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的“智利模式”。1970年，在美蘇爭霸之外的第三世界，南美洲國家智利產生了該國歷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薩爾瓦多·吉列爾莫·阿連德·戈森斯（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阿連德主張智利從依附于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并且發展出一條“既不像蘇聯那樣將計劃產量從中央向下級逐級指派，也不像美國那樣依靠自有市場調節”的“智利特色社會主義道路”。⑦因此，阿連德邀請英國控制論學者斯塔福德·比爾（Staford Beer）主持開發一套名為“Cybersyn”的賽博協同項目。比爾設計了一個三級系統：一級系統負責監控二級和三級系統是否按照系統目標運轉，二級系統負責橫向協調三級系統之間的關系，使得三級系統的各部分知曉彼此之間在做什么，三級系統則需要知道系統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只需要執行有益于該目標的行動即可。⑧

智利的互聯網探索具有相當的獨特性，但也具有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的必然性。美國的貿易禁運，使得智利脫離了全球市場，從而“不得不”發展出一套基于“落后技術”，依靠車間工人能動參與的“先進設計”；而在社會主義陣營，智利的人口和經濟規模遠遠小于蘇聯，使得利用互聯網系統靈活調控經濟成為可能，而凝聚全國共識的阿連德政府也可以有效避免官僚體系的內耗。⑨然而，隨著1973年皮諾切特的軍事政變，阿連德飲彈自盡，“Cybersyn”項目的工程師開始焚毀項目數據和資料——新技術的誕生、發展、爆發、消亡，最終還是離不開政治和社會因素的影響。

比較美國和蘇聯的互聯網發展史，技術實力的高低在其中并不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蘇聯自上而下的建網計劃，卻遭到了部門之間和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抵抗；美國政府通過吸納科學家、工業界和基金會的參與，看似形成了全社會自下而上的自發協作，但實質仍然是政府和軍方自上而下的引導動員。而智利的例子也說明，即使技術基礎薄弱，仍能發展出獨特的技術路線，而這種技術路線根植于特定的地緣政治和國內需求，也同樣受到國內政治格局的影響。可以說，技術路線最終能否實現，或以何種方式呈現出來，和所處的政經體制和社會文化動因息息相關。與其說互聯網是技術驅動的革命性突破，倒不如說互聯網之所以成為現在的互聯網，是一種根植于社會環境的歷史延續。現在全世界通行的互聯網“美國模式”某種程度而言是歷史的偶然——同等規模競爭者的競賽失敗（蘇聯）和替代模式的規模限制（智利）。也就是說，當世界出現另一同等規模的競爭者，且該競爭者同樣具備適合技術創新和發展的社會環境，那么互聯網的形態或許就會發展出另一套替代模式。這構成了本文推測討論未來傳播形態的理論基礎。

未來傳播趨勢：從“互聯網”到“人聯網”

基于以上的理論認知，本文認為未來傳播趨勢將會更加突出“人”的主體性因素，社會建構對于互聯網和傳播形態的發展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一代互聯網應用實現了信息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連接，準確地說是“信聯網”；第二代互聯網應用將虛擬空間和物質空間進行連接，所以稱之為“物聯網”；第三代互聯網應用的可能方向極有可能是實現生物信息和計算信息的連接，將“人腦/人的智能”和“電腦/人工智能”進行連接，機器學習、可穿戴設備等技術的開發和運用都在朝這個方向進行，因此可以稱之為“人聯網”。同時，由于“人聯網”時代的機器依賴于人工智能技術的開發，所以可以認為是一種智能傳播的生態。

進一步說，伴隨傳播形態向“人聯網”方向發展，若干關于這一趨勢的技術路線、產業發展和政策管理等“社會配套設施”也呈現了相應的特征，具體來說則是軟件化、中心化、主權化。從技術路線的方向來看，未來傳播的趨勢會越發匹配用戶的興趣愛好和個性需求，硬件層面的換代升級創新將會被軟件層面的產品設計創新所替代；從產業發展的方向來看，未來傳播的趨勢將會呈現進一步中心化的特征，雖然用戶需求被個性化、分眾化滿足，但是卻無法脫離資本和市場邏輯，邊際成本和規模效應仍然是互聯網資本的主線；從政策管理的方向來看，未來傳播將會從虛擬落地現實，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的重合度會越來越高，主權原則和法律規制將會漸成共識。

軟件化：從“基礎設施”到“平臺媒體”。過去，信息傳輸光纖、信息處理器、圖像分辨等硬件技術的突破，推動了新興互聯網產品和應用的開發。然而，隨著互聯網的硬件基礎設施環境的日益完善，信息技術的創新方向轉向軟件領域。而且，軟件領域的創新不僅包括類似圖像處理、機器學習、數據挖掘等技術本身，也包括產品設計、用戶體驗等技術的應用方面。在“人聯網”的傳播形態下，作為基礎設施的技術必須和個性化、分眾化的不同用戶群體予以結合，而不同群體的用戶又通過不同類型的場景組合予以建構，最終形成基于“平臺媒體”的傳播形態。簡單舉例，攝影技術相關的場景可以分為專業創作、參與生活、身份認同三類場景，信息發布的場景簡單分為“群體分享”和“大眾傳播”兩類，那么參與生活、身份認同的攝影場景（美圖秀秀）和群體分享的信息發布場景（微信）組合則建構了某類平臺媒體，而專業創作的攝影場景（Photoshop）和大眾傳播的信息發布場景（微博）組合則可以構建另一類平臺媒體。

中心化：從“信息共享”到“共享經濟”。平臺媒體傳播形態的崛起，一方面垂直滿足了個性化和分眾化的使用需求，但另一方面由于數據跨越場景的無縫貫通，平臺媒體對數據及其衍生效應的控制權力也進一步增強。曾經，作為擴展信息渠道、解構機構權威、增強個體權能的互聯網被認為是一個分布式系統，“去中心化”成為其最重要的屬性特征。然而，掌握數據資源的平臺媒體，重新建構了自身權威，并且著力構建一個封閉的“生態圈系統”。可以說，互聯網從誕生初期的非功利性信息分享平臺，通過幾十年的發展“終于”融入了現行的資本主導和生產消費的市場建制中，成為營利性的“共享經濟”，再一次“中心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