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我國道德領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滑坡”“失范”等問題，需要借助法治手段，通過加快社會立法工作，激發社會自我管理和自我凈化能力；需要增強法律懲處力度，建設具有普遍倫理意義的“底線道德”原則；需要將突出問題納入到法律調節范圍中，強化法治監督力度，從而順應法治社會的發展。

【關鍵詞】法治 道德領域  法治社會    【中圖分類號】D903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明了新時代發展的方向、目標和任務，其中貫穿著大量法治精神和要求，如 “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養和道德素質”。法治是剛性和規范性手段，在社會管理實踐中，法治和道德相互依存。當前，面對諸多的社會問題，道德的社會調控功能有所弱化，強化法治手段，成了順應法治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新時期我國道德領域內的突出問題

道德的社會調控功能有所退化。在社會演變進化過程中，道德一開始就承載著抑惡揚善的功能。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道德的社會地位有所弱化。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環境和法治社會建設的推進，在現代功利主義的影響下，“毒奶粉”事件、“地溝油”事件等問題不斷影響著社會、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道德的社會調控功能正在逐漸弱化，社會期待法律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使得陌生人之間的交往越來越頻繁。這種人際關系依賴于具備強制性的法律制度，主要以經濟效益為核心進行的交往也使道德逐漸被擠向了邊緣地帶。

道德權威形象正在淡化，部分人社會價值觀異化。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尤其是農業社會時期，道德是以權威、絕對的形象支配著公眾的社會行為，不管是文人還是農民，個體為人處世的準則就是氣節、明德。而隨著時代的發展，進入到現代社會中，自由、個性、解放等思想被一些人誤讀，道德權威的形象逐漸消失。受市場化、功利化的影響，在現代社會環境中，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道德相對主義，并且多維意識形態的碰撞與摩擦使傳統的“是非”“善惡”評判標準經受著嚴峻的考驗，尤其是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世間之事已經失去了原有固定的是非標準。在部分公眾的心理潛意識中，道德成了可有可無的邊緣意識，道德被越來越多的人肆意踐踏，社會生活領域中的價值觀異化，社會責任感淡化。

道德底線失守阻礙了社會秩序的有序開展。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急劇的社會變化之中，新舊價值觀念體系、道德規范體系相互交錯，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許多道德失范現象，人們的精神領域出現了一些混亂、無序狀態。由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道路上，公眾道德底線失守，引發的社會誠信危機成了我們必須要直面的現實問題。一方面，道德底線失守的現象并不僅限于單一的食品安全、市場誠信等領域，這引發了民眾對倫理道德功能的質疑；另一方面，一些行為主體的道德底線頻頻失守，包括個體、組織和企業等，容易引發社會恐慌和信任危機。

加快社會立法工作，完善民眾道德教育

加快社會立法工作，激發社會自我管理和自我凈化能力。目前，我國法治建設尚未健全，為了保障道德倫理能夠扎根于穩健的社會土壤中，在道德領域內推行立法工作，能夠激發社會自我管理、自我凈化的能力，為道德倫理和日常生活構建一個合法的緩沖地帶。一方面，社會法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在解決道德領域的突出問題上，關注的是社會的整體利益，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間的法律。為了使社會法更具可操作性，要為社會法制定可行性較高的執法規范和標準，如社會經濟法、老年保障法等。只有這樣才能促進部分道德規范逐步上升到法律高度上。在執行社會法時，嚴格按照完善的規范和標準，強制性地規制道德領域突出問題，避免社會法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在規范道德問題上，法律具有明顯的導向性優勢，以法律的強制性警示和預防社會矛盾沖突的無序性蔓延。由此社會法應盡量走在社會事務發展的前列，面對快速變化的社會形勢，要變被動適應為主動引導，針對數字侵權、網絡惡意傳播等現象，發揮預警、規制作用，加快社會的立法工作。

完善民眾道德教育過程，強化社會管理專項教育和治理職能。在民眾道德教育的過程中，通過開展多層次、寬領域的道德教育活動，全方位地進行公德教育，提升公眾的道德認知，促進和諧社會道德目標的實現，淡化行為主體的功利性思想，從而形成自覺遵守道德規范和道德自律的社會氛圍。要加強對社會管理人員的道德教育、法治教育，通過普法教育、道德宣傳等手段，引導公眾形成積極正面的道德行為準則，提高民眾的道德意識和法治意識，確立新的道德規范體系和法律制度，發揮社會管理的公眾教育職能。同時，要將道德表現、法治能力納入人事考核機制，賦予為人民服務以新的時代內涵，提升他們的社會公德意識和法治素質，有效解決社會范圍內的信任危機和誠信危機，重拾民眾對道德功能的信任。并且面對不斷出現的道德功能退化、地位弱化等突出問題，我們也應將法治理念引入到道德領域中，促使公眾形成積極的價值觀念，以剛性原則規范、制約和引導公眾的社會行為，從而推動依法治國的進程，充分發揮德育、法治的雙重效應。

建立“底線道德”原則，強化法治監督力度

增強法律懲處力度，建設具有普遍倫理意義的“底線道德”原則。在用法律手段懲處道德失范行為的工作中，要突出對社會公職人員的瀆職、失德行為進行懲處，按照道德失范行為的程度，對嚴重的失德行為和瀆職行為實行降職、開除等懲罰，并明確警告、記過等不同的懲處級別。公民最起碼的道德準則，就是建立一個普遍道德規范的核心定位。首先，要將道德適用的范圍擴大，尊重人權、關注個體生命價值，使每一位公民都能履行道德規范。其次，道德底線的建構也是道德現代化的過程，要將道德標準調整到普通公民均能接受的合理水平。

將道德領域的突出問題納入到法律調節范圍中，強化法治監督力度。一方面，在當前中國的道德領域問題構成中，針對新型的突出問題，要盡快建立起適當的法律規范，如網絡侵權、電信詐騙等問題。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利用網絡社交平臺，匿名、開放的網絡行為給網絡環境監管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因此建立適用度高的法治體系刻不容緩。另一方面，要明確具體的懲處措施和懲罰力度，將道德領域中的突出問題明確體現在法規中，以量化的形式提高法律條款的可操作性。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將傳統道德意識下的“尊老”正式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為了切實提升法律在道德領域的震懾力，還需要進一步明確類似違法行為所應承受的物質和精神處罰。另外，當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缺少必要的監督機制，為了使之成為法治監督的必要補充，還需要加大行政監督、民眾監督和媒體監督的力度，在多層次的監督體系中，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就會自覺遵守市場規則，嚴守道德行為規范，從而使市場經濟的運作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作者分別為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講師；東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葉方興：《德法互濟 協同共治——“德治與法治：治理的邏輯與路徑”學術研討會紀要》，《道德與文明》，2015年第11期。

責編/宋睿宸   美編/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