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打贏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戰要遵循漸進性與階段性相統一的歷史邏輯、創新驅動的理論邏輯、新時代主要矛盾變化的現實邏輯、不斷發展的制度邏輯以及全民廣泛參與的行動邏輯，要發揮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眾等多元主體的合力，實現脫貧攻堅多元主體的“同頻共振”，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貧新格局。

【關鍵詞】深度貧困  脫貧攻堅  多元主體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是率領全國人民發揮合力，打贏“硬仗中的硬仗”、補齊“短板中的短板”，解決深度貧困地區的高質量脫貧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強調，要“集中力量攻關，萬眾一心克難，確保深度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魄力與擔當。

打贏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戰的邏輯起點

習近平總書記在多種場合、多次強調“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而要打贏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戰，需要遵循歷史、理論、現實、制度和行動五重邏輯，使脫貧攻堅有高度、精度、廣度、力度和溫度，讓深度貧困地區的人民群眾擁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漸進性與階段性相統一的歷史邏輯。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從工業化到信息化、從信息化到服務化，我國由單一追求經濟增長發展為追求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全面發展。聯產承包責任制、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等，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我國實現了從以農業人口占多數的農業國向以非農產業人口占多數的現代化工業國的轉變，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在中國的發展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遵循著漸進性與階段性相統一的歷史邏輯，為“減貧”這一世界性難題提供了“中國方案”。

創新驅動的理論邏輯。創新是經濟增長、社會進步的核心動力，而實現深度貧困地區高質量脫貧的首要任務就是創新。首先，要創新深度貧困地區的扶貧脫貧體制、機制，完善和創新傳統扶貧模式，探索和運用新興扶貧模式及貧困治理模式。其次，通過土地、金融、教育、健康、產業、生態保護、易地搬遷、最低生活保障等領域的政策創新，促進治貧制度之間的無縫銜接。再次，發揮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以及貧困人口等多元主體的合力，促進企業、大學、科研機構以及“創客”等社會力量的協同創新、自主創新，實現“官—產—研—學—商”的成果轉化，推動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最后，強調反脆弱性發展，通過創新激發貧困主體的內生動力，最大限度地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

新時代主要矛盾變化的現實邏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深度貧困地區面臨著生態環境較好但貧困發生率較高、資源豐富但卻細碎分散、基礎設施建設成本高、發展要素稀缺、人才技術缺失、脫貧脆弱性和返貧風險較高等問題。因此，打贏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戰，既要加大政策傾斜力度，優化政策供給，聚焦于產業扶貧，精準發力于“扶志”“扶智”；也要突破深度貧困地區“資源變資產”受限、扶貧資金使用效率較低、扶貧隊伍能力不足等瓶頸；更要致力于解決貧困人口收入與消費匱乏、行為和能力缺失等現實難題。

不斷發展的制度邏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持續推進扶貧開發，把精準扶貧、脫貧攻堅放到治國理政的重要位置，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2014年，我國進行制度部署，全面啟動精準扶貧；2015年，精準扶貧明確作為扶貧開發基本方略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2016年，精準扶貧作為國家“十三五”規劃重要內容深度推進；2017年，精準扶貧向深度貧困地區挺進。從概念到制度再到國家戰略，精準扶貧經過了不斷的演進和發展。

全民廣泛參與的行動邏輯。精準扶貧既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重要的政治、社會和倫理問題，需要全黨全社會共同參與，形成合力。首先，要構建省市縣鄉村五級一起抓扶貧、層層落實責任制的治理格局。其次，要推動政府、企業、社會組織、貧困人口協同參與精準扶貧，促進跨區域、跨部門、跨行業、跨民族的多元主體形成“同頻共振”的治貧體系。再次，要結合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產業扶貧和社會扶貧，健全黨政機關定點扶貧、對口扶貧、東西扶貧協作機制。最后，要引導和鼓勵不同性質、不同規模的企業、社會團體以及公眾積極推進精準扶貧。

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多元主體及功能定位

政府應制訂政策，引導、協調、組織、評估扶貧脫貧，主導精準扶貧全過程。政府應作為精準扶貧戰略的組織者、服務者以及裁判員，著力讓貧困人口擁有更多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首先，應加強精準扶貧的組織領導、工作指導和考核督查。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教育部、農業部等部門應按照職責分工，加強對扶貧、脫貧工作的指導和支持。其次，應完善精準扶貧政策服務。創新完善土地、稅收、人才、金融等相關政策，為“雙創”提供優質服務。再次，應健全精準扶貧機制。要根據深度貧困地區的實際情況建立宅基地退出機制，完善精準扶貧干部任用考核機制。最后，應完善精準扶貧考核評估體系，加強對精準扶貧工作成效的考核。

企業應完善“雙創”品牌，發展脫貧產業，承擔相應社會責任。企業是精準扶貧的重要參與力量，也是脫貧攻堅的生力軍。企業可以與深度貧困地區建立互惠互利、共享共贏的合作機制，為貧困人口提供就業機會，促進其增收；可以通過扶貧實踐深入了解國情、黨情、民情，致力于利貧、帶貧、減貧。企業要致力于發展二三產業以及勞務經濟，促進貧困人口創新創業。首先，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要主動到深度貧困地區投資創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其次，企業要探索精準扶貧新模式，以治貧問題為導向完善“雙創”品牌，確保扶貧措施精準到位。再次，要健全產業扶貧、社會扶貧、愛心超市等幫扶機制，提高扶貧精準水平。最后，應利用“企業+黨建+扶貧”模式，充分動員企業家參與精準扶貧，形成脫貧攻堅的強大合力。

社會組織應實施精細化管理，承接精準扶貧服務。新時代，社會組織參與精準扶貧具有提供“靶向式服務”、供需匹配等獨特功能。在大數據的支持下，社會組織能夠通過網絡平臺科學開展各種扶貧項目，進行捐資助學、支醫支教、社會工作和志愿服務等活動，能夠宣傳和表彰精準扶貧的先進典型，凝聚正能量。社會組織通過提供精細化服務，使精準扶貧實現“靶向治療”“對癥下藥”，同時，也能拓展扶貧集體行動資源，打造多元聯動的扶貧共同體。社會組織參與精準扶貧要致力于政策、教育、法律、文化等領域，塑造良好的政社關系，提升自治水平，增強持續發展能力。

公眾應提供個性化、對稱性、無縫隙的幫扶，助力精準扶貧。隨著人們對精準扶貧認識的不斷完善與成熟，參與式扶貧、參與式治貧應運而生。通過政府賦予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管權等，公眾可以通過政治參與、經濟參與和管理參與推進精準扶貧。因特殊的自身經歷、深厚的專業背景、強烈的志愿精神，公眾參與精準扶貧能夠準確把握扶貧對象需求、拓寬扶貧內容，為深度貧困地區提供更具個性化、對稱性、無縫隙的專業人才和服務保障，有效促進觀念互通、思路互動、人才流動、技術互學、作風互鑒。

貧困人口要從立志、增智、互動方面入手，培育內生發展力。貧困人口需要正確認識貧困，準確定位自身角色，樹立脫貧意識，通過參加教育和培訓提高自己的生存技能，轉變“等靠要”的觀念。貧困人口要找準自身的定位，即思想富有、精神富有、心態積極，培育內生發展欲望；要從思想上樹立脫貧致富的信心、自我發展的決心、苦干實干的恒心，抓住發展機會，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創造力，做到“先飛”“先富”；要積極主動地提高對外溝通能力、信息獲取能力與受教能力，奠定生存和創造的基石，實現脫真貧，真脫貧。

激勵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多元主體“同頻共振”的關鍵舉措

脫貧攻堅多元主體的“同頻共振”需要引進精細化服務與管理理念，培育深度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提高治貧的社會化、專業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聚合多元主體，引導全體社會成員“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提供精細化服務，發展內生動力，實現高質量脫貧。為了更好地推進精準扶貧戰略，培育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和精神活力，領導干部、扶貧干部以及扶貧對象應思想認識正確到位，避免出現偏離扶貧目標問題。首先，落實扶貧標準與識別扶貧對象要精細化。相關部門應健全信息網絡系統，采用橫向識別與縱向審查相結合的系統化識別方式，實現動態化管理。其次，扶貧政策要精準化。通過貫徹落實專項扶貧、部門扶貧、市場主體扶貧以及社會支持扶貧等政策，采取有針對性的脫貧攻堅舉措。再次，要精準地使用扶貧資金。通過整合化、程序化使用，確保扶貧資金用到實處。最后，要推動扶貧工作的精細化和服務質量的精細化。從扶貧資金使用的規范化到扶貧制度的精細化，再到扶貧開發和扶貧治理的個性化和柔性化，逐步實現高質量脫貧。

有效整合社會各項資源，動員各方幫扶力量，提高治貧的社會化水平。要堅持大扶貧格局，廣泛動員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等社會組織參與精準扶貧。首先，應建立具有公共治理理念的減貧治理機構，完善治貧責任體系，整合多元主體力量。其次，應建立援需雙方信息共享平臺，形成政府、企業以及個人對精準扶貧信息的無縫對接。再次，應建立雙向互動的工作機制，豐富社會化扶貧形式，積極宣傳社會力量參與精準扶貧的成效。最后，應以整體推進為抓手，加快深度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推進產業化扶貧治貧，為社會力量參與精準扶貧提供相關優惠。

完善治貧制度體系，強調規范化和流程化，提高治貧的法治化水平。首先，治貧要有立法作為保障。通過法律明確治貧的社會責任、規范流程，促進貧困人口融入社會整體，強化社會共同認知。其次，治貧應以制度創新為依托，解決資源供求失衡、扶貧信息不對稱等問題。最后，可以簽署扶貧協作合作框架協議。要完善貧困識別制度，加強基層力量，強化駐村幫扶，建立脫貧認定機制，依法解決“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怎么退”四個問題。

充分利用“互聯網+”，實現治貧信息的精準對接，提高治貧的智能化水平。在“互聯網+”時代，精準扶貧需要充分利用大數據、物聯網、互聯網、云計算以及人工智能的力量，實現治貧的精確化、高質量、高水平。在推進精準扶貧的過程中，深度貧困地區利用“互聯網+”既能實現不同參與主體的精準化；又能簡化工作流程、節約扶貧成本、縮短脫貧時間；還能使供給側與需求側高度契合，打通深度貧困地區高質量脫貧的“最后一公里”。

增強扶貧干部的政治、經濟、文化、認知能力，提高治貧的專業化水平。首先，應提高政治能力，強化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和領導力。其次，應提高經濟能力。要促使社會資本有序流向深度貧困地區，發揮政府投入的主體和主導功能，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次，要提高文化能力。引導培育共同體意識，挖掘貧困地區文化資源，并進一步創新和發展。最后，要提高認知能力。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大宣傳培訓力度，培育新型職業農民。

（作者為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天津行政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2018年度“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校院專項委托課題“怎樣構建社會治理新格局”和天津市社科基金重點課題“多元治理主體視域下創業創新服務眾創平臺建設研究”（項目編號：TJGL17-032）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徐文林、羅紅梅：《精準扶貧與其實效性探析——以天祝藏族自治縣扶貧實踐為例》，《新絲路(下旬)》，2016年第2期。

②夏玉蓮：《貧困人口精準識別機制的創新研究——基于湖南省兩個村莊的調查與思考》，《理論月刊》，2017年第8期。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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