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內外路徑。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再平衡必須堅持內外并舉。內部路徑重在調整結構，外部路徑重在協調關系，唯有內外聯動才能使中國在相對寬松的外部環境下真正解決困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從而實現真正的再平衡。

在內部路徑方面，第一，通過機會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刺激國內私人消費，平衡儲蓄和投資。受制于養老、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預防性動機和傳統消費觀念，中國私人消費仍然增長乏力。現有的政策主要通過政府二次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推動收入分配結果的均等化，但忽視了機會均等化對于初次收入分配的影響。因此，在繼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增加農民實際收入等政策基礎上，更要強化在教育、就業、創業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機會均等化，穩步推進遺產稅、贈與稅的征收，適時適度減免民眾實際稅負。

第二，強化市場競爭機制，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實現價值鏈環節升級，降低“轉嫁性”盈余水平。中國經常項目盈余有相當一部分歸因于他國對華直接投資帶來的最終加工裝配品的“轉嫁性”出口，這體現了中國目前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位置。在當前的國際分工體系下，中國應更加重視所從事的價值鏈環節升級，從而真正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仍是創新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升，只有進一步強化市場競爭機制，才能營造創新這一商業活動所必需的土壤，這比加大政府研發投入更為重要。

第三，提高虛擬經濟效率，優化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結構。金融是現代經濟資源配置的核心，中國應加快深化銀行業市場改革，加強資本市場制度建設和監管力度，提高金融為實體經濟配置資源的效率。虛擬經濟的發展既有利于將經常項目盈余留在國內使用，又有利于促進企業的創新活動，還有利于刺激國內私人消費，是中國經濟實現再平衡的關鍵之一。

在外部路徑方面，第一，推動G20國際協調機制的制度化。G20比G8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當前歐美日經濟復蘇乏力，更具活力的新興經濟體勢必在全球經濟再平衡中擁有較之以往更大的話語權。中國需聯合“金磚五國”等新興經濟體，推動G20機制的制度化建設，加強與發達經濟體國內、國際政策的協調，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

第二，加強與美日歐的雙邊協調，發展與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經貿關系。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經貿關系協調。作為失衡最重要的順差方和逆差方，中美如果能夠真正實現經濟結構再平衡，則全球再平衡水到渠成。這需要兩個大國在追求國內經濟目標的同時，協調雙方的國內、國際政策。此外，為增強經濟運行的平穩性和降低失衡方向的集中度，中國要逐步改變對歐美市場的高度依賴，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同時，還應不斷擴大進口，為他國提供新的出口市場，增強其與中國經濟的黏合度，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果，消減“中國威脅論”，實現互利共贏。

第三，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美國強大的經濟金融實力所確立的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改革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多方積極參與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重要條件。人民幣國際化是提升中國在未來國際貨幣體系中所處位置的先決條件，但人民幣的國際化應遵循漸進、穩步和可控的原則。隨著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的加快，中國政府和企業亟待提高應對浮動匯率制下的風險管理能力。

中國經濟調整與再平衡戰略的挑戰

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的金融格局雖然從總體上看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是經過危機的震蕩，各國的金融業均在反思中作出相應的調整，從而引起了全球金融格局的一些新變化。在這種變化的金融環境中，中國的金融業如何進一步發展，如何在發展中盡可能地避免危機的發生，從而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成為危機后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中國政府及時采取應對措施，經濟成功實現了V型反轉，保持了較高速度的增長，有利支撐了全球經濟的雙速復蘇進程。盡管如此，歐洲部分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有可能將全球經濟引向二次衰退，同時，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如消費需求不足、經濟結構不合理等難以在短時間內解決，我國經濟正面臨著內外交織的多重挑戰。

通脹水平上升與經濟增長下滑，“經濟滯脹”風險不斷增大。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面對急轉直下的國外需求，中國政府果斷實施擴張的政策刺激國內需求。2008年底，中央政府決定財政投資4萬億以刺激國內投資，2009年全年，貨幣供應量總額達到13.5萬億，增長了28.42%。在擴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強大的刺激下，2008年的經濟增長“保8”任務完成，2009年GDP增長率也達到8.7%。然而，在全球普遍的低利率和美國兩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國際環境下，在中國國內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下，通貨膨脹水平日益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