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特朗普政府針對多國特別是我國發起的貿易戰已經成為影響世界經濟增長和全球貿易體系的重大國際事件，對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和推進產生的影響不可小覷。如何應對美國特朗普政府對華貿易戰帶來的挑戰和風險，抓住可能出現的市場機會和發展機遇，是學術界和決策層共同面臨的重要任務。

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為了兌現其競選承諾，試圖重振美國制造業并積極推進美國優先戰略，在西方社會引發了新的民粹主義、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浪潮，針對主要貿易伙伴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在全球范圍內掀起貿易戰。2018年7月6日，美國針對從中國進口的340億美元商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我國則立即采取同等反制措施，2018年7月10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新一輪征稅清單，聲稱要對從中國進口的價值2000億美元商品額外征收10%的進口關稅，對此，我國商務部表明了中國采取反制措施的必然性。貿易戰必然會對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戰略產生影響，如何趨利避害，控制各種可能的系統性與非系統性風險，據此促進中國由貨物貿易大國轉型為貨物貿易強國、由貨物貿易強國轉型為貨物—服務貿易雙強國，是中國妥善與靈活應對貿易戰的重要目標。從理論和實踐層面探討貿易戰與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戰略之間的關系，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美方單方面挑起貿易戰動因：經濟競爭與政治博弈

美方單方面挑起貿易戰，給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帶來了系列挑戰，并衍生出一系列風險和問題。本文中的貿易戰是指貿易往來國之間在貿易基礎、貿易模式、貿易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大規模矛盾、頻繁摩擦與激烈沖突現象的總稱，是貿易利益沖突與貿易行為對抗的大規模化與極端化發展的結果。美方單方面挑起貿易戰，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但爆發的時間節點、進程和效應則又表現出某些隨機性和偶然性特征。

美方單方面挑起貿易戰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中美兩國在市場及經濟領域的大國競爭與博弈是直接原因。中美兩國作為全球性大國，彼此之間既合作又競爭。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和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相對下降，彼此之間相互競爭與沖突行為表現更為顯著，貿易戰便是美國面對競爭在貿易領域的極端表現類型。

中美競爭在經濟領域的表現

市場競爭。貿易戰是中美兩國市場競爭及貿易利益沖突的極端化表現，即中美兩個大國雙邊貿易發展中的摩擦與沖突的極端化表現。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雙邊貿易發展迅速，彼此互為最為重要的貿易伙伴，貿易摩擦與沖突時有發生，只不過這次摩擦和沖突規模更大、更為激烈，表現出大規模貿易戰的特征。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美國則下降為第二貨物貿易大國，理論上彼此之間的貿易競爭或不可避免。

產業競爭。貿易戰也是中美兩國產業競爭及經濟利益沖突極端化的表現。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是全球制造業門類與制造業產品種類最多、最全的工業大國，美國則出現了產業空心化現象，重新振興美國制造業已經成為特朗普政府兌現其競選承諾的重要目標，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貿易戰促進本國制造業投資或者促使本國轉移到國外的制造業回歸美國。

高科技競爭。貿易戰還是中美兩國科技競爭特別是高科技競爭的直接結果。美國作為全球高科技主導大國，通過加大對高新技術的研究開發投入，試圖持續保持其在全球主要高科技領域的領導和壟斷地位，對有可能超越其領先地位的任何國家都會采取各種防范措施。通過貿易戰抑制競爭者在高科技領域的進步或者競爭優勢的發揮便是美國歷屆政府的不二選擇，特朗普政府只是繼承了美國歷屆政府的政策傳統并把其發揮到極致而已。中國作為新興科技大國，科技進步顯著，在某些技術領域特別是在量子技術、高鐵技術、民用核能技術等領域已經居于世界領先水平，對華貿易戰也成為美國特朗普政府抑制中國科技進步的重要工具。

貨幣金融競爭。貿易戰也是中美兩國在貨幣及金融市場競爭的表現。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交易貨幣與投資貨幣，是美國貨幣與金融霸權的基礎，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人民幣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元和歐元的主要國際貨幣，在某些地區、某些領域顯示出部分替代美元成為全球主流貨幣的發展態勢，對美元霸權與美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壟斷與霸權地位產生了挑戰，由此引起美國決策精英與執政當局的警覺。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貿易戰維護美元霸權地位，同時遲滯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阻止中國國際貨幣與金融市場競爭力的不斷提高。

美方單方面挑起貿易戰的國際政治背景

美方單方面挑起貿易戰也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經濟體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競爭與博弈的產物，也可以稱為東西方發展競爭與博弈的產物，更是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演變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

其一，大國博弈與大國競爭。美國作為霸權大國和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維護其霸權和超級大國地位是歷任美國總統及政府的重要目標，預防和控制新興崛起大國對其霸權與超級大國地位的挑戰則是直接目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始終是全球主要霸權大國，其通過冷戰瓦解了蘇聯，通過廣場協議抑制了日本對美國全球第一經濟大國地位的挑戰，對具備挑戰其霸權地位的國家哪怕是其意識形態盟友也毫不手軟。中國作為新興大國，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12萬億美元，約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15%，美國作為全球頭號經濟大國，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9萬億美元，約戰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25%，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60%，中美兩國是全球僅有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0萬億美元的開放經濟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些大國例如日本、德國、法國和英國與美國的發展差距不僅沒有縮小，還顯示出進一步拉大之勢。但中國與美國的發展差距則顯示進一步縮小態勢，美國特朗普政府已經把中國定義為主要競爭對手。因此，通過貿易戰抑制中國的發展，是美國維護霸權地位的現實選擇。

其二，霸權焦慮與霸權恐慌。霸權焦慮是指霸權國家的決策精英或者執政集團對本國霸權地位可能下降的擔心與困惑的群體心理現象，霸權恐慌則是指霸權國家的決策精英或者執政集團對本國霸權地位可能被其他國家取代而產生的悲觀預期與害怕的群體心理現象。美國全球影響力的相對下降加劇了美國的霸權焦慮與霸權恐慌，發動全球貿易戰是特朗普政府維護美國霸權地位的戰略選擇。雖然1894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就超過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才徹底取得全球霸主地位，戰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比重最高時超過40%，2017年則下降到25%左右。隨著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的崛起，美國在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影響力相對下降，引起了美國決策精英的霸權焦慮和霸權恐慌。隨著美國相對地位的下降，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決策與執政精英把貿易戰作為緩解霸權焦慮與霸權恐慌的國際戰略工具，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新興國家便成為其貿易戰的主要對象。

其三，發展模式競爭。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始終處于國際社會的主流地位，成為國際經濟規則特別是國際貿易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和修訂者，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是主要的跟隨者和學習者。以中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大國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地位和影響力的相對上升，其所代表的發展模式及意識形態的比較優勢日益顯現。作為發展模式競爭結果的本次貿易戰表現出三方面特征：一是全球貿易規則的主導權競爭，美國是戰后國際貿易規則的主導者和獲利者，但自從加入WTO后中國迅速成為全球第一貨物貿易大國，把中國作為第一貿易伙伴的國家數超過以美國作為第一貿易伙伴的國家數，美國的大多數盟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不再是美國而是中國，由此形成全球貿易主導權競爭；二是中國發展模式與美國發展模式競爭，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WTO以來經濟發展迅速并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發展經驗和模式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并快速實現工業化的典范，美國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代表，始終把自己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模式視為全世界各國都需要遵循的所謂“普世模式”，并上升為“普世價值”，由此形成以貿易戰為表現形式的中美發展模式競爭；三是全球經濟發展主導力量競爭，二戰結束后，美國始終是推動全球經濟增長與發展的主導力量，通過馬歇爾計劃美國把西歐納入自己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主導全球經濟事務，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崛起，中國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為了抑制中國在全球經濟事務影響力的持續上升，防止中國在國際經濟事務中部分甚至最終完全取代美國的主導地位，是美國發起本次貿易戰的重要動因。

其四，意識形態博弈。中國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正在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并把推進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和開放型世界經濟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中國經驗、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所借鑒。美國作為西方發達經濟體的代表，是源于古希臘、古羅馬的西方文明的主要繼承者，也是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代表，并試圖在全球范圍內推行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事實上，近代以來，西方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始終是國際社會意識形態主導性力量。美國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的貿易戰，不僅是中美兩種發展模式競爭結果，同時也是中西不同意識形態博弈的表現。2018年7月6日本次貿易戰正式開啟以來，美國特朗普政府主要官員及部分媒體精英對中國國家體制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各種誹謗和污蔑便是中西方不同意識形態競爭的表現。

簡言之，美國特朗普政府發起的全球貿易戰特別是針對中國的貿易戰，既是當代國際社會中守成霸權大國與新興崛起大國之間競爭與博弈的產物，又是中美發展模式競爭和東西方意識形態博弈的產物，有著深刻而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內生動因與外部條件。貿易戰違背世界發展潮流和國際貿易規律，中國需要承擔大國責任，通過反擊貿易戰的具體措施維護國際自由貿易體系和世界各國人民的自由貿易利益。

新形勢對繼續推進全面開放戰略的影響

貿易戰對中國全面對外開放帶來了挑戰，但也為中國承擔大國責任、維護國際自由貿易體系、更深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提供了機遇。美國特朗普政府發起的全球貿易戰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大不確定性因素和風險來源，對中國正在實施和推進的全面對外開放戰略的影響不可小覷。針對中國的貿易戰是特朗普發起的全球貿易戰的重中之重，其規模、激烈程度、影響范圍都是針對其他經濟體的貿易戰所無法比擬的，其已經成為人類貿易史上最大規模的貿易沖突與摩擦典型，中國在貿易戰中承擔的壓力和風險最大。如何有效規避和控制貿易戰給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的系統性與非系統性風險？如何抓住貿易戰可能帶來的各種發展機遇以充分發展本國經濟？如何有效維護中國人民的貿易利益與發展利益？如何有效維護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貿易利益與發展利益？這些是中國決策層和學術界需要共同關注的重要而緊迫的議題。

新形勢下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戰略面臨的挑戰

貿易戰已經成為影響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戰略和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主要不確定風險和挑戰，如果能夠有效應對這些風險和挑戰，中國能夠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

增加了全面對外開放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貿易戰不僅增加了進出口貿易的不確定性，而且會改變廠商和民眾對國際市場競爭與貿易發展的預期，出現過度的悲觀預期，不利于貿易與跨國投資的長期決策，對我國對外貿易、國際投資與產業發展規劃產生負面干擾。表現在六個方面：一是國際商品市場競爭與摩擦導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二是國際投資特別是對外投資面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三是對外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合作面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四是貨幣與金融合作面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五是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合作與協調面臨著不確定性與風險；六是跨國科技合作面臨新的障礙和不確定性。

提高了全面對外開放的成本和阻力。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目標是通過開放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充分利用國內與國外兩種資源，實現國家的高質量開放與高質量發展。貿易戰增加了對外開放的成本，增大了對外開放的阻力。主要在于：貿易戰不僅增加了出口商品的關稅與非關稅成本，而且可能導致出口商品市場萎縮，出現貿易替代效應，損害本國出口行業發展；貿易戰同時增加了進口商品產品成本，特別是具有不可代替性大宗進口商品成本上升，可能誘發國內物價上漲乃至出引發通貨膨脹，損害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貿易戰會引發國內外市場商品價格扭曲，出現國內外經濟資源的錯配和經濟資源配置效率降低，阻礙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增加產業結構優化的成本和風險。

需要不斷調整全面對外開放的節奏和方向。我國的全面對外開放戰略是一個長期的全局性戰略，需要正確把握好對外開放的節奏和方向，既不能操之過急，又不能停滯不前，同時需要確定對外開放的重大地區與重點領域，也不能夠忽略非重點地區與非重點領域。貿易戰會對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節奏和方向產生干擾和消極影響效應，主要有：增加了全面對外開放的政策調整與政策協調難度，我國需要根據貿易戰演化不斷調整對外開放政策，可能導致對外開放政策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全面對外開放戰略實施過程中面臨貿易戰發起國特別是美國的惡意阻礙和故意破壞，增加了對外開放的成本、壓力和阻力；對外開放政策對國內經濟發展和資源配置產生的積極影響效應，可能遭遇貿易戰導致的負面效應的對沖，導致對外開放政策的積極效應難以充分發揮；對外開放政策工具使用受到貿易戰的限制，例如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工具的有效性不足，導致政府調控外向型經濟活動的能力不足，不利于全面對外開放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

新形勢下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戰略面臨的機遇

貿易戰也為中國承擔大國責任，維護國際自由貿易體系和世界各國人民的貿易利益創造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很可能是中國從貿易大國邁向貿易強國、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的加冕禮。

促進中國貿易商品結構優化。貿易戰發起國不可能對本國無法提供或者沒有能力充分提供、找不到第三方替代產品、本國社會經濟發展所必須的進口產品征收過高關稅而損害其自身利益，對于本國能夠提供或者能夠找到第三方替代的進口產品則會采取關稅保護或者非關稅保護貿易措施。因此，本次貿易戰從外部市場競爭角度促使中國貿易商品結構不斷優化，即：提高出口商品質量，通過商品質量而不是產品價格獲得市場競爭優勢，高質量產品出口的關稅壁壘影響相對有限；增加出口商品的不可替代性，出口商品的不可替代性越強，貿易戰對其出口市場的影響也越弱；增加出口商品與進口國商品的互補性，出口商品與進口國商品的互補性越強，則進口國發起貿易戰對本國互補性商品的連帶損害也越大，進而對貿易戰產生抑制效應；增加出口商品對進口國的重要性，出口商品對進口國的重要性和影響程度越高，則進口國限制該商品進口造成的損害和消極影響越大，其采取貿易戰或者其他保護主義措施抑制進口的積極性越弱。

促進中國貿易地理空間布局優化。美國特朗普政府對華發起的大規模貿易戰的一個重要借口便是中國是美國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中國的某些普通制造業出口商品已經形成對美國市場某種程度上的不對稱依賴，例如中國的一些輕工業產品對美國市場的不對稱依賴。為了改變中國進出口貿易對美國單一市場的不對稱依賴狀況，需要借助貿易戰產生的競爭壓力促進中國貿易地理空間布局的優化：逐步降低對單一國家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逐漸減少美國市場在中國貿易市場中的比重和重要性；積極開拓新興國家市場特別是金磚國家市場，中國作為金磚國家最大的經濟體和重要成員，發展與印度、巴西、俄羅斯和南非國家的貿易具有得天獨厚的國際地緣政治條件；繼續強化與除美國以外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美國發起的全球貿易戰也損害了這些國家與美國的貿易關系，中國與其彼此之間存在著發展貿易關系共同應對美國貿易戰的現實利益需要；強化與周邊國家特別是東盟、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之間的貿易聯系，充分利用貿易戰導致的貿易轉移效應與貿易創造效應增加與這些周邊國家及其相關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關系；繼續增強與中東、非洲和美洲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有著相似的發展經歷和貿易地位，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對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發展援助，彼此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貿易聯系，貿易戰為彼此貿易關系的深化提供了新的契機和動力。

促進中國貿易戰略優化、貿易模式創新與貿易地位提升。貿易戰促使我國對現有貿易戰略進行反思與再評估、探索新的貿易模式，以降低貿易戰對我國貿易發展的消極影響。本次貿易戰是一場持久戰，美國特朗普政府能夠找各種借口發起貿易戰，但如何結束貿易戰卻不是美國能夠決定的，中國不會在沒有取得最終勝利的情況下自動放棄維護自己貿易利益的各種工具、手段和機會，貿易戰很可能成為中國由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的加冕禮。為了應對并最終贏得貿易戰，中國必須對現有貿易發展戰略進行調整和優化，強化國內消費與投資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內生動力的地位，適當降低單一外需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使得外部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處于合理水平和可調控范圍。同時，需要創新貿易模式，不斷降低中國進出口貿易對單一國家的市場依賴與技術依賴，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技術自立能力，特別是航空發動機技術、軟件開發、互聯網與大數據技術、云計算與人工智能技術的自立能力，形成高新技術與核心技術弱外部依賴性條件的公平貿易模式。本次貿易戰是人類貿易史上最大規模的貿易摩擦與沖突，中國最終贏得貿易戰的過程是中國由貿易大國轉型為貿易強國的過程，也是中國貿易地位的提高過程。因此，貿易戰有利于中國貿易戰略優化、貿易模式創新與貿易地位提升。

可見，本次貿易戰雖然給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帶來了風險和不確定性，給我國外向型經濟帶來各種障礙和挑戰，但也為中國出口貿易商品結構優化升級、中國貿易發展地理空間布局優化創造了條件，同時也有利于中國貿易戰略的調整與優化，促進中國貿易模式創新和在國際社會中貿易地位的提高。

中國的戰略選擇及應對措施

如何應對貿易戰給中國帶來的風險和挑戰？如何抓住各種可能的機遇推動中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型？如何推進全面對外開放戰略實施并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最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是新時代中國決策層和學術界共同面對的任務，全面對外開放戰略需要動態優化并持續創新。中國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應對貿易戰：

第一，從戰略高度把握貿易戰方向，制定縝密的應對計劃和靈活措施。本次貿易戰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貿易摩擦與沖突，是中美兩個全球經濟大國在全球范圍內競爭貿易影響力和貿易規則制定權的大國博弈，貿易戰的輸贏直接決定兩個大國在全球市場上的貿易地位和貿易權力。因此，我國需要“在貿易戰略上藐視對手，在貿易政策及戰術上重視對手”。中國作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和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具有最終打贏貿易戰的實力、底氣和堅強意志。但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和霸權大國，具有發動和應對貿易戰的豐富經驗，目前國際社會的大多數貿易規則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主導制定的，要打敗美國對華貿易戰必須依靠縝密的計劃和高度靈活的博弈思維與戰術工具組合。因此，我國需要廣泛吸收多方專業人士智慧，動員全國民眾力量，維護國家發展利益和人民貿易利益，并取得貿易戰的完全勝利。

第二，構建反貿易戰的全球統一戰線，為建立更為公平公正的國際貿易新秩序、新體系貢獻中國力量和中國智慧。美國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能夠違背世貿組織規則，以“美國優先”“美國第一”“維護美國利益”為名，在全球范圍內肆意對多國發起各種形式的貿易戰，正說明目前的國際貿易體系存在著缺陷和不足，需要對現有國際貿易制度與國際貿易體系進行改革，各國共同推動構建公平公正、高效有序的國際貿易新制度、新體系。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理所當然需要承擔起維護全球自由貿易秩序、遏制貿易戰無序蔓延、維護各國公共貿易利益的大國責任，團結一切反貿易戰的國家和人民共同捍衛全球公共貿易利益，共同推動國際貿易新制度、新秩序與新體系的構建。中國需要加強與除美國以外的所有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的貿易關系，形成全球貿易利益共同體，共同對付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促進美國成為其自身發動貿易戰的利益受損者和成本承擔者，迫使其回歸貿易理性思維并最終放棄其損人不利己的單邊貿易措施。

第三，做好持久貿易戰的戰略與思想準備，不斷削弱貿易對手的貿易地位與貿易影響力直到最終贏得貿易戰勝利。中美都是全球貿易大國，彼此之間的有著密不可分的貿易聯系，1979年兩國正式建交以來，伴隨著兩國之間雙邊貿易發展，貿易摩擦與沖突便持續不斷，當下出現的貿易戰便是貿易摩擦與沖突激化的產物，不可能短期內結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因此，本次貿易戰不可能在短期內分出勝負便宣告結束，其將會是一場長期的持久戰，我國需要做好長期持久貿易戰的戰略與思想準備，不斷開發和儲備應對貿易戰升級的政策工具：充分認識到本次貿易戰是中美兩個大國定位彼此貿易關系與貿易地位的貿易博弈過程，不到博弈的最后一刻，誰都不可能放棄最后博弈的機會。美國特朗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違背歷史潮流和貿易發展規律，充滿著短期政治算計和國內選票利益，不可能堅持到最后；如果中國在貿易戰中不給美國帶來其難于承受的貿易利益及相關利益損失，美國不可能善罷甘休。因此，只有通過使用多種措施與政策工具組合不斷削弱美國在全球的貿易利益、市場影響力和經濟地位，使得美國決策精英充分認識到持續進行貿易戰必然導致美國貿易及經濟地位的持續衰落、充分認識到美國的貿易地位與影響力沒有其想象和預期的那樣高，他們才可能妥協并接受最終貿易戰不可能勝利的結果。

第四，不斷開發和儲備應對貿易戰特別是持續升級貿易戰的各種政策工具及其組合，精準打擊貿易對手的各種軟肋。美國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初衷，不可能僅僅為了減少美國對華的長期貨物貿易逆差，其主要目的在于通過貿易戰抑制中國發展，促進美國制造業復興，維護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壟斷地位，試圖繼續延續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減緩美國的衰落過程。因此，在貿易戰中，我國需要開發和儲備各種貿易與非貿易政策工具及其組合，對美國的貿易與非貿易利益進行精準打擊，使其充分感受到發動并持續進行貿易戰只會給其增加新的痛點：針對美國特朗普政府特別是貿易決策精英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商業與非商業利益，通過各種貿易與非貿易措施進行精準而強烈的打擊，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不怕升級貿易戰規模，綜合利用多種政策工具，特別是匯率政策工具、政府債權購買力工具、市場監管工具、戰略資源工具、大規模市場購買力工具等打擊競爭對手的貿易與非貿易利益，捍衛我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充分團結全球貿易戰受害國家共同應對美國的貿易霸權行為，分化瓦解競爭對手各種盟友，通過擴大開放和各種貿易政策與非貿易政策工具“化敵為友”，最大程度孤立并削弱競爭對手，使其在貿易戰中成為“孤家寡人”。

第五，重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體系，加快推進國際貿易新秩序與新體系的構建，奠定全球自由貿易秩序和國際貿易利益維護者的有能力、敢擔當和負責任大國地位。充分利用貿易戰提供的機會，對我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吸引外資政策、產業發展及產業安全政策、高新技術發展與技術開發政策、市場監管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等進行系統性再評估，對這些政策進行調整和優化以適應貿易戰乃至國家長期發展需要。我國需要從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角度，推動構建新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體系，鞏固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體系中的不可替代的中心節點地位，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體系的穩定與安全運行，削弱貿易戰發起國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體系的破壞性性影響，促使我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型，推動我國由全球供應鏈與供應鏈的低端向高端不斷爬升，擴大在全球價值鏈高端的地位和影響。我國需要在三個方面繼續努力：一是重新謀劃和定位中國在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中的戰略地位，繼續推動中國制造業強國戰略和高技術研發強國戰略，在關鍵產業與關鍵技術領域不被貿易競爭對手卡脖子；二是推動改革不合理的國際貿易體系、慣例與規則，增加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規則制定、實施與修改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增大以美國為代表的少數國家發動貿易戰的成本和風險，弱化其發動貿易戰的內部與外部激勵；三是承擔起全球貿易大國的擔當與責任，堅決捍衛國際自由貿易規則和秩序，成為世界各國人民貿易利益的維護者，以及國際自由貿易秩序破壞國的有力平衡者和制約者。

概言之，中國作為新興經濟大國和全球貿易大國，在持續推進全面對外開放戰略、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過程中要發揮好自己的影響和作用，妥善應對貿易戰帶來的各種挑戰和風險，充分利用貿易戰帶來的機遇，推動國際貿易新秩序與新體系的構建與完善，不僅維護了我國正當合法的貿易利益，而且成為世界各國人民貿易利益的維護者和全球自由貿易規則的捍衛者，同時成為全球產業鏈體系、供應鏈體系與價值鏈體系的重要節點和核心國家。

結論

貿易戰的產生有著復雜國際政治經濟動因，給我國的貿易發展和全面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帶來了挑戰和風險，但也存在著諸多機遇，要充分利用貿易戰帶來的競爭壓力和國際環境，促進進出口貿易商品結構優化、貿易地理空間布局優化與貿易模式創新，推進國際貿易新秩序與新體系的構建，促進中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型，成為維護國際自由貿易規則、穩定全球貿易秩序、維護世界各國人民自由貿易利益的中心國家。本次貿易戰將是一場持久戰，中國需要動用各種可能的貿易與非貿易政策工具，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對貿易戰發起者進行綜合抵抗和精準打擊。經過長期的持久貿易戰后，美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必然被削弱并逐漸邊緣化。中國需要充分利用貿易戰提供的外部壓力和內部激勵，推動全面對外開放戰略的動態優化與持續創新，促進中國貿易戰略調整與貿易政策優化，不斷提高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國發院研究員；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亞太自貿區建設與中國國際戰略研究”（項目批準號：15JZD037）、中國人民大學“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重大規劃項目《國際關系與政治學博弈論及大數據方法研究》（項目批準號：16XNLG11）、中國—東盟區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科研專項和教育部長江學者和創新團隊發展計劃聯合資助重大招標項目“一帶一路國家金融合作機制研究”（合同編號：CWZD201507）的資助】

責編：李 懿 / 趙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