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體系復雜度、開放度越來越高，長期累積起來的風險挑戰隨之而來。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實體經濟的穩步發展是金融業健康持續發展的基礎，支持和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則是金融業的生存之本。金融要把為實體經濟服務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提升服務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和實體經濟多樣化的金融需求。同時必須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全面加強金融監管，科學防范風險，不斷提高金融業競爭能力、抗風險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

【關鍵詞】金融安全  系統性金融風險  實體經濟  金融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04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國家安全工作，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明確國家安全戰略方針和總體部署。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期，需要金融的有力支撐。這就需要把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提高到新高度，尤其需要對處理好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有更加深刻的認識，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金融安全對于我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實現國家現代化意義十分重大。

新時代我國金融風險及其背后的邏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同志高度關注金融安全問題，自2013年開始反復強調，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這些論述都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狀況作出的重大科學判斷。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體系復雜度、開放度越來越高，長期累積起來的風險挑戰隨之而來。加之國內經濟周期性、結構性、制度性矛盾疊加，金融領域潛在風險和隱患也在累積，主要表現為結構失衡問題突出、金融體系脆弱性上升。我國金融業保持快速發展，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從2011年的76.7萬億元增加到2017年8月的169.41萬億元，金融業法人機構數量從5.6萬家增加到11萬家，金融產品日益豐富，金融服務普惠性日益增強，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正在形成，金融守住系統性風險底線的能力不斷增強，金融改革發展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

與此同時，我國經濟運行中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國際政治經濟引發的金融市場變化，都會對我國金融安全產生巨大影響。加之我國金融業正處于不斷深化改革過程中，我國金融行業整體競爭力不強，影響金融安全的風險仍然點多面廣。金融服務天生具有服務鏈條長、波及面廣、信息不對稱的特點，這決定了金融風險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復雜性、突發性、傳染性，金融安全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不斷凸顯。一旦爆發，危害性強，不僅會嚴重破壞金融秩序，影響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而且會嚴重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

眼下，我國正處于對外擴大金融開放、對內打好防范金融風險攻堅戰的關鍵時期。美國挑起的這輪貿易摩擦有愈演愈烈之勢，并可能觸及貿易之外的領域，尤其是金融領域。我們應當統籌兼顧、未雨綢繆、沉著應付，保持戰略定力，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切實維護國家金融安全。

研究金融風險防范問題，必須弄清楚系統性金融風險是怎么來的。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前的金融風險是經濟金融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和體制性因素疊加共振的必然后果。”世界金融發展史表明，任何時候、任何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無一例外是由于此前貨幣信用過度膨脹，存在著貨幣信用長期持續擴張并不斷積累的過程。當然，一旦貨幣信用引發資產泡沫化并使通貨膨脹壓力快速上升，貨幣信用擴張也就走到盡頭。隨之而來的收縮性政策，往往又是刺破資產泡沫的重要外部因素。資產泡沫被刺破必然引發連鎖反應，并且常常成為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開始。

眾所周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世界各國都采取了相應的政策（我國也采取了長期持續的貨幣信用巨額投放的政策），這是金融風險累積的重要外部環境。這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風暴，歐美等發達經濟體受其影響尤為甚，對全球經濟形成廣泛的強烈沖擊，并深刻地改變著全球的發展格局。當時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巨大沖擊，我國政府緊急出臺了一系列重大的刺激性經濟政策，擴大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以拉動日漸乏力的經濟增長。其中尤其出名的就是推出的“4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計劃。同時，為了配合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計劃，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也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僅用3個月的時間，就將大型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由初期的17.5%連續下調為15.5%，中小型商業銀行則進一步下調為13.5%，分別下調2和4個百分點，從而在短期內釋放了大量流動性，致使貨幣信用巨額增加。因此，2009年是中國貨幣信用巨額膨脹的一年，并從此將中國的貨幣信用基數推上一個“高臺”，這極易造成以后年度參照系發生誤導。伴隨著貨幣信用以及金融業資產負債表的持續巨額擴張，中國的債務率水平快速上升，現已成為中國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隱憂。

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形成也與過去追求速度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不無關系。這么多年來，國內外各種因素決定了我們選擇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在這樣的增長方式下，經濟對房地產業的依賴度高，在地方財政主導的投融資模式中，很大一部分資金來源于土地財政，這必然導致房地產市場金融風險不斷累積，形成隱患。并且，地方融資平臺不規范以及地方隱性擔保、變相舉債等，造成了地方債務風險。近些年來，由于地方政府債務置換以及新興貨幣政策工具的大量使用，銀行業投資類業務出現爆發式增長，2015年和2016年分別新增16萬億元和13.8萬億元，各增長50.5%和28.5%，是正常年份新增額的2～3倍。同時，大量資金進入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領域，也促進了實體經濟加杠桿的過程。住房市場采取的零首付、首付貸等方式，放大了購房的杠桿率。另外，我國金融體系目前仍以間接融資為主，在經濟增長期，企業舉債的杠桿率往往很高，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以及煤炭等資源價格波動時，個別行業利潤率下滑，凸顯出高杠桿率對企業造成的風險。

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形成還與泛金融類業務相關的風險有關。盡管隨著我國金融環境的改善，民營小微企業的融資可獲得率在不斷提升，但正規金融渠道仍無法滿足其所有融資需求，不少小微企業開始尋求民間融資渠道，結果影子銀行通過各種貸款工具和中介機構迅速增長，存量仍然較大，存在著潛在風險，影子銀行風險具有復雜性、隱蔽性、脆弱性、突發性和傳染性，容易誘發系統性風險。加之2014年以后隨著互聯網與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互聯網金融興起，互聯網金融常使金融活動脫離原有正規金融的范疇，擴展到社會各行各業并被廣泛推廣使用，形成了多種互聯網金融業態。不過，其中的網貸平臺良莠不齊，不少平臺出現了資金池以及放高利貸等傾向，甚至出現違法集資案件。e租寶、泛亞等非法集資案件涉眾上百萬，橫跨多個省市，這使政府的管控能力面臨嚴重的挑戰。另外，部分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經營不規范，有異化的風險。同時，有些沒有取得金融牌照的機構也在非法從事金融業務，部分非法金融活動借金融創新和互聯網金融之名迅速擴張。這些互聯網金融平臺存在非法集資、自融、龐氏騙局等“偽金融”行為，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系統性金融風險是一個宏觀現象，但說到底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密切相關。微觀經濟主體一般通過金融機構彼此間形成了“負債—資產—負債”鏈條，其背后則是“利益—行為”的聯動機制。這樣的聯動機制能夠將全社會所有的經濟主體，包括個人、企業、中間機構等，連成了龐大的網絡。一旦微觀層面的金融機構出現信用風險，就會傳染和擴散這種風險，引致各相關微觀經濟主體資產負債表連鎖反應，進一步推進不良資產價格的急速下跌，引致金融危機。這些年來，在我國推進混業經營、金融創新的背景下，金融運行中出現了一系列新的情況。金融產品復雜化，金融各業的合作愈加突出，各種類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卷入金融中，導致金融高杠桿問題嚴重。金融亂象頻發，有幾次幾乎將金融運行帶到了面臨深淵的境地。

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之本源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實體經濟的穩步發展是金融業健康持續發展的基礎，支持和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則是金融業的生存之本。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這既是對金融發展一般規律的揭示，也是針對我國金融改革實踐進行探索的指南，是做好新時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

這些年來，我國經濟出現了一些脫離實體經濟發展方向的偏離現象。這種做法不僅極大損害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其自身也無法持續。2015年的牛市、2016年一二線城市的樓市，都讓人們感受到資產泡沫的威力。與此同時，代表實體價格的PPI、CPI指數卻沒怎么漲。以賺差價為目的交易/投資都容易引起泡沫，而泡沫的本質是存量財富的再分配，是搞“空轉”“錢生錢”的虛擬游戲，而不是增量財富的新創造。當大家都在爭搶現有的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時，財富的增長及分配就不可持續。為什么會出現脫實向虛的現象呢？這就要回到資本的本性。資本是逐利的，當過度的經濟刺激、信貸擴張讓市場中的錢太多而好的實體項目卻沒有相應增加的時候，過量的資金短期投機或追逐少量的優質資產就會脫實向虛。前面所說的2015年的股市和2016年的一二線城市的樓市就是這個邏輯。為什么實體經濟不能贏得資金？這是因為實體經濟艱難，其實是低端低門檻、高能源消耗、勞動密集型、缺乏技術含量的制造業和簡單重復模仿、缺乏想象創意的服務業比較艱難，而具有高科技的創新型企業少之又少。這樣，資金不愿意進實體去研發、去試錯、去改造，也就是不愿意投入到創新部門和領域。這樣，一方面產能過剩、創新不足，另一方面貨幣又不斷增多，結果就是資金的脫實向虛。

對于金融脫離實體經濟問題，習近平高度重視，多次強調金融要切實服務實體經濟。2013年9月5日，他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指出：“要繼續加強國際金融市場監管，使金融體系真正依靠、服務、促進實體經濟發展。”[1]在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他又進一步強調：“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金融要“回歸本源，服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金融要把為實體經濟服務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提升服務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和實體經濟多樣化的金融需求”。[2]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3]2017年12月12日，他在江蘇徐州調研時又指出：“必須始終高度重視發展壯大實體經濟，抓實體經濟一定要抓好制造業。”[4]在當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習近平的相關論述為金融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即金融業的根在于實體經濟，其發展動力和發展目標也在于服務實體經濟。

習近平關于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本源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金融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馬克思認為，貨幣形式的金融在生產過程中起到促進作用，金融的發展拓展了貨幣的功能和結構。他在《資本論》第3卷中說，“債權證書、票據等等成了債權人的支付手段”[5]，并逐步擴張到各種期權、期貨、掉期、CDS、金融衍生品等。“這個自動的神物，自行增值的價值，會生出貨幣的貨幣，純粹的表現出來了，并且在這種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源的任何痕跡了。社會關系最終成為一種物即貨幣同它自身的關系。”[6]隨著金融自身的發展，各種形式的金融資本試圖擺脫商品生產環節，獨立獲得利息、紅利等形式的金融收益，從而實現對整個社會生產利潤的分割、獲得更多剩余價值。“利息自動長到‘它’身上來”[7]，企圖脫離生產，僅僅靠資本的運動增加財富。虛擬資本的產生尤其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的發展，使得生產的功能讓位于金融體系自我循環、攫取更多利潤和財富的需求。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發展具有自行擴張和不穩定的特點，很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并且，金融領域的財富分配和財富增值不僅分走了實體經濟部門的利潤，而且由于金融占用社會資源從而擠占了實體經濟部門的發展空間。不過，金融由于具有內在擴張性和外在不穩定性，一旦任其發展，就會形成畸形的軌跡，并異化于社會生產。這樣的結果就是金融化，不僅影響社會生產、實體經濟的發展、還會快速拉大財富分配的差距。

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立業之本。要把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作為金融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因此，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以及為實體經濟提供資金、信用、風險管理等專業服務是金融機構、金融部門的本源業務和主業。金融機構要聚焦主業，做強服務本業。金融是現代服務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聚焦主業是金融業安身立命之本，做強做大做優服務本業是金融業發展壯大之道。各類金融機構應當回歸本源，做優主業、做精專業、做強本業、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中創造價值和利潤。

金融回歸本源、做強本業，需要轉方式、調結構。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時代，金融業需要轉變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要從過去重規模、重增速的粗放發展階段向重質量、重效率的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要把資產質量、經營效率和風險控制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之間保持更好的平衡。金融機構要密切關注新形勢下的市場需求變化，通過高適配性的金融創新和服務提升，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要改變過度依賴銀行體系的融資結構，提高直接融資占比，促進融資結構多樣化，提升融資結構靈活性，打造能滿足實體經濟需求的金融鏈。要從之前銀行主導、信貸為主的相對單一的結構向機構多層次、產品多樣化、服務立體化方向發展，加快完成國有大銀行戰略轉型，發展中小銀行和民營金融機構，完善中長期融資制度，滿足準公益性產品和基礎設施融資需求。

金融回歸本源、做強本業，需要加強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首先應著眼于服務科技創新。金融在科技創新和經濟轉型升級中發揮重要推動作用。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和改善對企業技術創新的金融服務，加大資本市場對科技型企業的支持力度”[8]。當今世界，科技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生產力發展和綜合實力提升的過程中，科學技術創新發展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科技研發以及研發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具有高度復雜性和高風險性特征，需要經歷較長的周期和投入較多的資金，沒有外部的金融支持，單靠研發主體自身實力往往難以取得較好的結果。近年來，我國金融資產雖然日益擴大，但支持科技創新的金融資源仍然供給短缺，傳統商業銀行碎片化、通用式的金融服務對科技型企業的支持效果并不理想，大量企業因為資金供給不足、供給成本過高而不得不中斷創新，極大影響了科技創新效率。因此，商業銀行必須創新服務模式，統籌謀劃適合科技型企業金融需求特點的金融服務模式。創新型企業，具有高風險、高回報、輕資產的特點，突出金融產品創新重點，針對創新型企業特點，找到金融支持和風險防控的平衡點，做到金融產品與科技創新的有效對接，即做到金融產品創新要與國家創新驅動戰略、創新型企業特點、互聯網信息技術三個對接。

金融回歸本源、做強本業，需要審慎創新。我們所倡導的創新必須扎根于為實體經濟服務，要圍繞人民群眾和實體經濟多樣化的需求進行金融創新。既要鼓勵金融機構創效增收，又要引導金融創新基于實體經濟，促進金融機構與實體經濟雙贏。創新是推動金融業前行的動力，但創新必須依法合規，不能打著創新的名義，盲目鋪攤子，大搞資金體內循環和脫實向虛，更不能搞金融詐騙。近年來，以大數據、超級計算、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區塊鏈、社交網絡、移動互聯網、傳感網等為代表的新技術的興起，推動了金融業加快技術應用創新步伐，極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務市場、服務客戶的能力，使得金融的業態發生深刻的變化。不過，由于上述新興技術尚處于成長期或初創期，本身也可能蘊含著尚未暴露的風險和安全隱患，而且會使金融的風險發生了變異，所以必須加以研究、識別和有效防范。因此，倡導技術應用創新，所以必須是立足于安全的創新，是技術風險可控的創新，是支撐持續健康發展的創新。只有扎緊安全的藩籬，中國的金融創新才能夠走得更穩、更快、更遠。必須加強對金融創新監測評估，對于助推實體經濟、解決當前困境的金融產品要給予獎勵并推廣，對于涉嫌違法或給社會帶來負面效應的金融創新應及時制止并懲處。

加強金融安全的領導和監督

堅持防化金融風險過程中的黨的領導。做好新形勢下的金融工作，要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金融改革發展正確方向，確保國家金融安全。金融是國家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和改進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改革創新金融機構黨的建設，將成為我國防控金融風險、保障經濟安全、深化金融改革的迫切需要和獨特優勢，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關鍵一環。

加強和改善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改革創新金融黨建，是提高黨和政府駕馭經濟全局、控制經濟命脈和主導經濟走向能力的迫切需要。我國金融業的改革和發展更是在黨的領導和政府主導下進行的。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完善黨領導金融工作的體制機制，加強制度化建設，完善定期研究金融發展戰略、分析金融形勢、決定金融方針政策的工作機制，提高金融決策科學化水平。具體地講，要從三個方面來推進：一是扎實做好金融企業黨的基礎建設，發揮黨組織在金融機構中的領導核心作用；二是積極探索金融企業內部黨組織的科學定位，使黨組織恰當而有效地圍繞提高金融機構的戰略控制力和核心競爭力推進黨的建設；三是努力創新金融企業黨組織發揮領導核心作用的有效途徑，把握和順應金融監督和管理體制發生的變化。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關鍵要提高領導干部的金融工作能力。在現代經濟發展中，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從事經濟社會管理，除了要掌握一般的經濟社會知識之外，還要懂金融、用金融、管金融，保障一方金融平安。習近平同志要求，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努力學習金融知識，熟悉金融業務，把握金融規律，研究金融發展戰略，分析金融形勢，決定金融方針政策的工作機制，提高金融決策科學化水平。強化監管意識，提高監管效率。既要學會用金融手段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又要學會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

堅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維護金融安全，必須要堅持底線思維。堅持問題導向，在全面做好金融工作基礎上，強化安全能力建設，不斷提高金融業的競爭能力、抗風險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增強風險防范意識，未雨綢繆，密切監測，準確預判，有效防范，不忽視一個風險，不放過一個隱患。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維護金融安全的根本性任務，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必須從國內和國際兩個角度綜合分析，既要客觀分析國內因素引起的各種金融風險點，又要科學預判國際因素，要切實增強風險防范意識，確保國家金融安全。因此，堅持底線思維、守住底線，既是維護金融安全的重要目標，也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指導方針。

當前，我國金融形勢總體良好，金融風險可控。但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在國際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因素的綜合影響下，我國金融發展面臨許多風險和挑戰。一些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整形成的風險外溢效應，有可能對我國金融安全形成外部沖擊。加之國內經濟周期性、結構性、制度性矛盾疊加，金融領域潛在風險和隱患正在積累，關聯性和復雜性增加，主要表現為結構失衡問題突出、金融體系脆弱性上升。概括來說，金融杠桿率和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影子銀行風險、違法犯罪風險、外部沖擊風險、房地產泡沫風險、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和部分國企債務風險等需要特別關注。

應對系統性風險，主題是防范，關鍵是主動。既要增強憂患意識，又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預防為先、標本兼治、穩妥有序、守住底線。所謂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實質上就是金融危機。即使某些領域、某些局部出現了一些風險，只要這些風險在控制下沒有相互感染、沒有系統化，就能避免系統性風險發生。只有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才能保護有效生產力。實體經濟是生產力的重要體現，金融危機往往會重創實體經濟，從而影響甚至破壞生產力，必須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前提下，保護和發展具有先進生產力和競爭優勢的企業，通過各種方式逐步恢復、發展生產力。只有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才能落實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為全面深化改革、為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持。只有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才能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實現國家現代化提供金融支撐。

堅持在深化金融改革中維護金融安全。我國經濟已進入新時代，金融業發展與創新步伐加快，金融體系復雜度、開放度越來越高，不少風險挑戰也隨之而來，迫切需要深化金融改革。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關鍵是讓金融改革沿著正確方向不懈推進。必須抓住公司治理改革、強化審慎經營理念、承擔風險管理責任、完善市場規則、健全市場化法治化機制五個重要方面，加快推進，落到實處，取得成效。

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就是要從金融服務社會經濟發展出發，以改革為根本動力，不斷適應社會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發展的需要，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和促進經濟發展。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改革有序推進，金融業發展加快，新的問題也不斷出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不足、金融市場亂象頻發、金融機構內部違紀違法案件高發等問題也日趨顯現。這些問題背后的原因在于：一些金融機構作為市場主體尚處于不穩定甚至不健康的狀態，沒有守好風險防控的關口；融資結構不健全，金融與實體經濟結構失衡，金融向實體經濟傳導的渠道不暢；金融監管的體制機制不完善，導致交叉監管和監管空白同時存在，等等。這些問題必須通過改革來解決。

我國金融體系仍存在諸多不適應實體經濟發展的問題，需要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尋找答案。必須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要求，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建立與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相匹配的、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能有效分散風險的金融體系。第一，夯實金融市場基礎。完善有效的市場約束機制，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提升服務實體經濟效率。第二，培育健康的金融市場主體。健全金融機構法人治理結構，依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突破直接融資瓶頸，改善間接融資結構，打造適應實體經濟需求、滿足人民群眾需要的金融鏈的同時，加強風險防控能力和水平建設，強化審慎合規經營理念，切實承擔風險管理責任。第三，有序擴大對外開放。在準確把握我國金融發展特點和規律的前提下，以我國發展根本利益和經濟安全為依據，學習借鑒國外有益經驗，積極穩妥推動金融業對外開放，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金融創新，既要積極有為，又不可操之過急，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防范金融風險的機制。

堅持構筑、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在維護金融安全和防范金融風險的關系中，金融監管是重中之重。不斷完善金融監管規則，提高金融監管有效性，對金融業健康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金融監管部門不斷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高度重視防控金融風險，采取了一系列強化金融監管舉措，有效化解處置突出風險點，把住發展大勢，切實維護了國家金融安全。但也要看到，當前一些市場主體行為出現異化，道德風險明顯上升，而金融監管體制機制尚不適應、還不健全；一些金融機構內部違紀違法案件高發頻發，金融監管不嚴密、監管低效甚至無用等問題仍然突出。需要通過金融監管的完善來解決。

習近平同志對金融監管非常重視。2015年10月，習近平同志在對《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中強調，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現代金融特點、統籌協調監管、有力有效的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堅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并首次就加強金融監管提出“三個統籌”，即統籌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統籌監管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礎設施，統籌負責金融業綜合統計。2017年4月25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第四十次集體學習時再次強調了“三個統籌”，又首次提出“三個確保”，即確保金融系統良性運轉，確保管理部門把住重點環節，確保風險防控耳聰目明。“三個統籌”和“三個確保”，就是今后我國加強金融監管的重要方針和基本要求。必須加強監管協調，補齊監管短板，做到監管政策、標準、規則和行動有效對接，實現跨行業、跨市場、跨部門金融活動監管的無縫對接，努力做到金融監管流程的全部到位。

必須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全面加強金融監管，科學防范風險，不斷提高金融業競爭能力、抗風險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第一，明確監管定位。努力培育恪盡職守、敢于監管、精于監管、嚴格問責的監管精神，形成嚴肅監管氛圍。第二，練好監管內功。根據金融業務和風險的新變化、新現象和新特征，借鑒國際監管標準，深入排查、梳理監管制度漏洞，盡快彌補監管制度短板。強化依法監管、全面監管、協同監管，增強監管效能，創新監管手段，全面提升專業監管能力。第三，強化監管問責。充分運用監管措施、行政處罰等權力，加大懲處違規違法行為工作力度，提高違規成本，增強監管威懾力。第四，加強監管協調。強化金融監管統籌協調，實現監管部門目標、績效、激勵、資源的一致性。加強金融部門與宏觀經濟部門、金融監管部門與其他監管部門、中央與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的協調，健全符合我國國情和國際標準的監管規則，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確保金融監管不缺位、不跑偏，筑牢金融風險“防火墻”。

注釋

[1]《人民日報》，2013年9月6日。

[2]《人民日報》，2017年7月16日。

[3]《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4]《人民日報》，2017年12月14日。

[5][6][7]《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4、441、448頁。

[8]《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30頁。

責 編／馬冰瑩

How to Prevent and Resolve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in the New Era

Ge Yang

Abstract: Since the CPC'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have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opens wider to the outside world, so the long-term accumulated risks and challenges have ensued. Finance is the center of the modern economy.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Supporting and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We should make serving the real economy the starting point and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mprove its efficiency and level of services, allocate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the key areas and weak link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better meet the financial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the real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the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financial supervision, scientifically guard against risk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financial industry's competitiveness and get it to become better able to deal with risks and develop sustainably, so as to ensure that no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occur.

Keywords: Financial security, systemic financial risk, real economy, financial supervision

葛揚，南京大學商學院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房地產經濟理論等。主要著作有《〈資本論〉視野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轉型期我國房地產經濟虛擬性研究——馬克思土地資本化理論的視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