統廉政文化思想中的“大同”思想是今天我們共產黨人奮斗的目標和全社會共同努力實現的指引，共產黨人新時期的目標就是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推進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最后，社會主義道德也是在借鑒中國傳統廉政文化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社會主義道德觀是對中國傳統道德觀的繼承與發展，尤其是社會主義榮辱觀更是如此，“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等內容可以直接從中國傳統廉政文化中找到淵源。中國傳統廉政文化思想中強調為官從政者要崇官德、尚節儉，要執政為民，克己奉公，不能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應該說，社會主義官德是對中國傳統廉政文化思想中官德的提煉，更是創新與超越。

繼承中國傳統廉政文化，創新中國特色反腐之路

與腐敗行為作斗爭必須堅持決戰決勝。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際國內復雜形勢，黨中央勇于擔當，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以應對復雜局面的危機感、對國家復興的使命感、對歷史負責的責任感，始終如一地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進行反腐敗斗爭。并且以有腐必反的高壓態勢，堅決進行著“虎”、“蠅”一起“打”、“撲”，雖然目前已經基本達到黨員干部“不敢腐”，但離“不想腐”、“不愿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使得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進入常態化。

第一，以“零容忍”的態度反腐。對發現的腐敗案件必須依據黨紀國法查處，絕不姑息遷就。黨要管黨，就必須從嚴治黨，對于出現的腐敗案件和腐敗分子，黨從建立初期到新時期一直毫不手軟，對腐敗現象和腐敗分子永遠說“不”。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關鍵階段以來，經濟社會的發展、分配的多元與經濟利益的調整，使得腐敗案件呈現出高發態勢，盡管反腐的步伐一直沒有停止，但是并沒有遏止住頻發的腐敗現象，使得腐敗現象成為影響黨群關系、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的“毒瘤”。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堅持對腐敗現象“零容忍”，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反，明確提出了標本兼治的反腐方針，先達到讓黨員干部“不敢腐”這個標，為實現黨員干部“不想腐”的本打基礎、贏時間。

第二，堅持反腐的懲防并舉。懲與防是統一的，某種意義上懲罰不是目的，防治才是目的。懲防并舉，通過懲罰發揮警示教育作用，使其他黨員干部認識到只要腐敗，不僅身陷囹圄，而且會身敗名裂，使走到腐敗邊緣的黨員干部懸崖勒馬，回頭是岸。懲與防兩者的關系就如同治標與治本的關系，反腐的治標主要是通過辦案，嚴懲腐敗分子，而使得黨員干部這些掌握著社會資源的執政者能夠克己奉公，行使公權力時“不敢腐”；通過辦案來發現我國制度的不完善之處，為在權力上“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打下基礎，使得執政者“不能腐”。而從根本上治理腐敗，則要讓執政者充分認識者執政者應具備的執政為民的官德，奉行成由儉、敗由奢的傳統廉政思想，使他們全心全意去為人民服務，遵守權力運行規則，按照政策、制度、規章去辦事，辦讓人民群眾滿意的事情，辦讓黨放心的事情，這樣才能使黨員干部做到“不想腐”。

第三，執政者要做到自律與他律的結合。自律是執政者的自覺行為，而他律卻是依靠規章制度等對執政者的外部控制。目前，對于腐敗現象，大家形成的共識是只要有腐敗現象，必然受到黨紀國法的處理，任何人對黨中央懲治腐敗的決心也不再持懷疑態度。只有執政者意識到國家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才能加強對權力運行的自律，同時有效的他律必然強化執政者的自律。除了規章制度外，還必須強化人民群眾的監督，通過監督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而人民群眾通過多種渠道把發揮腐敗的案件、線索提供給紀檢部門，為紀檢部門順利辦案、懲治腐敗提供有效線索，各級紀檢部門要對舉報人除了實行必要的獎勵外，就是要進行保護，使舉報人免遭打擊報復，真正使反腐敗成為一場“人民戰爭”，決戰決勝。

與腐敗行為作斗爭必須堅持依法辦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同樣，在實施與腐敗行為作關鍵的過程中，也要堅持依法辦案，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反腐。

第一，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反腐敗面前，無禁區、無盲區，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也不管其職務多高，只要是違法亂紀，就必然受到追究和懲處。在立案查處時，既抓大案要案，也不忽略侵占群眾利益，影響極壞，嚴重破壞基層和諧的案件；在辦案的過程中，堅持以黨紀國法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注重發動群眾，堅持調查研究，按照法律規定程序客觀公正地辦案，對嫌疑人的合法權益要進行保護；要認真研究和把握法律界限，對案件進行準確定性，尤其要區分瀆職犯罪與主觀上不能預見或者實際工作中的失誤、區分合同糾紛與經濟詐騙、合法收入與非法收入的認定等。作為紀律機關，只有堅持辦案過程中的依法辦事，用法治思維來解決辦案中遇到的疑難點問題，才能確保把每一個案子辦成鐵案。

第二，提高執法效率。反腐查案一般包括兩個部分：非刑罰懲治和刑罰懲治。我們講提高執法效率，就是要提高非刑罰懲治與刑罰懲治的效率。提高執法效率的前提條件必須是有一支對黨忠誠、懂法守法、勇于擔當的紀檢與政法隊伍，要有較強的初查初核能力，為案件定性、是否立案提供依據；精于業務，把握著法與情的分寸，在辦案中以情化人，有很強的訊問能力；會使用高科技手段調查取證，為全方位把握案情提供條件；懂得國際協作反腐機制，熟悉跨國追逃、境外追贓，以及引渡等業務以開展國際性反腐合作。

第三，加強對自身執法的監督。對自身監督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確保知法不犯法、執法不違法。重點對執法環節中的不按程序辦案、非文明辦案，尤其是承辦相關部門或者上級部門案件時，要對人情案、關系案等進行有效監督，嚴格落實回避制度，使紀檢和政法部門按照規章和程序辦案，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對于人民群眾在執法部門辦案中提出的問題要進行解釋說明，必要時可采取通報會的形式，對群眾關心的敏感案件進行階段性通報，最大限度地讓人民群眾了解案件的進展。有時可邀請群眾代表，對群眾關心的案件進行跟蹤了解，在不違反辦案規定的情況下，適當增加案件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地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使群眾充分感受到執法部門的陽光執法與公正司法。可借助于互聯網等公共媒體平臺，第一時間發布信息，第一時間公布案件審查情況，減少人民群眾不必要的猜疑，也利于社會穩定。

與腐敗行為作斗爭必須堅持制度建設。制度具有系統性、針對性、穩定性、可操作性等特征，和腐敗行為作斗爭，要解決治本的問題，必須加強反腐的制度建設，切實把執政者的公權力行使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因為怕受到懲罰而“不敢腐”、嚴格的預防制度使得執政者“不能腐”、趨于完善的執政者保障機制使得他們“不想腐”，從而使與腐敗行為斗爭走在制度化建設的路上，達到反腐治標與治本的統一。

第一，加強懲治腐敗行為的立法建設，通過法律的強制達到執政者“不敢腐”的效果。中國古代傳統廉政文化中就有統治者通過立法來約束官員，從《秦律》開始，到兩漢時期的《刺史六條》、《三互法》，再到明朝統治者頒布的《大誥》等法規，都是從國家層面對官員腐敗行為的懲處進行法律上的規定。當前我國關于腐敗問題立法不足，現行的黨員干部腐敗行為的懲處主要見于黨紀國法，如《中國共產黨章程》、《刑法》等，還起不到很好的威懾作用。要完善國家反腐立法，增強國家懲治腐敗的必然性、及時性和嚴厲性。

第二，完善防范腐敗行為的制度建設，通過健全的制度達到執政者“不能腐”的效果。制度建設要以三個方面為抓手：一是合理分配公權力，從制度上防止權力過于集中。政府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要協調又要彼此制約，合理分配重點崗位一把手的權力，為防止公權私用打下制度基礎。二是規定用權機制和終生問責。完善的用權機制包括公權力適用于范圍、行使程序、接受監督和終生問責，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三是進一步完善監督機制。實踐證明，人民群眾是最公正、最積極、最有效的監督主體，既要鼓勵人民群眾積極監督權力運行，又要從制度上保障他們參與監督的積極性。

第三，轉變作風和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通過提高自律力達到執政者“不想腐”的效果。執政者良好的工作作風、黨風好轉的前提是執政者有好的官德，注重自律。當前反腐要把警示教育與嚴格執紀結合起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對腐敗行為公正用法、陽光司法、文明執法，對“出籠”的權力進行果敢出擊，堅決打擊，執政者用權時克己奉公，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公仆”。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

【注釋】

①薛瑄：《讀書錄》，載《薛瑄全集》（第7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商君書·修權》，載《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

責編/于巖（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