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老廠房、舊式建筑的空間功能改造和文化產業利用為基本策略，我國文化產業快速擴張發展，但在擴張到一定規模、贏得了一定市場之后，各地的文化產業園區不約而同遭遇到“商業化魔咒”。在文化產業園區的治理和轉型發展中，要注意吸收和借鑒城市更新的理念，提升文化產業園區的發展質量，促進文化產業園區治理與城市更新融合發展，把城市真正建設成“有意義、有價值、有夢想”的文明生活空間。

【關鍵詞】文化產業園區  新型城鎮化  城市更新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據2018年3月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過去五年我國文化產業年均增長超過13%，約是同期GDP增速的兩倍，初步實現了《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的“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其中，擁有相對獨立空間、服務管理平臺、產業集聚程度較高的文化產業園區作出了突出貢獻。但也要看到，在文化產業園區發展中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如文化產品的公益性和商業性的矛盾、供給側和需求側的不平衡與“文化產品去庫存”等問題依然比較突出。結合新型城鎮化從城市建設轉向城市更新的大趨勢，加快促進文化產業園區走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對于落實十九大報告中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部署、解決人民群眾豐富文化需求和文化產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具有重要意義。

“商業化魔咒”是我國文化產業園區治理的主要問題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老廠房、舊式建筑的空間功能改造和文化產業利用為基本策略，我國文化產業快速擴張發展，涌現出包括北京798藝術區、上海田子坊、成都東郊記憶、廣州紅磚廠藝術生活區等多個成功案例，它們集聚了眾多的藝術家、創意設計人才及文化企業，引領文化產業走出了零散和自發的初級階段，進入到集群化、集團化、品牌化和平臺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這些園區依托高密度的城市空間和豐富多樣的文化需求，成為推進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主要力量。

但在擴張到一定規模、贏得了一定市場之后，各地的文化產業園區不約而同遭遇到“商業化魔咒”。如同俗話說“人一闊臉就變”，原本破舊不堪、百無一用的老建筑和舊廠房，在經過文化藝術家的妙手改造和文化產業植入得以新生和復活后，迎面而來的卻是“藝術家被商人擠走”和“文化產業被邊緣化”的尷尬。以上海的田子坊為例，那些本來破舊不堪、要被一拆了之的舊街道廠房，正是由于陳逸飛等藝術家入住開設各種藝術工作室，才以較低的成本很快激活了沉睡的人文藝術資源和傳統，成為上海著名的藝術文化地標之一。但隨著田子坊的名聲鵲起，帶給藝術家和文化產業企業的卻不是“鮮花和掌聲”，而是不堪承受的高房租和令人窒息的“銅臭氣”，對此不堪忍受的藝術家只能紛紛退出和逃離，田子坊也很快異化為上海另一個“城隍廟”。值得關注的是，田子坊的遭遇在上海和國內都非孤例，說明“商業化魔咒”已成為影響文化產業園區成長、發展的主要問題之一。

一直以來人們對此很不理解，多以“忘恩負義”等道德評價來解釋，同時也會把擺脫“魔咒”的希望寄托于各種行政手段，如出臺文化產業園區管理辦法、提供各種扶持性的補貼、資助等。國家和多數省市的文化產業園區評審和認定，也都把文化企業的占地面積、生產性質、從業人數等作為硬性指標。但這只是權宜之計，只能起到延緩作用，一遇到經濟不景氣、就業壓力增大、房屋空置率偏高等現實問題時，很多政策也往往流于一紙空文。更為重要的是，文化產業園區的“商業化”，背離了社會效益居于首位的初衷，破壞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良性生態關系，無法“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有效應對和治理文化產業園區的扭曲和異化，必須要找到真正的原因。

正確認識和把握城市化進程與文化產業園區發展的內在關系

以往我們在制定文化產業發展政策和戰略時，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就文化產業論文化產業”，對與文化產業發展十分密切的城市空間、經濟、人口、社會、政策、規劃、需要等要素缺乏研究和關注。而實際上，不僅文化產業是典型的城市產業，文化產業園區也是典型的都市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就此而言，文化產業園區建設不僅深受所在城市的影響，也在整體上受制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的普遍規律和需要。

首先，我國文化產業園區的發生和發展，與20世紀90年代中國城市的“去工業化”密切相關。文化產業園區在中國的興起，表面上看是照搬了西方和臺灣地區做法，這是大家經常引用德國的魯爾區和臺灣人登琨艷改造蘇州河邊老貨倉的主要原因。但從深層次看，卻是和中國融入世界都市化進程密切相關。其中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就是“去工業化”。現代工廠是現代城市的主要空間形式，但隨著后工業時代和消費社會的到來，中國的工業城市普遍陷入發展的衰落期。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工業用地與廠房占據了在都市化進程中急劇升值的都市中心空間，這不僅直接影響了更多人口向大都市、城市中心的遷移，同時新興的后現代工業在發展中遭遇到空間資源的嚴重緊缺。二是傳統工業產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已遠不能與以現代金融業、文化創意產業等為核心的都市新經濟生產相提并論，占據空間資源的巨大與實際產值的低下，是現代工業必須為后工業社會騰出地盤的根源。舉例言之，從1993年到2000年，上海中心城區工廠房屋建筑面積占各類建筑面積的比重從25%下降到15.4%。而首鋼之所以要從北京遷至河北曹妃甸也是如此。這些工業空間在被騰空之后，基本上都成為文化產業的大本營。

其次，我國文化產業園區在發展中遭遇的“商業化魔咒”，是改革開放前30多年中國經濟型城鎮化模式的必然表現。過去一段時間，我國城市走的是一條經濟型城市化發展道路，這是一種以GDP為中心、一切服從于發展經濟生產力的城市發展模式。經濟型城市化最大的“得”，是目前我國GDP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不僅順利抵抗住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也極大地提升了綜合國力和城市競爭力。而最大的“失”則是和所有處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階段的國家一樣，一方面，現代工業和技術的廣泛運用惡性損耗和污染了大自然，使城市可持續發展面臨的資源和環境壓力已逼近“紅線”；另一方面，現代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嚴重沖擊和破壞了傳統的文化價值和社會秩序，社會危機、道德危機和心理危機方面的矛盾愈演愈烈。在“GDP掛帥”的大背景下，不僅很多歷史文化街區、傳統老街坊、老建筑都因為改造起來太麻煩而被夷為平地，各類新興的文化產業園區也未能幸免，它們在定位、模式與發展目標上均被經濟和商業所主導，不同程度地背離了文化產業發展的規律，導致經濟扭曲文化、商業異化藝術等現象泛濫，并最終陷入了“商業化魔咒”的根源。

由此可知，我們不能把文化產業園區的“商業化”簡單歸結為市場的逐利行為或政府的治理無力，而是由我國城市化在其特殊的歷史發展階段所決定的。也可以說，在以經濟型城市化為主導的舊城鎮化中，歷史還沒有提供解除這個魔咒的條件和鑰匙。但今天的局面已有了巨大改觀，自2004年我國以“宜居城市”理念淡化“經濟中心”開始，特別是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設”，以及把城市建設成為歷史底蘊深厚、時代特色鮮明的人文魅力空間，為徹底解決文化產業園區的扭曲和異化提供了可能。

在新時代和新征程中，一是要充分認識文化產業園區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內在聯系，更多地從人文城市發展的整體角度做好文化產業園區的定位，二是要自覺地把文化產業園區的發展和新型城鎮化進程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這是開展我國文化產業園區治理、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開拓文化產業園區發展新空間

促進文化產業園區治理與城市更新融合發展，可以提升文化產業園區的發展質量，有利于城市歷史文化空間的活化和傳承，也有利于促進我國從經濟型城市化向文化型城市化的轉型發展，把城市真正建設成“有意義、有價值、有夢想”的文明生活空間。

從文化產業園區和新型城鎮化融合發展的角度看，在當下與文化產業園區發展關系最密切的是以“城市雙修”為主要內容的“城市更新”。

在現階段，作為治理“城市病”、保障改善民生、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城市轉型發展和提高城鎮化建設質量的綜合性手段的“生態修復、城市修補”（“城市雙修”）正在成為城市建設和發展的主流。自2015年6月以來，為貫徹黨中央的相關決策部署，住建部分三批次、將北京等58個城市列為“城市雙修”試點城市。這不僅意味著以大規模的圈地建房和大規模的舊城改造為基本特征的舊城鎮化走向終結，也很好地契合了很多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建設用地“零增長”的規劃要求，未來的城市建設將主要是在一些局部和“點”上的更新和改造。與此同時，過去那種動輒占地多少平方公里、投資以百億千億計的文化產業園區也一同成為歷史，這是必須要了解和主動配合的時代趨勢。

適應“城市更新”的規律和需要，文化產業園區也需要轉變觀念和發展模式。一是在文化產業園區的治理和轉型發展中，要注意吸收和借鑒城市更新的理念，同時也可以把一些園區的升級改造納入到城市更新的范圍內，竭力避免因為攤子鋪得太大、投資和舉債規模過大而重蹈“只有經濟，沒有文化”的覆轍。二是在必要的投資建設和新項目開發中，要積極利用“城市雙修”給文化產業提供新的發展空間和機會。或者是因為舊城改造，或者是由于拆除違章搭建，很多城市在更新中都騰出不少的新空間，它們的特點是“小而多”和居民比較集中，不可能開展大規模的城市建設，而最適合發展文化產業，特別是小微文化產業。由此可知，新型城鎮化在總體上有利于文化產業發展。

當下不少城市揮斥巨資規劃和興建各種“文化產業園區”，實際上都有悖于文化產業的本質與發展規律。因此借鑒城市更新的思維和利用城市更新的空間，有利于回歸文化產業的本質屬性。以個人的創造力、技能和天分為主體基礎，文化產業在本質上是一種審美形式或審美外觀的再生產，其要義在于盡可能地減少對已成為人類文化符號的自然、歷史、古建筑和生活方式的破壞和涂改，同時又能夠運用個體天才的想象力、獨特的創意和先進的設計手段，使對象完成自身“化腐朽為神奇”“從遺忘和遮蔽中走向澄明和在場”的“化蝶”之旅。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系列發展報告首批建設項目“中國都市化進程年度報告”暨上海高校智庫內涵建設計劃項目“加快發展大都市圈的戰略與政策研究”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劉士林：《新型城鎮化與中國城市發展模式的文化轉型》，《學術月刊》，2014年第7期。

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