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顧冷戰后30多年世界范圍內政治民主化的歷史進程，不難發現，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乃至傳統意義上的西方“民主”國家，西式民主都面臨著一個從“神化”“泛化”再到“異化”“極化”的過程。要確保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安全，必須澄清籠罩在民主問題上的層層迷霧，破除關于“民主”的神話與迷思，積極探索符合本國特點的政治發展和民主道路。

【關鍵詞】西式民主  邏輯迷思  霸道底色    【中圖分類號】D082    【文獻標識碼】A

在西方所謂“普世價值”體系中，西式“民主”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無疑又是最具迷惑性、煽動性和破壞性的政治話語之一。因此，能否充分認清并自覺抵制西方“普世價值”旗號下所宣揚的“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等錯誤思想，洞悉西式民主的邏輯迷思與霸道底色，不僅事關我們黨能否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問題，也是一項攸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理論和現實課題。  

“神話”的誕生與泡沫的破滅 

歷史地看，民主作為一種帶有普遍性的世界政治現象，始于冷戰結束之后。20世紀90年代蘇東巨變的爆發，標志著歐美等西方大國打贏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同時也極大地助長了西方世界對于西式民主“優越性”“普適性”的所謂“自信”。一時間，各種披著“歷史的終結”外衣的關于民主的概念、理論、宣傳話語等層出不窮，進而建構出一個個有關西式民主的“神話”。一些人將西式自由民主當作“普世價值”，將西式自由民主政治當作全世界通用的政治模式，這與19世紀西方建立殖民體系時提出的“白人至上論”“白人優越論”同屬一個性質。在理論和實踐中將西式民主凌駕于由各文明體系構成的人類社會之上，是一種典型的邏輯迷思和話語霸權，其結果不僅無助于各國的政治發展，反而會釀成地緣政治災難和世界格局混亂。

“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冷戰結束后30多年的國際政治歷史充分表明，非西方國家因照搬西式自由民主而出現的政治亂象，以及西方政治陣營出現的難以克服的制度性痼疾，不僅徹底顛覆了西式自由民主所謂“優越性”“普世性”的神話，也逐一擊碎了在少數西方大國的不斷煽動下所泛起的諸多“民主泡沫”。20世紀90年代前后，戈爾巴喬夫打出“民主化”“公開性”的改革旗號，最終的結果卻只是國家的解體、國際地位和國家實力的一落千丈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下降。同樣， 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西式民主也絕非彌合社會分歧、促進經濟增長以及實現社會穩定的“良方”。無論是世紀之交的“顏色革命”，還是后來的“阿拉伯之春”，西式民主給這些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恰恰是永無休止的四分五裂、戰火紛飛與生計無依。

另外，對于長期以民主“教師爺”自居的少數西方大國而言，由西式自由民主的極度膨脹而導致的政治效能低下、社會撕裂、族群分化等一系列負面效應也在不斷動搖和反噬西方世界對于自由民主的信念與根基。可以說，在冷戰結束近30年的時間里，西式民主大致經歷了一個從神話的誕生，到民主化的擴張，再到泡沫的逐一破滅的演變過程。認清冷戰后西式民主的這一發展演變過程，是我們從根本上破除西式民主迷思的前提和基礎。  

邏輯迷思與霸道底色  

實際上，隨著近現代以來西方的強勢崛起，西式民主才被西方世界逐漸壟斷、無限放大并予以神話，從而最終確立起看似無可爭議的發展邏輯與“普世”意義。在西方啟蒙運動時期，西方世界的關注重點在于對內強化集權與對外殖民擴張，此時關于民主的理論與實踐還處于起步階段，還談不上所謂的對外模式“輸出”。直到19世紀，民主才在西方一些主要國家開始了由觀念到制度、從理論到實踐的過渡。至于民主成為所謂的世界范圍內的政治話題，則是在進入20世紀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式自由民主被確立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向社會主義陣營挑戰與對抗的意識形態工具并伴隨“冷戰”的始終。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相繼爆發，西式民主開始被少數西方大國包裝成對抗蘇聯并最終贏得冷戰勝利的“利器”。

回顧20世紀尤其是冷戰結束后的世界歷史發展進程，我們發現，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帶有普遍性意義的價值追求，民主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并值得肯定的。然而，結合冷戰結束后30多年來世界政治發展的具體進程，我們卻不無遺憾地看到，在少數西方大國的壟斷與操縱下，西式民主以其固有的邏輯與霸道，將為數眾多的非西方國家拉入一系列關于民主的認識誤區與思想迷局。

民主的泛國際化。冷戰結束后，民主作為擊垮社會主義陣營的“利器”，被少數西方大國重新拾起，作為區分國家間關系親疏甚至區分敵我的工具與標簽。由此，在西方政界、學界、媒體界等的輪番炒作之下，民主逐漸被確立為國際政治的熱門話題，成為一種國際性話語。正如個別西方政客和學者所標榜的那樣，在冷戰后的國際社會，西式民主已經成為與自由市場經濟地位同等重要的人類社會的一種所謂終極形態。具體而言，冷戰結束后至今，通過“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民主輸出”活動，西方世界持續地將西式民主的國際化浪潮不斷推高，并試圖繼續牢牢把控在民主領域的話語權和制高點。

民主的神圣化、宗教化。西式民主是在一定歷史和社會條件下，在基督教文明體系中形成的價值理念和政治制度，帶有濃厚而深刻的所謂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基因，并且已經經歷了數百年的歷史演化過程。正是在這一基礎之上，少數西方大國借助在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領域的霸權優勢，通過一系列政治操作賦予西式民主某種神秘色彩和神奇力量。以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為例，在兩極對峙的冷戰時代，為了分化、瓦解社會主義陣營，西方世界嘗試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大量投放資源，但最終直接促成這一地緣政治巨變的卻是自由、民主、人權等以“和平”方式呈現的軟實力因素。進入新世紀以來，無論是“顏色革命”還是“阿拉伯之春”等政治劇變，也都被冠以“玫瑰”“茉莉花”等帶有溫情、神秘甚至浪漫色彩的標簽。通過西方世界的精心策劃與包裝，西式民主仿佛具備了天然的正義性、神圣性、和平性，甚至由此所帶來的矛盾、沖突與殺戮都可以一筆帶過。

民主的工具化、功利化。冷戰結束以來，西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脫離了追求政治自由與權利的原始意義，進而演變成為少數西方大國對其他國家實現政治經濟文化“改造”等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在這一點上，進入20世紀后的美國可謂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早在一戰期間，時任總統威爾遜更是對外宣稱，“民主可以而且應該超越一國內部進而被應用在國際政治領域”。二戰結束直到后冷戰時代，美國更是憑借其資本主義世界霸主的地位，將“民主輸出”作為一種國家戰略對外推行。在這一政治邏輯下，凡是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意見不同的國家，都被無端地指斥為“非民主”“獨裁”政體并受到制裁、武力威脅甚至軍事打擊。由此，西式民主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少數西方大國實現自身戰略利益和標榜國際形象的名不副實的政治工具。

民主的標簽化、碎片化。進入近代以來，西方民主從概念、理論和體系等多方面都被極度地簡化甚至大幅地改造，從而離“人民的權力”這一原初價值漸行漸遠。尤其是自美籍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的“精英主義”民主理論誕生以來，西方民主正式被全面地改造為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當代意義上的“西式民主”。在這一民主理念中，民主的實質已經被剝離殆盡，剩下的僅僅是以選舉為中心的技術性、程序性內容。在這種標簽化、碎片化了的民主之下，人民的權力被改造為人民被動地選擇“統治者”，民主的實質也被分解為單調的、碎片化的選舉操作。由此，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標準也被標簽化為是否有競爭性的選舉。對于廣大非西方國家而言，民主化自然也就成為了片面引進西式民主選舉的單一過程。

民主的庸俗化、手段化。與少數西方大國表面上宣揚的民主的“優越性”“普適性”不同，現實中的西式民主往往不像西方政客或媒體渲染得那樣冠冕堂皇。事實上，即使是在一些西方國家內部，民主也充滿著濃厚的階級、階層屬性。對于這些國家的公民來說，名義上的自由、平等在實際的階層劃分、財富占有狀況懸殊、族群宗教隔閡等因素的作用下，幾乎已經變得面目全非，甚至完全淪為極少數群體的內部游戲。而對于那些“民主輸出”的對象國，民主更是演變成為了少數西方大國分化、瓦解其內部各派力量和尋找政治代理人的工具。對于這些國家而言，它們或通過提供經濟軍事支援以直接尋求代理人，或通過煽動策劃街頭政治以扶植某一派勢力上臺。總之，西式民主在這些國家已經成為了特定國家赤裸裸地干涉他國內政、尋求特殊利益的廉價手段。

民主的絕對化、終極化。這一點主要表現在將西式民主的“優越性”“普適性”無限夸大，甚至賦予其某種歷史終極意義和價值。例如，以冷戰后將西式自由民主定義為人類社會政治形態發展終點的所謂“歷史終結論”，其代表性的學者為日裔美籍學者福山。又如，雖然認為西式民主并非是歷史的終結，但仍強調其自身的獨特性和優越性，是世界上諸多政治形態中的最優選項，其代表性學者為提出民主化“第三波”和“文明沖突論”的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總之，無論是否承認西式民主具有“普世價值”，絕大多數西方學者均從絕對價值意義上肯定西式民主之于世界上其他類型民主制度的相對“優越”地位。  

超越西式民主，走全面發展的政治道路  

面對上述關于西式民主問題的迷思與悖論，我們應堅持政治性與科學性的統一，要樹立正確的民主觀，正確認識民主問題，勇于超越西式民主，善于駕馭民主化。總而言之，民主是成長的、多樣的、具體的、現實的以及歷史的。

注重民主的民族性和主權性。政治的多樣性和文化的多元性決定了世界上任何兩個國家之間都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對于一國的具體的民主而言，必須首先考慮到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具體國情。正如上文所言，西式民主從一開始就是與西方具體國家和地區的特定國情相適應的，不應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準則來加以推廣甚至搞所謂的“民主輸出”。冷戰后大量第三世界國家的現實案例表明，不顧具體國情而盲目引入西式民主模式，不僅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踐中也必然貽害無窮。

認識到民主發展的歷史性和具體性。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歷史進程表明，民主及其發展是一個長期而又復雜的過程，只能做到因地制宜，并充分考慮到具體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政治進程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同時，民主還應是具體的、歷史的，對于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而言，都不存在任何單一的民主化方案。此外，民主的具體發展，也不能僅僅憑借社會個體的良好的意愿，不能脫離現實而盲目發展；更不能脫離相應的實踐基礎而一味模仿他國具體模式。真正切實可行的民主發展路徑，必然需要從根本上處理好民主與社會生產力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并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基礎上穩步有序推進。

強調民主的成長性和階段性。民主政治建設具有客觀上的成長的階段屬性，不僅需要相對長遠的發展戰略，還要有近期的階段性目標，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與西式民主片面強調所謂“普適性”正相反，民主的發展必然是有條件的，要受到具體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傳統、公民素質和人民政治生活習慣等因素的制約。對于廣大非西方國家的民主發展而言，一定的“度”與適當的“火候”是必不可少的。在這方面，冷戰結束近30年來世界政治發展的實踐已經為我們提供了一系列有關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與教訓。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研究員；中國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趙衛濤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際智庫當代中國研究數據庫與重要專題研究”（項目編號：14ZD163）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  

責編/高驪  謝帥（見習）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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