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為經濟穩中求進保駕護航

劉尚希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面對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挑戰，我們合理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手段，確保了經濟平穩健康運行，為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環境。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從2012年到2017年，財政赤字由1.2萬億元增加到2.38萬億元，營改增累計減稅近2萬億元，取消、免征、停征和減征1368項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涉及減收金額3690億元，在減輕企業負擔、增強市場活力、增添改革動力、促進民生改善等方面收到了明顯效果。我們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通過政策預調微調努力平衡穩增長、調結構、去杠桿、抑泡沫和防風險之間的關系，在應對經濟下行壓力、金融市場波動、高杠桿帶來的金融風險、資產價格泡沫等重大問題上發揮了關鍵作用。

高質量發展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確立新內涵新目標。在我國經濟發展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科學動態調整能夠顯著促進政府作用有為有效的發揮。隨著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科學地把握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同于以往的新內涵新目標。1998年和2009年，面對外部經濟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都曾實施過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兩輪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都是應對需求快速萎縮而采取的刺激總需求之策，同時采取的貨幣政策也是在擴大總需求上做文章。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由需求側轉為供給側，這就要求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相應調整，主要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主線服務。在政策目標上，過去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主要以拉動經濟增長為目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傾向于在大規模擴張需求總量上用力。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旨在穩定經濟增長，著力點轉到結構優化調整上，這就必然推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漸回歸常態。在政策內容上，原有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側重于在支出方面擴大政府投資，赤字以擴張性赤字為主。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側重在收入方面減稅降費，赤字更多體現為減收性赤字；穩健的貨幣政策也不同于以往的“穩健”，政策內涵主要為“中性”，既不擴張，也不收縮，執中守正，以實現宏觀杠桿率穩中有降為目標，為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奠定了基礎。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堅持穩中求進的原則和方法論。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我國40年改革開放實踐的經驗總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也是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明確提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為改革發展實現“穩中求進”保駕護航，要求我們在政策制定、執行、評價等方面從大局出發，始終堅持這一原則。同時，在方法論意義上，黨中央創新性地提出了“宏觀調控有度”，實質上就是明確了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遵循穩中求進的“度”，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過程中，既不能用力過猛導致“不穩”，也不能用力不足導致“不進”。遵循這樣的原則，我們設置了風險政策評估程序，凡是要出臺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給予風險評估，既防范化解了風險，也沒有制造新的風險。總體看，正是因為我們貫徹了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把握好了穩中求進的“度”，避免了風險疊加，從而保證了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為經濟穩中求進保駕護航。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各自功能，貨幣政策更有利于“穩”，財政政策更有利于“進”，兩者協調配合才能充分發揮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以穩健的貨幣政策從需求側總量上穩住貨幣盤子，在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穩定增長的基礎上，牢牢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奠定了穩中求進的基礎。在貨幣政策守住“穩”的基礎上，財政政策大展身手，著力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實體經濟發展新動能，確保對重點領域和項目的支持力度，解決突出的民生問題，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動對外開放等。特別是在推動實體經濟發展中，穩健的貨幣政策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發展環境，通過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建立健全資本市場應急響應機制，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成本，從總量上為實體經濟的“穩”打下基礎。同時，財政政策側重從結構上發力，為實體經濟的“進”提供支撐。下一步，我們要繼續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度，為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等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