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過古稀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自上任以來，一直逆勢而為，奉行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先后退出多個多邊貿易協定，不斷挑起貿易戰，近期更是違背WTO規則，公布了對中國出口至美國產品的制裁清單。本文將簡短分析特朗普的“醉翁之意”及中國的應對策略。

貿易戰的主戰場不在引致中美貿易順差的加工貿易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加工貿易成為我國重要的對外貿易形式。目前，中國貨物貿易順差超過一半來源于由外資企業主導的加工貿易。這些外資企業從日本和韓國等國家進口中間品，再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加工組裝，出口最終品到歐美發達國家。這種特殊的“三角貿易”造成的結果便是：中國對日本和韓國等中間品提供國的貿易總值大幅逆差，對美國等最終產品需求國的貿易總值大幅順差。因此，如果使用貿易總值法核算中美貿易差額，中國實際上在替日本和韓國等中間品出口國“背鍋”。在使用更為科學的貿易增加值方法核算后，中美貿易順差將大幅縮小。

盡管引致中美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是加工貿易，現階段美國對中國征稅清單中的商品并沒有包括許多大型外資企業主導加工出口產品及傳統的紡織加工產品，而中國對美國的反制清單也避開了加工生產所需要的核心中間品。這一方面是因為加工貿易使得中美兩國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違反“比較優勢”對加工貿易進行制裁，勢必引起兩敗俱傷；另一方面，美國公布征稅清單的主要意圖是增加中國談判的難度，以迫使中國在服務業等其他領域進一步開放市場，并遏制中國高端制造業的發展，而中國的反制既體現了對中美經貿關系的分析，又表現出對美國政治格局的考量。

規避中美貿易政策不確定的兩種路徑

即使中美貿易戰中的制裁與反制沒有實際執行，美國的單邊貿易保護主義也會給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在積極實施反制的同時，中國至少還有兩種路徑可以化解中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

首先，中國應該繼續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抱團取暖”比“單打獨斗”更有利于一國分散經濟風險。相對于發達國家參與的貿易，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南南貿易”在過去二十年間增長迅猛。考慮到“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南南貿易”潛力巨大。中國既可以向沿線國家出口鋼鐵等在國內市場具有超額供給的產品，又可以從這些國家進口豐富的自然資源與農產品。通過增加對沿線國家的貿易和投資，中國可以有效對沖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促進沿線各國經濟共同發展。當然，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同時，也應該積極與俄羅斯、歐盟發展經貿關系，在世界范圍內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其次，中國應該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外需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問題是，出口導向型經濟較容易受到國外經濟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中國擁有規模巨大、潛力無窮的國內市場，應該進一步挖掘國內市場的潛力，促進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實體經濟發展，打好精準扶貧攻堅戰，改革戶籍制度，激活農村消費。

深化改革開放，打通內外貿聯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無論這次貿易戰的結果如何，全球化進程的大趨勢不可阻擋，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中國在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的同時，還需要注意進一步打通對外貿易與對內貿易的聯系。2003年中國商務部的成立，實現了行政上的內外貿管理一體化。然而現實中，企業在內外貿經營上存在典型的分離局面。很多出口企業仍是出口導向型企業，內銷規模不足。究其原因，國內外需求不同、海關監管制度差異以及國內貿易壁壘較高等因素，使得企業的出口與內銷產品在生產標準和銷售成本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同時進行大規模出口和內銷的難度較大，難以形成規模經濟，風險抵御能力不足。我們最近的研究表明，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上升時，小規模出口企業會以犧牲利潤為代價，選擇相對保守的加工貿易，進而被鎖定在價值鏈低端。因此，打通內外貿聯系對于擴大企業規模，進而增強企業風險抵御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深入推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貿易勢必進一步發展。由于沿線國家中有許多與中國需求相似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出口到這些國家的產品也會在更大程度與內銷產品一致，這使企業能更加充分地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實現規模經濟，提高生產效率，完成轉型升級，進而能更有效地避免與應對貿易摩擦。同時，中國政府可以繼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擴大自貿區試點，探索自由港建設，并加大國際宣傳力度。這樣一方面可以進一步提高國內各類企業創新效率，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中國在中美經貿談判時的砝碼，使得美國放寬對其技術出口的限制，進而平衡中美貿易。

（作者為合肥工業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