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治理官場“大忽悠”，最為根本的著力點在于加強制度建設。要加強制度體系建設，加強黨紀、政紀、法紀等教育培訓，加強監督檢查，加強對官場“忽悠”行為的問責和懲處力度，以保證治理官場“忽悠”現象的有效性。

【關鍵詞】“大忽悠”  制度建設  黨內法規    【中圖分類號】D602    【文獻標識碼】A

官場“大忽悠”是當今我國政治生活中形式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治理官場“大忽悠”，要以相關制度規定為前提，完善制度體系建設，塑造風清氣正的官場生態。

催生官場“大忽悠”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執行不力

要治理官場“大忽悠”，加強制度建設是根本之策。制度具有系統性、穩定性、長期性特點，借助于制度可以建立起防治官場“大忽悠”的長效保障。對于制度在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上的作用，鄧小平同志曾作出過明確闡述。他曾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由此可看出，官場“大忽悠”之所以在全面從嚴治黨、糾正“四風”的形勢下仍然存在，很大程度上與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等執行不力有著密切關系。換句話說，組織制度、工作制度等存在的漏洞和缺陷，為官場“忽悠”提供了施展“忽悠才華”的空間。

當然，治理官場“大忽悠”，糾正官場“四風”問題，不是沒有相應的制度規定，相反，我們的制度規定是完備的。但為什么官場“大忽悠”仍然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就在制度的執行上。也就是說，當前我國的制度供給不是供給不足，而是供給過剩，以致于給制度的執行帶來了難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對黨內法規開展全面清理，截至2014年底，全面系統清理了1949年至2012年6月期間中央出臺的全部文件，共清理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1178件，其中322件在清理中被廢止、369件被宣布失效，二者合計占到58.7%。之所以會有超過一半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被廢止或宣布失效，原因就在于制度供給存在著制定的隨意性、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性、超越實際的理想性、指標的模糊性等問題。例如，有的制度和規則設定的目標和標準過高，大大超出了實際所能達到的水平；有的制度和規則缺乏剛性指標，要么模糊不清、可以作出多種多樣的解釋，要么存有明顯的漏洞和瑕疵，從而給投機者、“大忽悠”留下了可乘之機。這種情況給那些官場“大忽悠”創造了制度的空間，使他們在存有制度漏洞（尤其是對官場“忽悠”行為的懲處沒有明確的規定）、規則模糊虛化、標準難以把握和執行的地帶，可以上下其手、渾水摸魚、弄虛作假、敷衍塞責，甚至在全面從嚴治黨、糾正“四風”的形勢下仍然頑固地存在著。因此，在當前的中國，加強制度建設，要以治理官場“大忽悠”為最根本的著力點，不是看制定了多少新的制度規章，而是要加強制度的執行力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進行的系統清理，可以看作是對黨內法規制度供給的一次調整，是對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一次“瘦身”。經過清理之后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更加具有科學性、準確性、可操作性，使守紀執紀有了明確的規章制度依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清理黨內法規的同時，也頒布了一系列新的黨內法規，形成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基本框架。例如，2013年5月，《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備案規定》陸續發布，中國共產黨首次擁有了被視為黨內“立法法”的正式制度文本，為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提供了基本依據和規范。此外，2015年8月頒布了《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2015年10月印發《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2016年7月印發《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2016年10月通過了《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2017年1月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試行)》等。這些基礎性、綜合性的黨內法規構成了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主干，構建起了“不能腐”的有效機制，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強化制度執行力建設，治理官場“大忽悠”

第一，加強制度建設，尤其是加強責任體系建設、工作運行機制建設和考核評價機制建設，形成嚴密、科學、可操作的制度規范體系，這是提高制度執行力的前提和基礎。治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及其表現形式之一的官場“大忽悠”，制度規范不在于多，而在于管用，在于具有可操作性。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已經進行了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為全面從嚴治黨、糾正“四風”提供了制度依據。當然，這項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繼續做大量的工作，并根據時代的變化對已有的制度規則作出適當的調整。

第二，加強黨紀、政紀、法紀方面的教育培訓。通過培訓，增強黨員干部的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不斷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覺，以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和毅力抓好作風建設。增強黨員干部的勤政廉政意識、責任意識、遵紀守法意識和執行意識，形成“人人關心執行、人人推動執行”的氛圍。

第三，加強以糾正“四風”為重點的監督檢查。通過專項治理和經常性的監督檢查，抓好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轉作風改作風決策部署的落實；完善政風行風監督聯席會議制度，對“四風”突出問題特別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新表現進行監督檢查，形成整體合力，采取過硬措施，堅決整改，從而達到治理官場“大忽悠”的實際效果。

第四，加強對官場“忽悠”行為的問責和懲處力度，對那些不負責任的、不做實事的、遇事推諉扯皮的、不重實效重包裝的官場“大忽悠”進行問責和嚴肅查處，提高治理官場“大忽悠”的制度執行力。應對兩種特殊情況采取針對性的措施：一是官場中存在的“忽悠”成本低的情況。一些靠“忽悠”上位的黨員干部，自己得到了實際的利益和好處，但是，大多數的“忽悠”行為卻得不到應有的懲處，即使那些得到了懲處的“忽悠”行為，對之進行懲處的力度和“忽悠”得到的利益相比卻不成比例，這也就成為“忽悠”行為屢禁不絕的重要原因。因此，應當加大對“忽悠”行為的懲處力度，使懲處足以起到震懾作用，進而在全社會形成“視‘忽悠’為畏途”的制度環境。二是制度執行過程中的特殊主義取向。在關系網絡錯綜復雜的官場中，雖然明令禁止，但是在實際上卻存在著不同的“小圈子”，在執行制度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對所謂“自己人”采取一種做法，對不是“自己人”采取另外一種做法的現象，這也就是所謂的制度面前“因人而異”。在面對官場“忽悠”行為時，如果也采取這種特殊主義的做法，不僅達不到懲治的目的，反而會加劇官場政治生態的惡化。因而要采取措施防止制度執行過程中特殊主義行為的發生，以保證治理官場“忽悠”現象的有效性。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劉金程：《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成效顯著》，人民論壇網，2017年9月7日。

責編/賈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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