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二戰后三次經濟轉型
二戰后，德國在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戰略方面經歷了三次轉型。即使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接連沖擊下，這些經濟措施和政策也幫助德國經濟表現得相當搶眼。
從1945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德國建立和鞏固“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又稱第三條道路、萊茵模式）。這種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點：市場經濟、國民福利、宏觀調控。社會市場經濟模式注重將市場經濟和社會利益相結合，實現市場自由競爭和國民福利有機結合。一方面，德國建立反對壟斷的聯邦卡特爾局，保障市場自由競爭和市場活力，另一方面，德國不斷加強社會建設，提高國民福利待遇。比如，1949年的《社會保障均衡法》、1950的《第一套住宅建設資助法》、1969年的《勞動促進法》、1989年的《1992年養老金改革法》等。這些措施既為德國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又保障國民福利待遇，同時還能夠避免貧富差距擴大化、勞資矛盾激烈化，為德國的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
第一次經濟發展戰略轉型（1945-1970年），從粗放型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型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后期，德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了突破性的跨越，增長越來越表現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馬歇爾計劃解決了德國經濟的啟動資金難題；再加上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和其他盟國修改了對德國工業和技術的限制政策；德法關系緩和與歐洲一體化加快，為德國提供了良好的周邊環境和廣闊的市場。在這種種因素的合力下，德國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機遇，開始高速發展，經濟增長方式實現了突破性的跨越。1950-1970年，德國的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接近7%。其中，第二產業中技術含量和集約化程度高的電子、化工等部門在GDP中的排名分別得到攀升。變化明顯的是，汽車制造業則上升到了首位，較為粗放生產的鋼鐵和采煤等資源型產業排名則大幅下跌。
第二次轉型（20世紀90年代中期），從傳統工業生產為主導向以計算機、信息技術等新經濟產業為核心轉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后，美國大力發展信息技術、微電子技術和集成電路技術，特別是1993年克林頓總統正式推出“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工程計劃后，美國的高新技術產業開始迅速崛起，遠遠地領先于以傳統工業生產為主導的德國。為了追趕上美國等信息技術發達國家，德國政府先后出臺了《制造技術2000年框架方案》《德國21世紀信息社會行動計劃》等政策，通過發展信息通信技術和提高制造業科技含量促進制造業現代化。此外，1990-1994年，德國政府對信息技術領域的投資年均增長高達800%多，大大提升了德國的信息技術實力。
第三次轉型（21世紀初至今），為了應對能源、資源約束和世界環境惡化的挑戰，德國經濟發展開始向循環經濟、綠色經濟轉型
位于歐洲中部的德國，能源、資源都相對匱乏。為了應對能源、資源約束，減少對國外能源、資源的依賴，提升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德國經濟發展開始向循環經濟、綠色經濟轉型。目前，德國將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和新能源發展領域，主要包括風能、生物質能、地熱能和太陽能等。此外，2013年4月，德國推出《德國工業4.0戰略》，重點研究生產智能化，同時提出“促進創新網絡計劃” 和“主題研發計劃”，通過將市場企業和國家公共研究機構組合成“產學研”聯合體，促進技術和產業轉移。
新加坡經濟轉型經驗
新加坡是一個自然資源比較匱乏的國家。從1959年自治到現在只有短短50年的歷史，但它已從昔日的一個小漁村、貿易站和海軍基地發展成為一個繁榮的城市國家，現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貨運碼頭、第二大電子中心、第三大煉油中心和第三大外匯交易市場。2016年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達2969.66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5.3萬美元，在全球人均GDP排名中位列第6名。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7-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新加坡成為全球排名第三的最具競爭力經濟體。新加坡僅僅用了40多年，就將原先一個長期由英國統治的東方殖民地，建設成為亞洲現代化水平領先的國家，其步入現代化過程的許多成功經驗，對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政府轉變職能具有借鑒意義。
1959-1967年的初期階段，以出口貿易轉型升級為重點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其產業結構表現為以轉口貿易為中心的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要地位，而包括制造業、建筑業、水利電力在內的第二產業則處于次要地位。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由于鄰近的其他東南亞國家紛紛開展直接的進出口貿易，致使經由新加坡轉口的貿易額急劇下降，新加坡經濟迅速陷入蕭條，失業人口急劇增加。面對這些困難，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工業化的發展戰略，主張發展進口替代產業，改變單純依賴轉口貿易的畸形產業結構。 這一時期重點發展食品、印刷、紡織、服裝、木材加工等產業。經過近10年的發展，制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由1959年的8.63%上升到1967年的16.27%，貿易業比重由 81.7%則下降到 32.28%，初步改變了過去以轉口貿易為主的第三產業占支配地位的局面。1960-1967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7.63%，這為新加坡日后的經濟起飛打下了堅實基礎。
1967-1979年的中期階段，以產業結構多樣化為重點
1965年8月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成為獨立國家后，發展進口替代工業失去了馬來西亞這塊腹地市場，失業率高達10%。因而新加坡政府于1967年做出了調整經濟和產業發展戰略的決策，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并通過吸引外資投資新加坡制造業和金融服務業。為了解決大量失業問題，新加坡獨立后首先采取了發展面向出口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方針。新加坡政府一方面頒布了《經濟擴展法案》，改善基礎設施，實施稅收優惠，積極為企業提供貸款融資服務；另一方面成立了裕廊管理局等機構，負責工業區規劃與管理。進入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隨著制造業的快速發展和全民充分就業，通貨膨脹的壓力不期而至，新加坡開始重視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來應對經濟轉型的挑戰。這時期重點發展的一項制造業是煉油業，到1970年代末，新加坡已經擁有荷蘭皇家殼牌公司、美孚石油、埃索石油、新加坡煉油公司等四座煉油廠。煉油業占制造業總產值超過 30%，新加坡成為全球三大煉油中心之一。其他重點發展的制造業是面向出口的船舶制造業、電器制造業和精密工程制造業等，形成了以制造業為中心，以貿易、金融、交通、旅游等服務業為支柱的多元經濟結構。這一階段，新加坡經濟以年均10.10%的速度高速增長，產業結構進一步多樣化，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制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6.23%增加到23.59%，而金融與商業服務業的比重則從13.08%提高到15.47%。
1980-1985年的中后期階段，以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為重點
經過多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新加坡出現了勞動力緊缺、工資成本上升、經濟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因此，新加坡政府強調發展高附加值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開始了經濟轉型。新加坡政府主要從三個方面來促進新加坡產業結構轉型：第一是深化技術教育，提出“自動化、機械化、電腦化”發展方針，通過教育和培訓開發人力資源，擴大各類教育的規模，特別是高等和專業教育；第二是采取稅收優惠等財政政策，鼓勵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吸引國際著名的電腦企業和石化制造商落戶新加坡；第三是發展高附加值的金融和其他服務業，目標是將新加坡打造成為提供廣泛服務的“金融超市”，確立新加坡“知識型服務業”的國際中心地位。 這一階段，新加坡還重點發展會計、法律、廣告、市場研究、電腦及管理咨詢業、房地產、工程與設計等與區域金融中心相關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這一時期，盡管新加坡經濟增長速度有所回落，年平均增長率從上一階段的10.01%下降到7.3%。 但是每個制造工人的名義附加值從1979年18300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26900美元。
1986年以來的后期階段，以服務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快速發展為重點
1985-1986年是新加坡獨立后最為嚴重的衰退時期，政府開始對新加坡產業政策進行調整，提出要以制造業、服務業和本地企業為經濟增長主力，并將產業發展重心放在服務業和本地企業上。為了促進服務業發展，新加坡把許多制造業的優惠擴展到了服務業，如市場先入者地位，投資補貼等。這為經濟增長奠定了更寬的基礎，使得其保持快速增長。這一階段，新加坡經濟以年均8.6%的速度增長，金融和商業服務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1986年的21%增長到1997年的27%。后來，新加坡經濟在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年全球經濟性衰退后，面對著中國和印度崛起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提出要將新加坡建設成“知識型產業樞紐”，把制造業從下游的產品生產環節提升到研發和設計等上游環節，成為新產品的開發者。同時，還提出要發展以知識為主導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促進科技發展，進一步發展創意產業，不斷擴大經濟腹地等。為此，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加強了對生物醫學、信息產業等世界級科學工程的基礎研究；另一方面建設了新加坡科技研究中心緯壹科技城，并設立了全國科學獎學金，吸引年輕人從事科研工作。
國外經濟轉型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轉型的視角：從速度到創新、由短期到長期的轉變 。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在經歷高速增長期后，經濟危機、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交織迸發，迫使日本改變原有依賴進口廉價能源的發展方式，放慢經濟發展速度，將產業結構向節能型、技術密集型以及高附加值型轉變。德國在所經歷的發展階段都始終堅守“德國制造”，追求產品質量的無與倫比，打造產品的高端品牌。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在轉型理念和發展思想上，已經實現了從短期獲利向長遠布局的全方位轉變。黨的十九大將這種理念和思想進一步深化、升華。十九大報告中關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論述，實際上就是對經濟發展轉向長期視角的頂層設計。綜合分析前述四國的經濟發展轉型實踐，中國從長期發展角度推動經濟轉型，最為重要、同時也是根本前提之一的是各地區能夠認清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推動經濟發展模式與以資本、勞動力、人力資本、科技等因素推動經濟發展模式二者之間存在的本質不同，并在此基礎上徹底轉變對傳統發展模式的路徑依賴，主動從長遠布局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各項任務。
以政府為主導搭建平臺加速推進產學研深度融合。黨的十九大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作出重要部署，提出要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從前述四個國家的發展轉型脈絡來看，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經濟與產業結構和形態逐漸向更高的發展階段邁進，形成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格局，不僅是整個國家經濟轉型、發展動力轉換的客觀需要，也是不斷提高經濟社會各領域發展質量和效率的現實所需。但是，在市場體系進一步完善和轉型過程中，由于各參與主體“動作上”的非同步性，往往造成了政府、企業、科研院所等主體之間存在較為突出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進而對各主體之間的有效溝通和對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健全的產學研融合機制造成不利影響。在借鑒前述四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時，需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即充分發揮政府部門的應有作用。為此，我們需要重點借助由政府部門主導或牽頭搭建起來的各種公共服務平臺、信息匯聚和交流平臺，使各方主體能夠更為有效地互通有無、分享信息，進而有效找到相互之間可以進行對接與合作的方面與領域，并以此來加速產學研深度融合技術創新體系的建構進程。
以重視實體經濟為中心，延伸產業價值鏈和產業網絡。美國、日本、德國、新加坡的經濟轉型實踐中都十分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如德國在發展新經濟時，確立了計算機、信息技術、航空等新興產業；21世紀初，又把新能源等作為發展目標。當前國際上的產業發展已經到了產業集群加上產業網絡的復合發展層面，并且后者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整個產業的地理概念和地域概念已經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產業網絡、產業價值鏈越來越在全球產業布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產業網絡、產業價值鏈的內涵，要求我們除了關注制造環節以外，還要考慮對產業發展趨勢的控制和相關的研發投入，以及對市場的控制和其他配套服務。我國的企業在實現轉型升級中，應努力在產業網絡和產業價值鏈中尋求實現：對高端，努力搞研發、做核心技術、核心產品，參與制定國際行業標準；對市場端，要努力做國際品牌，建立和拓展國際市場通道和網絡，掌握定價的話語權。此外，我們要通過解決實體經濟發展困難，推動中國實體經濟轉型升級，使中國制造邁向中高端。同時，我們要著眼長遠，大力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發展大國制造業。
在產學研深度融合過程中，打造創新型、應用型人才培養體系。經濟的發展歸根結底是人的因素在推動，人力優勢是國外經濟轉型產業升級成功的重要基礎。新加坡在建國初期面臨著人口素質低下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新加坡一方面加大教育投入，歷年來其教育經費在國家預算中的比重最低為 12%；另一方面始終將人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與其經濟和產業發展戰略緊密結合。 日本則更加注重以人為本，確立人在管理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而我國在目前的經濟轉型發展中，同樣存在著人才短缺的問題，特別是“干中學”“研中學”在培養和提升專業型和應用型人才方面發揮的作用還相對有限。在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提升勞動者職業技能，實現產學研的有效結合，打造創新型、應用型人才，不僅是有效對接市場所需人才的舉措，也是更好促進人綜合素質提升、全面自由發展的重要保障。
建立穩定的制度環境，不斷升級產業政策。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政府通過立法、政策手段來保證經濟轉型的順利推進至關重要。良好穩定的制度環境，能夠為經濟轉型提供良好的社會壞境和發展環境。為了促進中小企業的轉型升級，日本專門建立中小企業管理機構，制定了《中小企業法》，確定了以產業技術政策為核心的產業政策體系，建立起了一套規范有效的工作機制和工作流程。而在我國的經濟轉型過程中，也必須在不斷完善制度環境的基礎上，針對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不斷升級產業政策，形成完備的產業政策體系。
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國民福利待遇。經濟轉型必然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必然會導致有的產業工人面臨短期結構性失業的風險，有的產業會成為“社會新寵”，從而導致社會上人心不安。美國面臨這樣的問題，采取的措施是通過財政支持提高轉型時期社會的福利保障、針對社會結構不穩定的因素建立相應的特殊性政策、完善社會應急措施。德國則是通過提高國民福利待遇來應對失業導致的社會不安危機。通過國外的成功轉型案例，可以看出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與完善的國民福利待遇，有利于穩住人心，避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防止勞資矛盾激化。因此，我國在經濟轉型升級中也需及時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為經濟轉型提供動力和安穩的社會環境。
【整理：張盈盈 賀勝蘭（見習），制圖：劉潔】
責編：董惠敏 / 趙博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