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中，“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表示居民的消費結構在不斷升級，“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描述的則是供給端的產業結構不平衡、資源利用不充分等問題。供需錯配可以看作是這一主要矛盾的集中體現，我們可以從供需錯配的角度對這一社會主要矛盾進行更深入的解讀。中國經濟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已經能夠基本滿足人民的物質生存需求。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供需錯配相比，新時代供需錯配的最大不同點在于：社會主要矛盾焦點已經從“如何生存”轉移到了“如何高質量地生活”上。

供需錯配的典型事實

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居民的消費結構也在升級換代。居民的日常消費可以被劃分為必需品和非必需品兩大類：必需品主要與人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相對應，非必需品則集中反映出消費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后對更高品質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學界，對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的具體劃分標準有兩個：一是以收入需求彈性1為臨界點；二是將消費性支出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率進行對比。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93-2016年間“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的八大類數據可以看出（見表1），“食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其他商品和服務”四類屬于必需品，它們的收入需求彈性小于1，且其支出增速低于同比收入增速；“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服務

和居住”四類歸為非必需品，它們的收入需求彈性大于1，且其支出增速高于同比收入增速。同時數據顯示，1993-2016年間必需品和非必需品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之間也存在明顯差異（見圖1和圖2），主要表現為必需品的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呈下降趨勢，而非必需品的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保持波動上升趨勢。

當前中國居民對高端非必需品的需求增長迅速，而供給結構無法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其中非必需品的供需錯配矛盾正愈發顯著，非必需品行業的高質量發展之路任重而道遠。當前中國居民的基礎必需品消費地位逐漸下降，食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占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均為負數（見表2）；與此同時，對高端非必需品的需求增長迅速，其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同時表2顯示，供給結構無法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即供給端的結構沒有出現顯著的分化，這種供需矛盾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集中體現，也直接導致了我國高端品需求的溢出效應。以醫療服務業和教育業為例，我國出國就醫人數從2006年的2000萬人次上升至2015年的6912萬人次，年均增長率達到14.77%；出國留學人數從2006年的4.2萬人次上升至2015年的52.37萬人次，年均增長率高達32.55%。不可否認，除了國內外醫療、教育服務水平存在的差距，國內供給不足也是引起這一增長的主要原因。

可見，中國經濟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已基本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需求之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正逐漸凸顯。正如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指出的，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我們必須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

造成供需錯配的主要原因

第一，國有企業生產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國有企業的公有制屬性導致其在生產過程中缺乏監督，加之諸多政策上的傾斜，極大弱化了國企提高效率參與市場競爭的意識。同時，國有企業大多為領導委任制，中央集權化的管理制度導致國企往往以政績最大化而非效益最大化為導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出，國有企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例如現代企業制度還不健全，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有待完善，國有資本運行效率需進一步提高。

第二，對私營企業的信貸約束限制了私企的產出。與國有企業相比，私營企業受到更嚴格的信貸限制，私營企業融資難問題早已是社會的共識。中共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以及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再三提出，要切實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黨的十九大也強調，“清理廢除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第三，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補貼政策。目前，低端制造業領域內的國有企業大多面臨產能過剩問題，但仍可獲得大量補貼。根據證監會發布的2015年末A股上市公司數據，國有企業數量占比不超過50%，卻享有61.64%的政府補貼，當中獲補貼最多的18家國企占補貼的近20%。由于政府給予低端國有制造業企業的補貼，導致許多連年虧損、資不抵債、主要靠政府補貼維持經營的低效率國有僵尸企業無法及時退出市場，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度緩慢，資源無法有效地配置到高效率的私營企業。為什么大量國有企業會集聚在產能過剩的產業？我們認為問題癥結在于：國有企業是重工業市場中最重要的參與主體。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一直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政策導向，過多的資源集中到重工業領域導致產能過剩。2014-2015年，工信部相繼公布的20個產能過剩的行業全部屬于工業部門，其中有18個屬于重工業。為了使國有企業更好地發揮其在發展中的作用，如何提高政府補貼資源的利用效率是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著眼點。

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之路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高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解決國有企業生產利用率不充分問題。在中國，國有企業承擔了諸多社會責任，國企在參與市場競爭的同時，更要始終對社會和群眾負責，它的作用不可替代。所以，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是一項攻堅戰。黨的十九大已經明確要求，要進一步貫徹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通過完善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改革國有企業的經營體制、加快國有企業組織架構和經營模式的轉變，從而達到推動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的目的。

消除信貸約束扭曲，解決私營企業發展不充分問題。要以優化資源配置為重點，賦予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相同的競爭地位，這體現在資金來源、市場準入、許可證發放等方方面面。十九大報告指出，既要切實實現資本要素的自由流動，建立一個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的市場經濟競爭氛圍；又要清理和廢除妨礙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支持私營企業的發展，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

去除補貼扭曲，解決產業間發展不平衡問題。政府部門應把著力點放在合理地進行二次分配上，具體體現在：政府補助要科學地投放到高效率、高質量的生產部門，將錢花在刀刃上，避免資源浪費在產能過剩且效率低下的生產部門。要把提高補貼政策的決策質量作為主攻方向，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優化經濟結構的攻關期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相信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當前存在的供需錯配問題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從而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供需實現動態平衡，同時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邁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

【本文作者分別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副院長，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責編：李 懿 ／ 賀勝蘭（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