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分析，就是要從構成要素及其矛盾關系上，揭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邏輯和本質特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性存在而不是靜態的結果性存在，是社會實踐運動過程和思想理論發展過程的統一體，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動態過程所形成的正確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在地包含著發展主體、理論客體、實際客體、結合過程等核心要素，這些要素間的矛盾關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自主創造性的結合過程。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多要素互動 自主創造性 結合
【中圖分類號】 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1.007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當今中國思想界是一個熱點領域和普遍性話語。人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往往直接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演進和成果狀態談起，而對其命題形成、構成要素、展開機制、內在特質等元問題視為不必作深度探究的當然前提。正因為如此，這個研究領域一直遭遇到公開或潛在的質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為實用目的而提出來的政治化概念，甚至是毛澤東為確立個人權力和思想控制而發明的權力話語，其理論成果只是意識形態性的政治注釋而缺乏理論邏輯和學術含量。與此同時，也存在著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泛化和庸俗化的情況，不講究學術的獨立性和理論的領域性，把發生在中國的所有實踐和理論問題都納入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中，導致研究無限膨脹而缺乏必要的界域。為此，我們有必要從理論原點上做一些探究，從命題的提出來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的發生依據，從內在構成要素及其矛盾關系的演變上分析其科學內涵，從動態展開機制上探究其內在特質，以求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邏輯有更加清晰的認識。
艱辛探索后得出的科學命題
命題是內涵的高度抽象，理論命題的提出過程顯示著理論本身的生成依據和理論邏輯。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存在合法性和科學內涵，首先就要弄清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命題提出的歷史和理論依據，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思考該命題所包含的基本要素以及這些要素之間的矛盾展開。
193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是一次“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重要會議，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義。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首次系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全黨的思想共識和集體自覺。在《論新階段》報告中，毛澤東有一段完整系統地論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字：“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干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1]后來，毛澤東在編輯《毛澤東選集》時對這段話稍微作了修改，其中“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說法，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改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但是基本內容沒有改變[2]。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科學命題的提出，是對中國共產黨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集體智慧的結晶，也是毛澤東對自己長期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的提升。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實踐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首先是以中國共產黨為集體主體的組織化、集體化的實踐和思想發展過程。從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根本指導思想，致力于建成一個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組織。但是，在堅持什么樣的馬克思主義和怎么樣堅持馬克思主義這個核心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經歷了頗為曲折的艱辛探索，既有成功經驗也有深刻教訓，這些都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提出的基礎。
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力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根本上改造中國，探索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道路，在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的道路上艱辛開拓并取得初步成果。在成立大會上，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把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最終目標，提出要“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消除“社會階級區分”[3]。黨的二大初步分析了中國基本國情，制定了黨的最高和最低綱領，闡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狀況，提出革命的直接任務就是打倒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大革命時期，盡管黨在無產階級領導權等問題上犯了錯誤，但也嘗試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運動結合，對一些重大問題提出獨立見解。例如，鄧中夏、瞿秋白等在1925年就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陳獨秀在1923年7月提出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在中國目前需要的而且可能的國民運動中，不可漠視農民的力量”[4]；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對農民運動給予了高度評價，對農民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了深入分析。大革命失敗后，八七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右傾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提出了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任務。瞿秋白在會議報告中指出：“現已全國反動，現在主要的是要從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來，我們的軍隊則完全是幫助土地革命。”[5]《告全黨黨員書》指出：“土地革命問題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的中心問題”[6]；“我們要整頓改編自己的隊伍，糾正過去嚴重的錯誤，而找著新的道路”[7]。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等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上艱辛探索，創立革命根據地，建立紅色革命政權，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組織上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種組織上的不獨立直接導致了思想上、行動上、決策上的依附性，在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實際方面存在嚴重不足，留下了深刻教訓。當時，共產國際總是以看護人的身份凌駕于中國共產黨之上，經常以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指示干預黨的獨立探索，黨內那些接受國際路線、唯國際指示是從的教條主義者，總能得到共產國際的器重而占據領導地位，而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者，則經常遭到批判壓制。大革命時期，黨的主要理論觀點和重大決策都受到共產國際控制，雖然陳獨秀等人對共產國際的一些不正確指導進行過抵制，但最終因組織原則約束而難以成為主導，放棄領導權、壓制農民運動等錯誤，固然有主要領導人自己的錯誤，但主要是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八七會議上開始出現的一些盲動主義主要是共產國際代表造成的，會議作出的以城市中心論為基礎的農民暴動方案，一開始就沒有很好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俄國革命經驗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這成為土地革命前期實踐曲折的始因。土地革命時期，黨內出現了三次“左”的嚴重錯誤，尤其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他們一味地按照馬克思主義“本本”、俄國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來指導中國實踐，而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者進行壓制乃至迫害。當時，兩種馬克思主義觀發生了激烈交鋒，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遭到了“左”傾教條主義的殘酷打擊，毛澤東受到了嚴厲批判，最終土地革命運動慘遭失敗，黨和紅軍不得不離開蘇區、長途奔波。
歷史的經驗教訓昭示中國共產黨人：什么時間能夠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踐有機結合起來，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堅持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什么時間中國革命就能夠得到順利發展；什么時間做不到這一點，只是抽象空洞地照搬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和外國經驗，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什么時間中國革命就不能夠得到順利發展乃至遭遇慘痛失敗。正是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
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長期理論探索的智慧結晶。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革命實踐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和理論家們，圍繞著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的問題展開理論思考。
1923年，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瞿秋白批評“中國式的新烏托邦家”們，不明了中國社會，不能綜觀實際現象，而只是拿著“外國新名詞，不會應用于實際”；《新青年》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況”，“揭示現實的社會現狀，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分析現實的社會運動”，“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試解剖中國的政治經濟，討論實際運動。”[8]1927年，他明確提出：“革命的理論永不能和革命的實踐相離”，“應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他還明確提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概念，提出了培養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任務，“中國無產階級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革命實踐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著無產階級的思想代表，來解決中國革命中之許多復雜繁重的問題。”[9]在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同時，張聞天在六中全會上所作的《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報告中也提出了“要認真的使馬列主義中國化”的論斷。1938年4月，艾思奇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角度提出：必須把哲學同抗戰的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從抗戰的經驗中吸取哲學的養料發展哲學理論，再用這種發展著的哲學來指導實踐，并基于經驗來豐富和發展哲學理論，這個過程也就是“哲學的中國化和現實化”[10]。
這些論述都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提供了重要理論借鑒和思想滋養，毛澤東正是在集中這些集體智慧的基礎上闡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
毛澤東本人長期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的提升。毛澤東在揭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科學命題方面作出了獨創性貢獻。早在1920年秋領導湖南自治運動時，毛澤東就已經顯示出對待俄國革命經驗的獨到見解，這就是要獨立自主地、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看待俄國革命經驗，而不能抽象地照搬。一方面，他深入分析俄國革命勝利的原因：“當在相當環境相當條件之下，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掃蕩反革命黨，洗刷上中階級，有主義（布爾失委克斯姆），有時機（俄國戰敗），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響斯應。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另一方面，他又基于中國具體情況指出，中國同俄國之間有極大差異，不可能直接照搬俄國革命經驗：“中國如有徹底的總革命，我也贊成，但是不行（原因暫不說）。所以中國的事，不能由總處下手，只能由分處下手。”[11]就是說，中國如能像十月革命那樣徹底推翻封建專制，實現根本的社會改造，當然是好事，但是中國的特點決定了不可能那樣，因此必須走同俄國革命不一樣的路子。
這種獨立自主地認識、運用俄國革命經驗的態度和方法，在他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和進一步發展。大革命時期，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狀況作出了具體分析，對革命對象、任務作出了獨立思考。八七會議上，他以中國化的語言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武裝斗爭思想，結合中國歷史上農民革命斗爭的經驗，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論斷。秋收起義受挫后，他從實際出發，轉兵井岡山，創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探索和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
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分界線。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神秘化、本本化，當作不可更改的教條；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同具體情況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來分析現實，而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來切割現實。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明確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必須要學習，但馬克思主義的“本本”必須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這些觀點揭示了實事求是、獨立自主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精髓。經過中央蘇區時期的磨難，毛澤東更加堅定了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信念，更加堅定了反對教條主義的假馬克思主義的決心。長征結束后，他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深刻總結土地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深入批判教條主義的錯誤思想，逐步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概念，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出了完整論述。
總的說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科學命題的提出，標志著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關系上的認識，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自發上升到自覺，從個人認知上升到集體共識，為更好地推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應用，創造了寶貴的理論認識前提，同時也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一個理論研究的對象。
多要素互動的過程性存在
要真正把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內涵，就必須深入到其內部，發掘其內在的構成要素，研究這些要素的涵義及其相互關系。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構成要素。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之時就已經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具體實際、民族特點有機結合起來，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具體實踐，回答和解決實踐中的具體問題，并在這種運用中加以發展創新，形成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即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這里，發展主體、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實際、結合過程，是內在關聯、缺一不可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構成要素。
一是發展主體。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人物、理論家以及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性要素，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施動者。毛澤東在提出命題時，首先就是從“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的任務和責任談起的。他們為了徹底改變中國的歷史命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學習和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深入把握中國具體實際，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指導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并在這種實踐中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離開了發展主體，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實際不可能自發地結合在一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無從談起。
二是理論客體。作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被納入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客體性要素，是被結合的對象，是受動者而不是主動者。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前提和核心要素，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存在，或者馬克思主義沒有被引入到中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然就是個“偽命題”。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如果只是客觀地存在著，沒有被主體所接受和應用，沒有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那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不可能。事實正是這樣，五四運動前，馬克思主義早已經產生，被譯介到中國也已經有一段時間，但是它沒有被正確地理解，更沒有作為改造中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被應用于中國救亡圖存的實踐當中，它同中國具體實踐的結合沒有真正展開，只是一個純粹他在的要素，外在于中國思想和社會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不可能發生。
三是實際客體。中國歷史、民族特點、文化傳統、現實狀況、外部環境、時代特征等，構成了總體性的、客觀存在的中國具體實際，也是被納入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客體性要素，是被結合的對象，不可能自動地同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在一起。中國具體實際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要素和前提，離開或忽略了中國具體實際，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成為純粹外來的理論，就不可能對中國產生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然也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因為外在的或內在的原因，存在著只是機械照搬外國經驗或照抄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不顧及中國具體實際的情況，或者說中國具體實際沒有有效地成為被結合的對象。在此情況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就沒有真正展開。
四是結合過程。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各類發展主體的主動推動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具體實際這兩類客體要素，實現了有機結合。這個結合的過程是主客體要素的能動組合，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的至關重要的構成要素，離開這個結合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沒有意義的。
五是結合的成果。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并不是一個無目的的過程，而是一個目的意向性非常強的主體性過程，就是要在創造性結合的過程中實現實踐上、制度上、理論上的創新和飛躍，這些創新和飛躍的合理性結果，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這些成果毫無疑問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有機構成要素。
總之，從結構分析的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一種實踐和思想發展過程，必不可少地包含著發展主體、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具體實際、結合過程、結合成果等構成要素，這些要素的性質和地位各有特點，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發揮著不同作用，深入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內涵和發展邏輯，必然要對這些構成要素作進一步的展開分析。
內在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動態變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各種要素之間的互動過程，既是一種社會實踐展開過程，也是一種思想理論發展過程，是兩種過程的統一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各種構成要素之間的矛盾關系和相互作用的過程是復雜的，分析這些矛盾關系和相互作用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質內涵和思想邏輯研究的核心內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構成要素并不是相互孤立的，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動態結合的過程中，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并發生自身變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這些要素間矛盾關系展開的動態過程。
首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主體始終處于不斷生成和發展變化之中，主體的變化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實際以及二者結合過程的影響，這個過程也就是發展主體不斷實現自身“馬克思主義化”的過程。一方面，發展主體不是天然存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存在及其傳入中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主體生成的前提條件。只有當馬克思主義理論進入中國，被中國先進分子所接受，用以作為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理論指南，這批先進分子才率先成為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主體，在他們的努力下進一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黨主體、領袖主體、理論家主體和群眾主體。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各類發展主體并不是固定不變的，正是在同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實際的互動中，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際的結合過程中，發展主體的素質不斷提高，力量不斷壯大，結合的自覺性和能動性不斷上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才得以更加順利發展。
其次，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客體之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在同發展主體、中國實際的互動中不斷豐富完善的，這個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過程。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不是一開始就被完整系統地介紹到中國的，它正是在同中國實際的結合過程中，被各類發展主體逐步全面地、完整準確地傳播到中國。剛開始，馬克思主義理論只是零零星星地介紹到中國；中國共產黨成立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雖然被中國先進分子所掌握和運用，但并沒有得到完整系統地介紹，黨成立后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到了延安之后，黨帶領理論家們在馬克思主義傳播方面作了巨大努力，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著作被陸續翻譯過來，馬克思主義理論才得以比較完整地被中國共產黨人接受，并正確地運用到中國革命實踐當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才得以提出，其發展過程也才大踏步展開；時至今日，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闡釋依然是一項重要工作。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理論原本是來自于西方的“外來戶”，正是在同中國文化、中國實踐發生聯系之后，才逐步擺脫了“他在”狀態而獲得了中國化的形式，得到更多中國人的接受和運用，如果不同中國實際發生關聯，沒有植入到中國文化和社會生活當中，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也就難以順利實現。
再次，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客體之一的中國具體實際，是在同馬克思主義結合的過程中不斷變化的，這個過程也就是中國實際、中國經驗的馬克思主義化的過程。一方面，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具體實際才得到了準確的分析和把握，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得到了繼承和發展，中國社會矛盾和社會性質得到了正確揭示，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才逐步被確立，也就是說中國的具體實際才更加明朗、更加清晰。另一方面，也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黨領導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國的具體實際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擺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建立了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進步。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具體實際的發展進步是不可能的，而中國具體實際的這些變化又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創造了新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又得到了新的發展。
最后，發展主體、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具體實際之間的相互作用，它們各自發生的自身變化，使得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過程也不斷豐富和深化。發展主體的不斷成熟和壯大，使得結合的自覺性不斷提高；兩類客體本身的不斷發展，使得結合的程度和性質不斷提高，內容和成果更加豐富，過程也更加順利。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基本內涵時，必然會遇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弄清楚二者之間的關聯，能夠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內涵。
為了弄清兩者之間的關系，首先需要簡單梳理一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提出和運用的情況。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時，就已經提出了創造和建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任務：必須要反對抽象空洞的、黨八股式的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形成“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在此后的理論探索中，他多次提到要把中國經驗上升到馬克思主義的高度，實現中國經驗的馬克思主義化，不斷創造和發展中國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從延安整風到黨的七大，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得到了中共領袖和理論家的廣泛使用和闡述。艾思奇在《論中國的特殊性》[12]一文中，提出并反復使用“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概念來指稱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觀點。張如心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中講道：“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就是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13]朱德在《紀念黨的二十一周年》中寫道：中國共產黨已經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的理論。鄧拓在《晉察冀日報》上發表的《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社論認為：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就是毛澤東主義，毛澤東主義就是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1943年6月，任弼時在《共產黨員應當善于向群眾學習》一文中提出，學習馬列主義要特別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同年7月8日，王稼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提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11月10日，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發表的講話中也談到：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思想。劉少奇在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多次使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來指稱毛澤東思想。新中國成立后，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的停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概念也停用。改革開放后，這兩個概念又開始在黨的文獻及學術界得到了廣泛使用。中共十四大報告提到，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十五大報告講道，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2001年，江澤民提出，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
簡單的概念梳理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盡管有著密切聯系，但是并不是同一個東西，二者各有指稱。
首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動態過程的概念，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結果形態的概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動態性過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這個動態性過程所產生的一種結果。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過程就不可能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個結果，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只能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階段后才能夠出現。二者首先是過程和結果的關系，有一個時間上和邏輯上的先后次序。
其次，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方面的結果，即理論方面的結果而不是全部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在理論上形成了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等重大理論創新成果，也在實踐上形成了帶有中國特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改造和革命道路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制度形態上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政策體系等成果。因此，不能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來涵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切創新成果。
再次，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中被證明是正確的成果，而不是一切理論成果。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得出了多方面的理論觀點。但是，由于理論上、實踐上或者歷史文化上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理論觀點并不一定是正確的，不能正確地指導實踐，也就不能納入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范疇當中。例如，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出現的許多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提出的一些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等，它們都是結合過程中產生的理論，但不能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來看待。
最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形成發展和日益豐富，標志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的不斷深化，同時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新的理論指導，推動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更好地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有機結合，并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和戰斗力。在此，二者之間又形成了一個互為因果、互為動力的歷史開放性。
顯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多維度展開的過程，其內容不僅有馬克思主義理論走向中國實際的維度，也有中國實際和實踐經驗上升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維度，還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對外傳播的維度，這些不同維度從理論內容上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
自主創造性的結合過程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中最生動活潑、最具生命活力的內容，這種旺盛的生命活力根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自主創造性的特質。
結合是根本原則和關鍵環節。在醞釀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科學命題之際，毛澤東就緊緊抓住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之間的關系這個核心展開。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普遍真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深刻把握立場觀點方法的基礎上，把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加以運用，并在運用中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首先，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和基礎，當然學習的重心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而不是個別詞句，是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而不是教條。其次，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并指導具體實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鍵和核心，馬克思主義必須同各民族的具體特點相結合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和價值，中國共產黨人就是要在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特點、具體實踐的結合中運用馬克思主義，推動中國革命實踐的發展。最后，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果。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同各國具體實踐、具體特點結合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完善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就已經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根本原則和關鍵環節：“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14]但是，《反對本本主義》是在開辟中央蘇區的過程中寫下的手稿，一定程度上只是為了自己弄清問題，傳播范圍很有限。毛澤東當時在全黨中地位不高，只是根據地內的一個領導人，文章的觀點對中央和全黨的影響并不大，并在后來被作為批評的對象，不可能形成全黨的共識。經過長期思想交鋒，特別是經過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后的集體反思，毛澤東的地位逐步得到全黨認同，他的思想觀點才逐步成為全黨共識。六屆六中全會在進一步確立毛澤東領導核心地位的同時，把他關于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寫進了黨的報告當中得到全黨認同。從那時起，中國共產黨一直致力于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
六中全會之后，毛澤東繼續對這個根本原則反復強調。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他把是否能夠和善于“結合”看作中國共產黨成熟程度的主要標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又鄭重指出：“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15]新中國成立以后，他結合新的實踐繼續強調這一根本原則，《論十大關系》中寫道：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他又說：“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并特別指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16]。鄧小平在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時，再次強調了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長期革命建設改革的基本經驗。
獨立自主的、創造性的結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這一點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沒有多少異議；但是，實現什么樣的結合則是不一樣的。
在闡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時，毛澤東嚴厲批評“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的做法，認為這“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是必須廢止的“洋八股”、必須少唱的“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休息的“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完全聽命于共產國際的外來指示而不對中國具體情況作獨立自主的深入分析，或者完全照搬馬克思主義詞句和俄國革命經驗而不是根據中國具體情況加以應用和創新發展。這種做法也是一種“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是獨立地、自覺地應用發展，而只是被動地甚至是被迫地接受，不是有機地、創造性地結合而只是機械地疊加、生硬地對接，其結果不是一連串的成功而是一連串的失敗。正是因為如此，毛澤東突出地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是獨立自主的主動性過程而不是外在強制的被動性過程，是根據實踐要求不斷創新的過程而不是教條主義的照搬照抄過程。
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必須是獨立自主的而不是被動強制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是中國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必須把立足點放在中國人自己身上，放在中國的具體國情上。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自主性的而不是依附性的過程。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方面都是聽命于共產國際，在重大問題上缺乏應有的獨立自主性，這種依附性、被動性是當時革命遭遇嚴重曲折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毛澤東大聲疾呼：“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才能獲得”，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的氣派和風格。隨著政治上、思想上的獨立和成熟，獨立自主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具體實踐有機結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寶貴經驗。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獨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強調，中國人既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時必須要走自己的路，建設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俄國的問題只能由列寧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由中國人解決。”[17]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強調：“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18]；“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情況，各自的經歷也不同，所以要獨立思考。”[19]正是通過獨立自主的結合，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開創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斷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和理論創新。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結合必須是創新發展的而不是封閉僵化的。從發展邏輯上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學習吸收、融合再生、突破創新的過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再生形態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本質上是一種再創造的創新性過程。毛澤東在談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時特別強調，必須創造性地學習和應用馬克思主義，依據中國實際創造新的理論觀點：“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20]新中國成立后，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又結合新的任務提出：“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1]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強調：“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22]21世紀之初，針對有些人僵化地對待馬克思主義，江澤民特別指出，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必須根據實踐的發展創新馬克思主義。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再次明確提出“我們要以更加寬闊的眼界審視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發展的現實基礎和實踐需要，堅持問題導向，堅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聆聽時代聲音，更加深入地推動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開辟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23]，表達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自覺和文化自信。
建立在科學方法基礎上的能動性結合。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并不是自動自發的，而是通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能動自覺地進行的，這種能動性不僅體現在發展主體的獨立自主性和理論再創造方面，而且體現在這種結合是建立在科學方法論基礎之上的。
毛澤東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創作了《實踐論》《矛盾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哲學著作，以及大量關于方法論的著作，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科學方法。這些科學方法不斷得到運用、充實和發展完善，逐步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整套科學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實事求是、矛盾分析、調查研究、群眾路線等方法。
一是實事求是的方法。這是最根本的、世界觀層面的方法論，它以理論和實際相結合、一般與個別相統一為本質特征。實事求是，就是一定要尊重客觀事實，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從客觀實際中獲得真理性的認識，作出合乎實際的、符合規律的、指導實踐的路線方針政策。這里所說的“實事”并不是簡單的表面現象，而是包含著事物的內在本質、發展規律的客觀實際；這里的“求是”也不是自發性地、經驗主義地去理解事實，而是在科學理論指導下，深入現象背后去探尋事物的本質和規律。[24]切實貫徹實事求是的方法論原則，能夠有效抵御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
二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毛澤東第一次完整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學說，揭示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提出了矛盾問題精髓的原理，科學論述了矛盾分析方法。根據矛盾分析的方法論原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就是一般和共性的東西，而中國具體實踐則是特殊和個性的東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一般和個別的辯證矛盾運動，就是要是用馬克主義理論這個一般來指導中國具體實踐這個個別，從中概括出符合實際情況的一般理論，再把一般理論和方針政策用以指導具體實踐，并通過實踐進一步糾正、補充和發展理論，使理論更加豐富完善，實踐更加合理有效。
三是調查研究的方法。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要充分了解中國的具體情況，了解實際情況的根本方法就是調查研究。毛澤東一生高度重視調查研究，留下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報告，創作了《反對本本主義》《〈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等論著，系統闡述了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他明確提出：“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25]；“對于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26]經過長期的運用和發展，調查研究已經成為集中集體智慧的重要機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重要路徑。
四是群眾路線的方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內容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真理同人民群眾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和人民群眾的馬克思主義化之間的雙向統一。群眾路線的核心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就是將群眾的分散的、不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形成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再回到群眾中加以檢驗其正確性，最后形成更正確、更豐富的真理性認識。這不僅是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同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方法。只有真正走群眾路線，才能把群眾實踐中創造的新做法、新經驗、新思想集中起來，加以研究和提升，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觀點、新理論，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概括起來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內在地包含著發展主體、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實際、結合過程等核心要素，這些要素間的矛盾關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了歷史開放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進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獨立自主地、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中的實際問題，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就是運用中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族語言來闡述馬克思主義理論，揭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規律，使之成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邏輯”成果，項目編號：16KFS001）
注釋
[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659頁。
[2]《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
[3]《“一大”前后》（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頁。
[4]《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312頁。
[5]《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3頁。
[6]《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第265頁。
[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第290頁。
[8]《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頁。
[9]《瞿秋白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0～311頁。
[10]《艾思奇全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8～492頁。
[11]《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6～457頁。
[12]《艾思奇全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65～781頁。
[13]《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注釋本》（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1頁。
[14]《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頁。
[15]《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頁。
[16]《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0頁。
[17]《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頁。
[18]《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頁。
[19]《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0頁。
[20]《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0頁。
[21]《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頁。
[22]《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292頁
[23]《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
[24]《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0～801頁。
[25]《毛澤東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7～268頁。
[26]《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9頁。
責 編／馬冰瑩
Reflections on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m in China
Jin Minqing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s to reveal the inherent logic an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erms of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their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Marxism in China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existence rather than static resulting existence, a unity of the dynamic process of social practices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ideologies and theories, Marxism in China is the correct theoretical result formed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applying Marxism to China’s conditions. Marxism in China inherently contains the main subject of development, the theoretical object, the actual object,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other core elements,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elements and their interaction help to form an independent and creative integration process.
Keywords: Marxism in China, Multi-factor interaction, Independent and creative, Integration
金民卿，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哲學與文化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等。主要著作有《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轉變之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初步形成》《文化全球化與中國大眾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