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圍繞二戰后美國應如何對待和處理與蘇聯的關系問題展開。1947年3月12日，美國時任總統杜魯門向國會宣讀總統咨文，強調美國的“偉大責任”是遏制蘇聯的“擴張”，這一咨文很快被稱為“杜魯門主義”。他后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轉折點，它現在宣布，不論什么地方，不論直接侵略或間接侵略威脅了和平，都與美國的安全有關”，也就是世界任何地方的安全問題美國都有權進行干涉。實際上，這涉及到如何處理戰后美蘇、美歐兩大關系的問題，當時主要存在兩種與杜魯門政府嚴重分歧的意見。一種是華萊士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反對與蘇聯公開決裂。另一種是參議員塔夫脫為代表的“保守主義者”，他們也贊成對蘇強硬，但反對過多卷入外國事務，主張回到戰前的孤立主義做法上去。塔夫脫本人是堅定的孤立主義者，認為沒有必要建立北約，應收縮在歐駐軍，并反對撥付巨額援外經費。但在當時的情勢下，這種孤立主義的主張未能形成氣候。

第二次發生在上世紀60至70年代。當時美國陷于越戰泥潭，國內反戰情緒很濃，以參議院民主黨多數派領袖邁克爾·曼斯菲爾德等人為代表的新孤立主義派應運泛起。其基本主張就是美國調整海外卷入規模，撤出駐歐美軍，實施戰略收縮。美國經歷了五次經濟危機的打擊，經濟實力和對外競爭能力均遭嚴重削弱，美國與歐日特別是與蘇聯綜合國力對比發生了升降變化，國際影響力下滑。在此國際背景下，美國統治階層從自身戰略和經濟利益出發，普遍贊同收縮海外力量，調整對外政策。尼克松出任美國總統之后，承認時代格局朝多極發展的現實，在基辛格的協助下制定出一套新的軍事戰略和外交戰略，這就是“尼克松主義”。其中雖有某些新孤立主義的影子，但總體上仍是全球主義的思想。

第三次新孤立主義的高潮出現在冷戰結束后，代表人物是1992年與老布什角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帕特里克·布坎南等人。他們認為，冷戰結束了，美國承擔眾多國際義務的時代也該結束，要回到“應有的位置”上來。他們反對“全球干涉主義”，強調美國的命運不取決于其對外部世界的干預，而取決于保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具體政策主張主要包括兩大方面：其一是集中精力搞好國內問題，“重建”美國。《外交》雜志主編威廉·海蘭撰文提出：“美國今天受到的外國勢力威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小……但國內繁榮受到的威脅卻是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因此“必須有選擇地解除一些國外負擔，以節省資源來解決國內問題”。其二是減少在海外的政治和軍事義務。他們主張美國從全球撤回駐軍；把北約移交給歐洲人，廢除日美安全條約和使美國承擔整個西半球防務的泛美聯防條約；停止一切對外援助，停止增加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撥款等。布坎南更提出“美國優先”的競選口號，贏得不少人的響應和支持，被輿論稱作“布坎南現象”。

美國雖在兩超爭霸中獲得勝利，蘇聯解體了，但美國本身也是遍體鱗傷，國內問題積累成堆。布坎南等人的新孤立主義在美國內受到廣泛熱捧，但遭到新干涉主義、理想主義等派別的堅決抵制與反對，也沒被此后的布什和克林頓兩位總統采納。在這些總統執政期間，也著重對改善美國國內狀況下了功夫，并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取得良好的發展效果。這些為小布什推行新干涉主義創造了條件。

小布什上臺伊始，憑借美國積累的超強實力，大搞新保守主義的單邊主義，極力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到處進行干涉，企圖進一步強化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久發生了“9·11”事件，美國被迫調整全球戰略，把反對恐怖主義和反對大規模殺傷武器擴散作為新戰略目標，在中東連續發動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兩場戰爭。“9·11”事件不僅造成美國巨大經濟損失，而且動搖了美國人對本土安全的信心，留下深深的心理后遺癥。兩次中東戰爭，更把美國推入困難深淵。僅對伊拉克戰爭就耗資4500億美元，死亡4300多人，并給伊拉克留下一大堆難題。十年折騰，結果把中東搞成一個爛攤子，恐怖主義依然猖獗，美國軟硬實力均遭嚴重挫折。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嚴峻經濟金融危機，更使美國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也牽累了世界各國，使整個世界經濟陷入低迷狀態，至今未能完全恢復。如果說小布什的對外政策也有孤立主義成分的話，那就是狂妄的單打獨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