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厲以寧：中國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實際包含三個陷阱：發展制度陷阱、社會危機陷阱、技術陷阱。但是中國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提出了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有后來的突破：第一個突破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二個突破是解放了勞動力。第三個突破是經濟特區的建設。中國經濟再也不可能倒退回去。十八大以后各方面的改革都在進行，所以中國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可能的，中國正在變化，而且變化會越來越多。——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中國經濟網，2017年7月25日）

42.吳敬璉：去杠桿去產能應由市場主導，行政手段調控經濟難成功

借行政手段“去”和“補”將產生“副作用”。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由于行政機關并沒有確定什么是最優經濟結構的能力，用行政手段進行“去”和“補”的資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負作用。主要表現就是用行政指標要求“去”和“補”，企業總有辦法繞過這個行政命令。要強調通過改革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通過市場可以優化資源配置和再配置，一方面去產能，另一方面補短板。不要政府去指定發展哪個產業，市場自會告訴你需要什么產業，需要什么產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第一財經日報(上海)》，2017年2月19日）

43.劉偉：經濟下行和通脹壓力均源于供給側

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在供給側，生產要素成本全面大幅度提升，核心競爭優勢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突出表現在勞動力成本、自然資源成本、生態環境成本、技術進步成本都大幅度上升。現階段，面臨經濟下行和潛在通脹壓力同時存在的雙重風險。經濟下行風險，表面看是由內需疲軟導致的，實質是源于供給側。因為內需包括投資和消費，投資不足的根本原因是產業缺乏升級空間，創新力不足，缺乏優質投資項目。雙重風險中的另一重風險即潛在通脹壓力上升，這不是需求拉上的通脹壓力，而是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其實質也是供給側出現了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新浪網，2017年4月1日）

44.林毅夫：中國要懂得利用后發優勢

這些年來，中國經濟能快速發展主要依靠后發優勢，靠的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而要實現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就要求企業不斷技術創新并且不斷地轉型升級。發展中國家所謂的技術創新就是在商品生產的時候用的技術比現在的技術好就是技術創新，進入的行業的附加價值比現在的附加價值高就是產業升級，不見得要新發明，只要把其他國家用過的成熟技術和產業引進，那就是創新產業升級。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后發優勢的話，經濟增長的速度會比發達國家高。——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北京青年報》，2017年12月11日）

45.劉元春：開啟基礎性和引領性的制度改革，拓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度和廣度

要通過問題導向的改革調整，逐步觸及新常態深層次的結構性和制度性問題，開啟基礎性和引領性的制度改革，拓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這就要求我們，一是要探索目前各類凸顯問題的深層次原因；二是要探索解決深層問題的各類基礎性改革的步驟和可行的方案；三是要將各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基礎性引領性改革和機制調整有機結合起來，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建立在堅實的機制和體制基礎之上。比如，采取正確方略和有效辦法推進五大重點任務，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關鍵是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基礎性改革，去庫存和補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導城鎮化進程和農民工市民化有機結合起來，降成本的重點是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和降低宏觀稅負。——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日報》，2017年9月15日）

46.陳文玲：我國經濟發展的三大關鍵周期會拉長

中國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周期、制造業繁榮的周期會拉長，這將為中國爭取持續發展的時間窗口。原來所謂戰略機遇期是2000年到2020年，但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持續推進，我們創造的新的戰略機遇期就會重新開始。中國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已經40年了。按照目前的發展勢頭，中國經濟到2020年實現GDP增長6.5%沒有問題。到2030年，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再有10年持續5%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就可以實現長達半個世紀的經濟高速增長和中高速增長。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沒有過的。中國農業需要現代化，但這不足以支撐一個大國成為一個強國。強國之基、立國之本還是制造業。繁榮的制造業周期還是要盡可能拉長。我們在轉型升級中，產業邁向中高端已經出現端倪。——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北京日報》，2017年12月11日）

47.盤和林：去杠桿與穩增長并非經濟的“矛”與“盾”

從國民經濟管理學的角度來看，去杠桿與穩增長并不是一維空間，并非“矛”與“盾”的關系，資源優化配置以及結構平衡，才能更好地實現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去杠桿甚至對穩增長尤其是長期增長有很好的促進作用。短期來看，我國宏觀經濟有很強的韌性，產業之間、新舊動能轉化、“雙創”等騰挪的空間較大，這為“去杠桿”不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提供了很好保障。長期來看，去杠桿是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抓手，也是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國不良資產行業聯盟首席經濟學家（第一財經網，2017年12月4日）

48.周其仁：“中國奇跡”的邏輯與續寫奇跡的關鍵，體制成本至關緊要

中國的基本經驗不是別的，正是經由改革開放大幅降低體制成本。這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前提。舉其大要，破除國家對工業和其他較高收益產業的行政壟斷，歡迎外資落地，鼓勵民營企業發展，解除國際貿易的國家專營，啟動匯率改革（特別是主動減除嚴重的本幣高估），持續改革進出口體制，根本改善外貿服務，所有這些改革硬仗，一役也不能少。歸結起來，就是把先前幾乎無窮高的體制成本大幅度降下來，同時也包括降低中國人接受一切先進技術管理知識的學習成本。在此前提下，中國潛在生產成本優勢才開始得到激發，中國出口才開始發力，世界也才得以發現中國經濟擁有驚人的比較優勢。因此，真實的中國經驗是以降體制成本為綱領，靠改革開放釋放出中國在全球市場的比較優勢。形勢很清楚，以全面深化改革抑制并扭轉體制成本重新急升的勢頭，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必不可缺的前提條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產權與中國變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

49.姚洋：未來的挑戰是勞動力質量不夠

我們未來所面臨的挑戰不是勞動力供給不足，而是勞動力質量不夠。提高年輕一代的教育水平，適應新的時代，是政府應該做的。教育部已經提出來一個目標，要推進普通高中的教育。對于未來，人民生活首先要從勤勞致富轉變為適度享受。如何能達到適度享受，首先就是環境保護，至少到2035年，要把環境生態恢復到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其次是補充社保，把個人賬戶做實了，建立起養老賬戶，建立養老基金，讓老百姓自己去投資。再次是城鄉一體化。——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北京青年報》，2017年12月11日）

50.白重恩：企業稅費負擔重的原因在于社保繳費

其實我們說稅負，應該說稅費負擔，因為在我們國家叫“費”的一些東西，在其他國家也叫“稅”。比如說我們的社保繳費，在美國它就是一個稅。如果我們把這兩個放在一起看的話，我們企業的稅費負擔確實是比較重的。我們企業的稅的負擔并不算重，即使是按照官方的稅率，做一下國際的橫向比較，它并不是很重的。我們負擔比較重的是費，社保繳費是其中負擔最重的一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第一財經網，2017年2月15日）

51.黃群慧：扭轉“實虛失衡”亟須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

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這些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在實體經濟供應體系質量不高，影響實體經濟供求失衡，實體經濟效率逐步降低；大量資本開始“脫實入虛”，或者進入房地產市場炒作，或者在資本市場自我循環，追求在虛擬經濟中自我循環，進一步形成資產泡沫，隨著泡沫的愈來愈大，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最終形成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結構失衡。“脫實向虛”問題表明，實體經濟供給與金融供給之間、實體經濟供給與房地產供給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即“實虛失衡”。這種“脫實入虛”的失衡趨勢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資產泡沫會越來越大，最終可能會導致金融危機，甚至會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滯不前。基于此，必須實現實體經濟供給質量的提升，方能扭轉“實虛失衡”。——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參考報》，2017年2月13日）

52.匡賢明：把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和計劃經濟掛上鉤，是對新經濟的誤解，也是對市場經濟的誤解

即使把過去所有的數據全部交給了人工智能，它也很難知道下一秒鐘所有消費者的偏好、所有生產者的決策、所有企業家對風險的判斷和把握。因此，把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和計劃經濟掛上鉤，是對新經濟的誤解，也是對市場經濟的誤解。更重要的是，也容易忽視當前發展數字經濟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建設數字中國的過程中，新經濟領域還有一系列的現實問題需要回答。與其把注意力放在數字革命與計劃經濟上，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形成數據驅動發展模式所需要的政策與體制創新上。——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新京報》，2017年12月11日）

53.錢穎一：人們應當對不擅長的工作進行調整，學會用人工智能增加效率

人工智能實際上是一個機器算法，特別核心的就是圖像識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歷史一直就是這么過來的，隨著技術工具的改變在不斷地調整，過去是打算盤。我記得我們以前還用到計算尺，有了計算器就不需要，這部分的功能精力可以放在其他地方。現在人工智能也是一樣的，所以必須要做出調整，把注意力轉向另外的方面。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沖擊，人們應當對不擅長的工作進行調整，學會用人工智能增加效率。教育也是如此，這樣才可能讓教育行業產生更長遠、更深刻的變化。——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中國廣播網，2017年12月2日）

54.劉尚希：高成本意味著高風險，要加快改革化解風險

由于經濟、社會各種各樣風險的擴大，也就是不確定性的增加，會使整個經濟的運行成本上升，會使所有實體企業的成本上升，由此進入一個高成本的時代。高成本的時代實際上和高風險的時代是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現在的成本不是會計學意義上的成本，而是風險的轉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能降低整個社會的公共風險水平，那么，高成本是無法降下來的。而要降低整個社會的公共風險水平，那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創新，推進制度變遷，使制度和風險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匹配，充分發揮制度及時防范化解風險的功能，避免風險累積和集聚。當經濟、社會的不確定性程度總體下降的時候，即公共風險呈收斂狀態時，經濟、社會整體的成本水平才能夠下降。——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北京日報》，2017年12月18日）

55.謝魯江：中國公有制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隨著中國工業化水平的不斷提升，商品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國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開始真正進入資本積累的階段。即公有制經濟不再是依賴來自自身之外的財富的“輸血”來發展壯大，而是依靠自己的財富生產和創造能力來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資本的積聚擴張，即從依賴外部積累為主轉變為依靠內部積累。如，不再依賴于工農產品“剪刀差”來形成企業利潤來源，而是主要依靠企業的市場競爭來獲取收益。——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博導（《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5月上）

56.高培勇：支持實體最要緊的是直接稅改革

從2013年到今年，將近四年時間里，我們看到的稅收制度改革基本上都發生在間接稅上，基本上都是以減稅作為基本行動路線。結構性稅制改革是一種此減彼增的改革，增的改革沒有顯現。這幾年我們國債的增發、赤字的增列，地方債巨額的發行所帶來的風險，等等，都和這些有直接的關系。我們走的是一條以借錢來支撐稅收制度改革的道路。其實在目前的中國只有一件事該做也必須做，那就是加快推進直接稅的改革。考慮到中國必須發展實體經濟，我們也得從腳下的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制、房地產要開征這樣一個路子開始起步，從而收獲既定的改革目標，同時又不加劇甚至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參考報》，2017年8月30日）

57.樊綱：穩定房價不能要求房價絕對不變

央行貨幣長效機制還得靠市場，還得堅持市場化的方向，穩定房價不一定房價不變，真正不變的是相對價格，只要房價與收入的比例關系基本穩定，我們住房市場就應該能基本穩定，不能要求房價絕對不變。這一輪房地產最突出的現象就是兩極分化，大城市價格飆升，三四線小城市庫存積壓，去庫存著重講的就是去房地產的庫存。我們這里說的三四線城市是指偏遠地方的人口流失小城市。要從供求雙方來理解我們現在中國房地產市場存在的問題，來尋找所謂的長效機制。住房真正的需求基本是三個部分，不管是買還是租是三個部分：一是所謂剛性需求，剛性需求是人口增長、孩子結婚。二是改善性需求，改善性需求也很重要，現在是幸福生活的需求，特別是城市住房，大家收入提高了需要改善。三是遷移性需求。要在供求兩個方面進行調整，長效機制不能只強調一方面，而且不能回到政府大包大攬的老路上，完善房地產市場的制度，使這個市場更加穩定、更加健康地發展，使國人的居住條件變得越來越好，這是我們的目的。——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財網，2017年12月11日)

58.張軍：中國經濟增長步入“超級城市”時代

作為未來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大城市、特別是超級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崛起至關重要。固然中國已有常住人口在2000萬的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這四個超級大城市，但超級城市的數量與中國的經濟和人口規模顯得不成比例。為了更多特大城市的發展，中國應放棄限制城市土地開發的配額管理制度。中國試圖轉向城市引導型增長模式的另一個推進戰略是，因勢利導大幅度提升城市群在未來經濟增長中扮演的主導角色。都市圈的形成能大大提高經濟活動的空間密度和獲得來自經濟互補性的巨大經濟效率，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證券報》，2017年9月15日）

責編/賈娜 張蕾 姜成（見習）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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