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戰以來，美國一直以“世界領袖”自居，強調對國際和平與繁榮負有“領導責任”。在這種“全球主義”理念的引導下，美國成為一系列國際政治經濟體制的主要建立者和維護者。美國雖在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體制中承擔了比較廣泛的責任與義務，卻也無疑是眾多國際機制的最大受益者。然而，自2017年1月唐納德·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美國外交出現了大轉向，由“全球主義”轉向“美國優先”。

近十多年來，美國國內經濟遭遇金融危機、制造業發展乏力、就業機會縮水的多重挑戰，而在所謂“全球主義”理念引導下的對外軍事行動更是讓美國背上沉重的財政負擔。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高呼“讓美國再次偉大”，推出了糾偏色彩濃厚的“美國優先”主張。從內容來看，“美國優先”涉及一系列單邊主義色彩濃厚的政策舉措，涵蓋外交、貿易、軍事、能源等諸多領域。在特朗普看來，美國以往簽訂的若干多邊協定使美國蒙受不公平的待遇，縱容了外國的貿易欺詐和匯率操縱，摧毀了美國的制造業，還導致就業機會的大量流失。為此，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行貿易保護政策。特朗普還認為，以往美國過于開放的移民政策是導致國內恐怖襲擊威脅和高失業率的重要因素，他主張建立擁有良好甄別審查機制的移民系統，只有支持美國價值觀的人才可能被允許入境。

然而，隨著執政日久，特朗普政府逐漸認識到，當初競選時所宣揚的以貿易保護政策為代表的對外零和博弈思維并非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選擇。特朗普的施政理念開始回歸“美國優先”與“全球主義”的平衡。盡管對“全球主義”的否定姿態并未發生顯著變化，特朗普政府很快開始尋求加強一些雙邊或多邊協作。盡管美國牛肉與日本汽車關稅之爭備受特朗普關注，盡管特朗普決定退出被日本方面寄予厚望的TPP協定，特朗普政府仍表示將致力于推動與日本建立更為緊密、公平、自由的雙邊經貿和投資關系。

毫無疑問，“美國優先”包裝之下的利己主義理念與政策會損害美國與其他眾多國家的關系，但其手段和力度相比競選時的表態往往有較大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回歸“美國優先”與“全球主義”的平衡。

首先，回歸“美國優先”與“全球主義”的適度平衡是美國國家利益大勢使然。二戰結束后，美國對國際機制的廣泛參與有力地鞏固了美國的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和在眾多盟國中的領導地位，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領域均因此受益。“美國優先”過于強調美國在國際機制中承擔的義務，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美國獲得的巨大利益。與之相反，一旦“美國優先”成為自由貿易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議題持續發展面臨的重大障礙，同時，隨著美國和包括其盟國在內的世界大多數主要國家之間的分歧加劇，“美國優先”距離“美國孤立”也就一步之遙。有鑒于此，一味強調“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政策或許在短期內可以為美國謀得一些利益，但從長遠而言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其次，回歸“美國優先”與“全球主義”的適度平衡符合特朗普政府應對國內政壇和民意變化的政治利益需求。“美國優先”政策在國內政壇和社會引發廣泛的激烈爭議，甚至累及特朗普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在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不久，美國即有約30個州表示強烈反對這一決定。甚至近期的兩項調查顯示，共和黨內部也有過半成員支持美國留在《巴黎協定》中。而在貿易問題上，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傾向也在美國國內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關于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導致美國制造業崗位流失的研究報告指出，貿易保護主義不僅無法保護美國工人的權益，還會更進一步損害美國消費者。

最后，回歸“美國優先”與“全球主義”的適度平衡也是特朗普及其團隊執政經驗積累產生的“附加值”。在執政過程中，特朗普認識到長期貧富分化勢必導致中產階級對政府失去信心，也準確把握了在美國與其他國家自由貿易協定中利益受損的產業工人的訴求，有助于其在施政中駕馭相應的人群。脫離主流媒體另辟蹊徑的“推特治國”模式也收到了一定成效。隨著執政經驗的積累，“平衡”或許將更多地反映于特朗普政府的各項政策之中。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劉丹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高驪  谷璇（見習）  美編/王夢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