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開放四十年：偉大實踐，寶貴經驗

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回顧40年來的開放歷程，對外開放邁出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項成就，既是中國的自主選擇，又符合歷史前進的邏輯和時代發展的潮流。中國對外開放經歷了一個漸進式、由點到面、梯度推進的加速和強化過程，從沿海地區和開放城市逐步輻射到全國，從制造業擴展到服務業，由激發人口紅利轉為投放制度紅利。實踐表明，漸進式的開放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突出特征和重要經驗，這種模式有效降低了開放對經濟社會的沖擊，充分釋放出“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制度紅利，為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注入了持久的動力和活力，帶動了產業競爭力和國際分工地位的全面提升。

40年的時間里，中國經濟社會由高度封閉走向全面開放，這在人類發展史上甚為少見。在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共同推動下，中國締造了后起大國工業化的“增長奇跡”。1978年，我國進出口額為206.4億美元，2017年達到41050.0億美元，近40年間增長了約199倍，年均增速14.5%。隨著進出口規模擴大，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大幅提高，貨物出口額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32位躍升至2017年的第1位，貨物進出口額占全球貨物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978年的2.9%上升到2017年的12.7%，成為世界首個發展中的貨物貿易大國，也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力源。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開啟主動、雙向、公平、全面、共贏、高質量的新一輪對外開放，對外開放程度和總體水平不斷提高。黨的十九大強調“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在全球化進程遭遇挫折的復雜國際形勢下，中國堅持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主動擔負起推動全球化發展的大國歷史重任。在增強自身制度性話語權的同時，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更加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體系。2018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了中國將實施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等擴大對外開放新的重大舉措，向世界傳遞出清晰、有力的聲音：“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這是中國基于發展需要作出的戰略抉擇，同時也是在以實際行動推動經濟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國人民。

新一輪擴大開放面臨機遇和挑戰

對外開放的偉大實踐和豐富經驗，不僅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財富，而且對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秩序的演變產生了日益深遠的影響。進入新時代，我國對外開放所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也發生了新的變化。

擴大開放的有利條件與重大機遇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工業革命推動全球產業升級和分工深化。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發達國家加緊布局科技創新發展戰略，引領新的產業革命，帶動全球實體經濟開啟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的轉型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很好地抓住了發達國家技術擴散和產業轉移的戰略機遇，充分利用勞動力、土地、資源等方面的比較優勢，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和排名第二的貿易大國。客觀地看，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不斷投入和持續積累，我國科技發展的整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一些前沿領域幾乎與發達國家處于同一起跑線。歷史經驗表明，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是新產業集中孕育的時期，也是國際競爭格局劇烈變動的時期，同時更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目前，主要工業化國家新興技術領域的差距并不明顯，中國作為后發國家更容易“輕裝上陣”，實現對先發國家的趕超。當然，隨著我國科技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逐步縮小，可供借鑒的現成經驗已經越來越少，今后只能更多地依靠自主創新，加快從“追隨者”轉變為“同行者”，乃至“領跑者”的角色轉變。

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加快，創新引領工業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現階段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最為突出的優勢已從低勞動力成本逐步轉向完整的工業體系、強大的產業配套能力以及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系，這些優勢都是支撐我國產業競爭力不斷提升的堅實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主動把握世界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的機遇，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制造在多個領域取得重大技術突破，新動能、新產業、新業態加快育成。2017年，規模以上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1.0%，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長13.4%，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增長11.3%，這兩類產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分別達到12.7%和32.7%。同時，創新驅動引領結構調整和消費升級提速，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新產品不斷涌現。2017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產量69萬輛，同比增長51.2%；工業機器人產量13萬臺（套），增長81.0%；民用無人機產量290萬架，增長67.0%。高端裝備的部分技術、工藝和產品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這些重大技術創新正在形成新的出口競爭力。

“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沿線國家開放共識增強。“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四年多以來，成為各方加強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平臺和影響力日益提升的國際公共產品。2017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實現快速增長，增幅13.6%。目前，已取得的階段性成果不僅惠及沿線國家，而且充分展現出這一倡議的國際凝聚力和廣闊的發展潛力。秉承“共建、共商、共享”的原則，通過深化國際產能合作，拓展新興市場，促使我國與沿線國家融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的全球化進程，共享“一帶一路”倡議持續釋放出的成果，同時也為具有競爭力的中國出口產品贏得更大的國際市場空間。

外部風險與挑戰

面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雙重競爭”。一方面，美國、德國等工業強國主導的新工業革命下，一些掌握尖端技術的領軍企業更加注重研發的內部化，重構價值鏈，最大限度地防范創新成果過早擴散，延長獲利周期。而在國家層面，發達國家必然會對每一項重大研發和產業化成果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意欲將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創新活動控制在本土。在尖端技術、重大裝備和核心零部件等領域，我國通過以往承接跨國公司投資的方式，摘下國際技術擴散這棵大樹上“低垂的果實”的難度越來越大；另一方面，近年來，世界經濟體系中一批新的生力軍開始活躍起來，不少東南亞、南亞和非洲國家的增長速度接近兩位數的水平。雖然這些具有增長潛力的國家和地區普遍基礎設施條件相對更為薄弱，但其人口結構更具競爭力，成本優勢也更為突出。隨著基礎設施條件改善和受教育水平提高，在吸引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國投資方面將形成明顯的區位優勢。未來5-10年，這些國家和地區將成為全球低端制造尤其是服裝、鞋類、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能的主要轉入地，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終端產品制造環節將加快從中國等地轉移到這批新的“成本洼地”。部分東南亞、南亞和非洲國家在低端技術產品的生產和出口方面正在對我國形成追趕之勢，今后我國將遭遇更加激烈的“雙向”國際競爭。

保守主義盛行，全球化進程受阻。現階段由于新工業革命下主導產業更迭尚未到位，當前世界經濟總體上仍處于新舊動能切換的過程中，導致持續增長的動力不足。從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國際競爭力的此消彼長進一步強化了全球化紅利分配失衡，引發發達國家的低收入群體對全球化的反彈，各種單邊主義和民粹主義甚囂塵上，充斥著“逆全球化”的雜音。再從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來看，21世紀的頭十年中，新興經濟體一度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國際分工地位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均有所上升。然而，近年來受制于結構性瓶頸和周期性矛盾，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進展遲緩。雖然憑借較低的制造成本獲得了部分國際分工收益，但基本上被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環節。近期隨著美元持續走強，國際資本加快由新興經濟體流向美國，導致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增大。而在前沿科技和新興產業等領域，發展中國家以資源稟賦和勞動力成本為核心的比較優勢短期內很難與新經濟實現有效對接，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明顯滯后，新的“數字鴻溝”將進一步擠壓發展中國家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空間。面對全球經濟中這些不確定因素，世界范圍內貿易和投資政策的利己主義和保護主義傾向正在增強，為全球化進程蒙上了一層陰影。

中美之間的大國競爭加劇。當今世界，中美關系是國際貿易關系中最復雜也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特朗普就職美國總統之后，其“美國利益優先”的貿易政策導向明顯趨于保守，持續收緊對華貿易政策，并單方面發動了號稱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戰。毋庸置疑，現階段中美兩國產業體系仍具有一定的互補性，各領域尚有合作空間和潛力，但中美之間全方位的大國競爭模式已然開啟。中美兩國在貿易逆差、高技術產品貿易、知識產權保護、服務業開放、政府產業補貼等方面存在較為嚴重的分歧。其中一些矛盾是全球化條件下價值鏈布局和要素分配格局變化的結果，解決這些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美國發動貿易戰不僅無助于消除分歧，反而會放大矛盾。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中美兩國在科技、能源、貿易、投資的硬實力比拼和國際話語權的爭奪，將在很大程度上主導未來的國際貿易關系和國際競爭的走勢。中美大國競爭的格局是考驗中國綜合實力的現實挑戰，必須清醒認識到，中國雖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但與其對世界經濟增量的貢獻相比，現階段中國在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尚未實現對等性的同步提升，科技創新等方面與美國仍有實質性差距。在“互為鏡像”的中美關系中，既不應妄自尊大，也無須妄自菲薄，要做好充分的戰略和戰術儲備，避免將經貿領域的“田徑賽”演變為制度層面的“搏擊場”。

改革進入深水區，全面開放難度增大

隨著勞動力、能源、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持續攀升，我國以要素成本為核心的傳統比較優勢逐漸消減。經過40年數輪側重點不同的對外開放，成本低、沖擊小、相對比較容易凝聚共識的領域已經逐步開放到位，而在經濟社會體系的存量部分也積累了一批老問題和大矛盾。要想啃下這些體制機制中的“硬骨頭”，不僅需要新理念新思路新模式，更需要改革與開放聯手同步，協同推進。然而，現實情況卻是，改革進入深水區，各種利益糾葛更加復雜化、多樣化，漸進的增量開放模式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困難和障礙，“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效應受到掣肘。一些領域由于利益下沉，“大門已開，小門不通”的現象普遍存在，“內外有別”“對外開放對內設限”的狀況導致產業政策工具選擇與貿易政策導向出現錯配。在利用外資方面，近年來我國營商環境雖有所改善，但部分地區擴大吸收外資的動力不足，投資軟環境不佳，簡化行政管理不徹底。這些問題嚴重制約新一輪對外開放的戰略布局和政策效果。

加快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開放是五大發展理念之一，也是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邁向大國復興、實現國家繁榮的必由之路。面對建設現代經濟體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重任，只有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才能主動把握世界經濟格局嬗變所蘊含的有利機遇。為此，應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不斷探索對外開放的新思路新模式，將開放的推進重點由政策提供轉為制度創新和能力建設，以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

堅持創新驅動，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深入研判新一輪科技革命與工業革命主導技術的發展方向以及生產方式變革的趨勢，提升自主創新國家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大力發展新興產業，著力突破核心技術和關鍵技術，加快重大科研成果的產業化進程，創新新產品的商業模式。同時，以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為引領，以工藝改造、設備更新和節能降耗為導向，加快傳統產業升級改造，引導出口企業提升產品設計、品牌運作和渠道營銷等向產業鏈上下游輻射的能力。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營造全社會尊重知識、鼓勵創新的良好氛圍，建立開放、合理的專利保護體系，確保企業自主創新的合理合法收益。加大人才引進和培養力度，為自主創新、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對內對外同步并舉，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穩步推進金融、電信、文化、旅游、交通運輸、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領域對民營資本和外資的同步開放。在補齊服務業開放短板的同時，繼續把制造業擴大開放作為利用外資工作的重點，引導外商投資企業參與“互聯網+”、工業強基工程、綠色制造、智能制造、服務型制造等重點領域的技術創新。加快國內創業園區、創客空間等“雙創平臺”對外開放，吸引海外優秀創新創業團隊加入“雙創活動”，拓寬“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際國內融資渠道，不斷提高“雙創”事業的開放度和國際影響力，塑造開放有序、充滿活力的中國創新生態。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優化營商環境。加快發展人工智能、物聯網和新一代通信技術，推動工業基礎設施升級換代，擴大高端要素供給，改善企業成本結構；深入推進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降低煤、電、石油、天然氣等工業主要能源原材料價格，改善能源原材料供應條件；進一步抓好“放管服”，加緊落實《國務院關于積極有效利用外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升各級政府的服務意識和能力，形成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長效機制，營造“安商穩商”的有利氛圍；打造數字商貿，建設智慧海關，以“政務云”實現商務、海關、稅收、外匯等部門信息聯通；進一步清理減免不合理的收費項目，切實幫助企業減負增效，完善事中事后監督，提高工作程序的透明度，減少執法隨意性。

加強陸海統籌，加大中西部開放力度。協同沿海開放和內陸開放，將新一輪對外開放作為提升區域發展質量的有力抓手，促進新一輪對外開放與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發展、沿邊開發開放相結合，不斷優化陸海聯動、東西互濟的區域開放格局。完善中西部地區投資環境，加快配套服務產業發展和商務服務體系建設，不斷優化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區位條件。推動園區整體對接，加強信息溝通和要素整合，搭建市場導向的引資平臺，打造中西部地區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產業集群。根據西部地區發展條件和生態環境，嚴格執行國家環保、技術、質量等標準和國家產業政策，促進產業有序轉移。擴大西部地區對外開放，把握好各地發展階段和地域特點的差異，對涉及重要問題的投資項目和人員往來開展系統性的科學評估，有效保障開放中的國家安全。

擴大進口，引領消費升級。立足新時代主要矛盾的變化，適時調整貿易政策導向，由鼓勵出口轉為引導貿易平衡發展。以辦好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為契機，為世界各國提供商品和服務交易的機會，更好地承載國家形象展示、全球性重大問題探討等多重功能，打造新型國際合作的綜合性公共平臺。配合關稅優化等措施，積極擴大消費品進口，推動中國由“世界工廠”向“世界市場”轉變，更好地滿足國內產業轉型和消費升級的需要。

加快自貿區經驗推廣，建設高質量自由港。深入總結自貿區建設取得的試點經驗，賦予自貿區更大的體制改革和先行先試自主權。進一步完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提高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質量。對于自貿區在擴大開放領域、簡化行政管理程序等方面行之有效的政策和作法，在更大范圍進行實施和推廣，加快全面開放進程。在此基礎上，充分借鑒國際成功經驗，以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為契機，堅持合理布局，規劃發展中國特色的自由貿易港，將自由港建成中國新一輪開放的新名片，打造全球貿易投資便利化的新標桿。

穩步推進，深化“一帶一路”合作。適時總結、科學評判“一帶一路”倡議的進展及其風險，不斷提高戰略支撐的透明度和項目投放的合規性，著力培育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市場需求，實現與沿線國家的產能有序對接。在產品和企業“走出去”的基礎上，本著互利共贏、共商共建的原則，以市場化導向推動產業聚集區建設，以我國優勢產業來支持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帶動其工業化進程，為產能合作長期化、機制化創造有利條件，使“一帶一路”倡議更好惠及沿線國家民眾，進一步擴大“一帶一路”倡議的國際影響力和輻射帶動力。

全面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倡導全球化，堅守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基本方向，共同抵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推動多邊貿易體制改革，以加強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為出發點，推進環境保護、投資自由化、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跨境電子商務、服務貿易等新議題談判。順勢而為，精準識別各國利益的重合區和分歧點。樹立新型全球治理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及其公共產品的供給，合力解決全球發展失衡、數字鴻溝、系統性金融風險等突出問題，促使全球治理體系朝著高效、有序、平衡、能夠反映大多數國家意愿和利益的方向不斷完善，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李 懿 / 賀勝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