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戰略理性思維”來研究中國的改革和政治經濟學？

——在《經濟研究》高層論壇上的發言

各位老師，各位同仁：

我提出一個問題與大家討論：如何用戰略理性思維來研究中國的改革和政治經濟學？關鍵詞是“戰略理性思維”。

我談四點看法。

第一點，用“戰略理性思維”，必須尊重歷史，尊重事實。

最近，為總結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有關方面出了一套叢書（共13部,今天與會的張卓元先生為編委會負責人之一），其中，按研究專長責成我負責撰寫《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40年》一書。經過我和我的研究團隊在過去40年研究積累的基礎上干了兩年多，終于在今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出版、發行。

寫作中，我深深體會到，要用戰略理性思維來研究中國的改革問題，首先要尊重歷史，尊重人民群眾創造的歷史。在書中，我引用了習近平同志的一句話：“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它忠實記錄下每一個國家走過的足跡，也給每一個國家未來的發展提供啟示。”這里的精髓是“忠實記錄”。

在書中我力求按“忠實記錄”來要求自己。寫成績，“不虛美”；寫問題，也“不掩飾”。特別是對改革歷史上的一些符號性人物盡量還原本相。如1978年11月24日小崗村18戶農民的“大包干”手印，以及今天《新聞聯播》播的中國“10101號”工商營業執照的領取者溫州人章華妹等等。對他們在改革史上的作用，都“忠實記錄”下來，并有相應的評價。

但也有的進展不太順利。如，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第一聲炮響”是哪里開始的？是四川。1978年10月份（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12月18日召開的），他們10月份就下達了“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的試點文件，體現了四川省委和四川人民的一種歷史主動精神。

大的事件寫上了，但是在寫符號性的“代表人物”的時候，我遇到了麻煩。5月3日，在有關部門請我談如何總結中國改革40年的時候，我建議：我們能不能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這樣一個歷史時刻，很謹慎地、理性地、穩妥地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現在大國博弈激烈，應該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民族內部矛盾能化解就化解。對一些在改革史上起作用的人物，應該像習近平同志說的那樣：“忠實記錄”。一句話，“歷史不能只露半邊臉”（我在《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中國所有制結構改革40年》寫了這句話）。

第二點，用“戰略理性思維”，必須走自己的路，堅持兩個“不拘泥于”。

中國40年的改革，既不拘泥于傳統的或稱“經典的”體制模式，也不拘泥于當代西方某些國家的現存模式，而是用中國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當代一種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新體制的探求。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創舉。

這種探索是需要理論勇氣的。這里順便回顧一件《經濟研究》編輯部支持探索的往事。1989年下半年之后，中國的理論界和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否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錯誤思潮。谷書堂老師帶著我寫了篇《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論綱》，《經濟研究》編輯部頂著當時的政治壓力，在1990年的第6期全文刊發，并且特意放在《經濟研究》的卷首。《新華文摘》當年第9期全文轉載。《經濟研究》編輯部表現了難得的理論勇氣。

這個問題，即“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到今天還是很復雜的，并未完全解決。怎么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我的基本看法就是，老老實實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堅持兩個“不拘泥于”：第一，不拘泥于傳統的，包括前蘇聯所謂“經典的”理論模式；第二，不拘泥于發達國家現行的理論模式。用中國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研究我們的政治經濟學。

第三點，用“戰略理性思維”，必須尋求“特”與“共”的有機結合。

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里面的關鍵字是個“特”字。但是，這只是一個方面；同時，按照十九大精神，還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里面的關鍵字是“共”字。這就帶來一個“特”和“共”的關系問題。

“特”和“共”的各自內涵如何把握？我認為，這兩個“核桃”還沒有砸開，特別是，如何找到二者的內在聯系，做到特中有共，共中有特？現在能講清楚的文獻還很少，探索空間很大。

建議：把國內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研究和國際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結合在一起，把“特”和“共”整合起來探討。要融合起來，既然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肯定是有些人類共同的東西在里面，共同的規律在里面。我們的解釋可以和別人有所不同，但無論如何不能說沒有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近幾年人們回避、否定，個別人甚至批“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是不對的。怎么會沒有“人類共同的價值取向”？否則，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沒有根基了。

這個“特”和“共”怎么融合？怎么形成一個“特共一體”的政治經濟學？在我看來，名字可變也可以不變，不變：還可以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但是它內涵里面一定要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的規律和共同的價值理念，也可以稱“特共一體”的政治經濟學。此題可以進一步討論。

第四點，要“戰略理性思維”，必須在“根基論”的基礎上推進“包容性改革”。

《包容性改革論》是我2013年出版的一部經濟哲學著作。我們下一步討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一個重要命題是怎么樣在“根基論”的基礎上來推進包容性改革。

憲法和中央文件都寫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們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根基”，是“重要支柱”。在這個根基基礎之上，我們現在的經濟包括公有經濟與非公有經濟。問題是，怎么科學地、理性的來把握這兩種經濟形式？我在《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一書中引用了馬克思的一段話，他說世界是“千姿百態”的，“玫瑰花”和“紫羅蘭”各有自己的芳香。在我看來，中國的國有經濟、中國的民營經濟，一朵是“玫瑰花”，一朵是“紫羅蘭”，各有自己的芳香。不知大家是否能認同這種 “思維”？

要特別關注中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新花”。比如，我去華為調研，他們十幾萬員工，其中有9萬員工持股，任正非先生只占1.24%。像華為這種9萬人持股，老板只占1.24%的企業，究竟是什么性質的？第一，它肯定不是國有的，跟中興有質的區別；第二，它也不是傳統的私人企業。但現在人們普遍把它列入“非公企業”。這樣合適嗎?第三，有點類似于馬克思說的“重建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但又有一點區別；第四，寫實白描，它相當于一個集團內部9萬人的“共有制”。不過“共有”一詞，我又怕人們理解成“共產”；故我說，它是一種非國非私的、勞動者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相結合的新型利益共同體（一種新型的公有制形式）。我們要追求包容性，追求創新性。

馬克思的“兩朵花”理論和中國的“新花”實踐，核心是創新性思想和“包容性”的思想，而不是排斥性的思想。我們排斥了一些該排斥的東西，但是，也排斥了一些不該排斥的東西啊。因此，怎么樣學會“戰略理性思維”，是我們面臨的關鍵問題。就講這些，謝謝。

（常修澤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導；根據其在“經濟研究·高層論壇·2018——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暨《經濟研究》復刊40周年”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

作者簡介

姓名：常修澤 工作單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

職稱：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