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體制表述的變化

有研究在追溯了社會治理體制的變化沿革后論述說，改革開放激發的發展動力，在短短幾十年內就將中國由傳統社會轉變為現代社會、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在這劃時代意義的變化中，中國社會的基礎，也由熟人社會轉變為陌生人社會。為適應這種轉型，在十八大之前很長一個歷史時期，為達到既激發社會活力，又維持和諧穩定的目的，我們主要以“社會管理”為主配置制度投入。伴隨“單位管理社會”或“單位辦社會”的解體，勞動力結構也由地域化為主轉化為地域化與移民化結合。為管控社會進程、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在社會發育程度較低時，政府不得不接替企業分化的許多社會職能。

1998年《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中第一次使用了“社會管理”一詞。2002年十六大報告將社會管理明確為政府的四項主要職能之一。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在此基礎上又加入了“法治保障”。在2014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第一次把“社會管理”改為“社會治理”，在闡明社會治理創新道路時，以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的邏輯方式進行梳理。在系統治理中，又著重強調“黨委領導、政府主導”。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適應新時代的新矛盾，重新將社會治理體制表述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學界將之稱為“二十字方針”。

從“社會管理”轉變為“社會治理”，雖一字之差，但其中蘊含的深意已發生本質變化。“管理”注重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的參與，體現的是政府在矛盾化解中的主體地位，但卻難以調動社會其他主體的治理參與積極性，最后不免會形成“單打獨斗”的局面，從而造成較高的治理成本。但“社會治理”強調多方主體參與，強調社會各方力量的綜合配置與協調使用。如果我們一直走政府單方化解矛盾的原有路線，則“信上不信下、信訪不信法、信網不信報”的狀況就難以改變。因此，在新時代的社會治理體制建設中，我們必須明確，只有黨委發揮領導作用，政府作為一方主體，與社會、企業、公眾、個體、法治等協同，才能更好發揮治理資源的配置作用。

依法治理與“各方參與良性互動”

正因為注意到“協同”的功能性作用，有學者在研究中才指出，將“政府主導”修改為“政府負責”，更符合社會治理創新的現代化之路。要“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目的，就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將各級政府與其他主體置于相同法律地位，體現出“法治保障”中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如果繼續走“政府主導”之路，政府必然在治理中處于“強勢地位”，并為達到行政目的，使用“主導”話語，單方面推進行政行為，要么影響其他社會主體的活動空間、要么自己制定規則自己落實規則，形成新的矛盾生產機制，將“治理”返回到“管理”狀態。需要知道，政府負責的目的不在于政府包打天下，而是負責培育社會、激發社會、形成合力，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的目的。

應該說，在社會治理體系與社會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過程中，在“法治保障”前提下的“良性互動”，是建立“良法”、形成“良治”的必要條件。建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重要前提，不僅是政府依法行政，而且是政府依法行“良政”。尤其是地方政府，更應該在行政中考慮到企業、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個體的利益所在，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的角度，從各個治理主體良性互動的角度思考問題。在治理實踐中，還要防止將“政府負責”解釋為“政法委負責”，更不能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中隨便使用警力。治理如果離開了多元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而只為達到行政目標強力推進“單方面作為”，就可能會形成“亂作為”或“暴力作為”，影響改革發展與穩定的協調關系，造成不必要的社會亂象。那種一遇復雜問題，不是想辦法調動多元主體去化解，而是單方面“派警察維穩”的做法，很容易將小矛盾激化為大矛盾，把短期性矛盾演化為長期性矛盾。所以，社會治理體系與社會治理能力建設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在黨委領導下發揮多元主體參與的良性互動，才能在“維權”基礎上“維穩”，在“維穩”過程中“維權”，充分化解矛盾，以法治思維促進現代化發展。

社會流動、社會治理與中國夢的互動關系

有研究表明，十九大報告專門闡述了社會流動與社會治理之間的關系，并明確指出，“要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這種表述，與“中國夢”的論述一脈相承。中國夢是追求幸福的夢，中國夢是中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我們的方向就是讓每個人獲得發展自我和奉獻社會的機會，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為破除“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首要任務就是繼續深化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在城鎮化的大背景下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那種將農民工只視為勞動力人口的想法，已經與新時代格格不入。只有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堅持就業優先戰略與積極就業政策，將農民工的社會保險、農民工子女的教育、農民工的技能培養與發展機遇納入城市整體的發展戰略，才能真正打通城鄉壁壘，化解發展風險。為破除“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還要著力破除大學生就業中的種種流動性障礙，化“拼爹”現象為“拼能力”規則，創造出一種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環境，讓大學生通過自身的辛勤勞動實現自我發展的目標。

只有拓寬社會流動渠道，打破階層固化風險，積極激發社會流動動力，為每一個社會個體都創造出發展機遇，社會才能既有活力又和諧穩定，社會治理的宏偉目標才能如期實現。一個社會性流動不暢的社會，必然會將社會精英積淀在社會底層，使之與不穩定因素結合，成為矛盾的生產與再生產風險點。而一個社會性流動通暢的社會，則必然給富有創新能力和努力勞動的社會成員以激勵，并配之以弱有所扶的社會保障，由此形成社會發展的強大拉力，促進社會更好更快發展，從而在本世紀中葉將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現代化強國。改革開放以來無數成功的實踐說明，只有不斷擴大社會流動渠道，人民才能在改善自己生活的過程中不斷進步，在每個人都實現自己人生理想的努力中，形成強大的維護社會穩定的合力，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應該說，將社會性流動渠道的疏通與民生改善社會治理相聯系，以之破解發展難題，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大貢獻之一。這個新思想，必將拓展社會治理研究與社會治理實踐的渠道，創造出與我們這個時代發展特征相一致的新理論與新模式。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7年10月27日。

責編/谷漩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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