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進入2018年以來，美國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不斷挑起貿易摩擦，先后利用美國貿易法案對中國產品實施進口限制與保護。通過美國對華直接出口、在華美資企業對美國出口、美資企業在華銷售、美國從中國進口以及中國出口盈余回流美國五個角度，全面分析美國從中美雙邊貿易中獲得的各種收益與福利。可知在中美雙邊貿易中絕不是中國方面獨吞利益，而是雙贏、互利與共享的，中美雙方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具有相互依存的緊密關系。因此，美國回到談判桌前開展戰略合作與對話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關鍵詞】中美貿易沖突 收益賬 福利賬 戰略合作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6.003
進入2018年以來，美國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不斷挑起貿易摩擦，先后利用美國貿易法案中的201條款（保障措施）、232條款（國家安全）和301條款（不公平貿易行為）對中國產品實施進口限制與保護。盡管中美雙方進行了密集的三輪磋商，但未能達成妥協。6月15日美國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340億美元商品正式實施加征25%的懲罰性關稅，7月11日美國再度公布了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征稅10%的清單，對此中方強硬反擊，也采取了對等報復措施。中美貿易戰由此爆發。
美國啟動上述措施是基于其作出的主觀判斷，即：中美貿易長期嚴重失衡；中國出口沖擊美國國內市場，奪走美國就業崗位，降低美國工人收入；中國存在進口保護與不公平競爭行為；因此，美國在中美貿易中吃了大虧。果真如此嗎？認識和化解中美貿易爭端首先需要全面、準確和客觀地算清中美貿易的收益帳和福利帳。
美國對華出口為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提供了強勁動力，貿易戰將為其強勁增長蒙上陰影
中國是美國除北美地區（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外最大的出口市場，也是其增長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場之一。2008～2017年，美國對華出口年平均增速達到11%，不僅高于同期美國總出口4%的平均增速，也高于同期中國對美出口6.6%的平均增速。2017年，美國對華總出口為1879億美元（其中，商品出口1303億美元，服務出口576億美元），約占美國總出口的8.1%，約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市場購買力的提升，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估算，預計到2026年，美國對華貨物和服務出口將增至3690億美元，到2050年將增至5200億美元。
此外，美國的對華出口為美國創造了百萬級的就業崗位。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委托牛津經濟咨詢社完成的《理解中美經貿關系》研究報告顯示，2015年美國對華直接出口創造了148萬個就業崗位，通過第三國向中國的間接出口創造了30萬個就業崗位，共計178萬個；如果再考慮中美之間的雙向直接投資創造的崗位，其與中國的經貿關系總共支撐了美國國內256萬個就業崗位。
近期美國經濟表現出較為強勁的增長態勢，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別增長了2.2%和4.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18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9%。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華打貿易戰并導致全球貿易局勢緊張，無疑將損害剛有起色的美國經濟。
中國對美出口中包含美國跨國公司在華子公司的巨大收益，貿易戰將嚴重傷害其自身的商業利益和競爭力
隨著全球價值鏈與國際新型生產網絡的發展，美國已將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或生產環節通過對外投資和外包方式轉移至其他國家或地區，然后再從后者進口所需的商品，這樣不但賺取利潤，還為國內生產與消費降低了成本。也就是說，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中有一部分就是由美資企業完成的，它們是對美國出口收益的實際獲得者，根據相關數據估算，2015年這個比例約為5%。因此，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出口產品征收關稅，實際上破壞了美國跨國公司的供應鏈。由于征稅對象主要集中于在華投資的美國跨國公司子公司進口的資本品與中間品，所以征收關稅等同于對美國國內公司征稅。
根據美國著名智庫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最近的一份研究，在“301條款”加征關稅的產品清單中，受影響最大的三類產品——計算機和電子產品（33.4%，該比例為美國從中國進口額占受制裁影響的進口總額之比，以下同）、機械（32.7%）和電氣設備及零部件（8.8%）的進口額中分別有41%、31.7%和21.5%來自在華美資公司的出口。這表明，在上述部門中，美國國內企業高度依賴從中國市場的進口，中美之間形成了緊密的供應鏈關系。這種情形在信息技術產品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蘋果、英特爾和戴爾等美國制造商十分依賴中國子公司和合作伙伴生產提供的產品。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戰從形式上看是針對中國出口產品，實際上是將槍口指向了美國公司。
美國跨國公司對華有巨大的國內銷售收入順差，大大抵消了美國對華的跨境貿易赤字，貿易戰將提升美資在華的不確定性
經濟全球化時代，僅通過傳統的商品貿易交易來判斷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顯然是非常不全面的，服務貿易（特別是商業存在方式）、國際直接投資和離岸外包等都日益成為影響一國海外商業利益的重要渠道。美國僅強調與中國之間存在的巨額跨境貿易逆差，但對其跨國公司子公司對中國的龐大銷售順差卻“選擇性失明”。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EA）提供的數據可以分析美資企業在華的投資與經營情況。2003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存量為112.6億美元，2016年底上升到924.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17.6%。伴隨投資增加的是其子公司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按照美資多數股權公司口徑統計，在貨物銷售方面，美國在華子公司的國內市場銷售額從2009年的851.1億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401.8億美元，年均增長18.9%；在服務銷售方面，美國在華子公司的國內銷售額從2009年的216.9億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09.5億美元，年均增長15.3%；貨物與服務兩者相加，美國在華子公司的國內總銷售額從2009年的1068億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2911.3億美元，年均增長18.2%。這不但表明美國跨國公司通過在華投資與銷售實現了巨大的商業利益，而且可以看出中國市場對美國投資者總體上還是比較開放的。
在考慮了中美相互直接投資的影響之后，可以進一步對中美間相互真實的商業利益進行重新估算。首先，以中美之間貨物與服務進出口額計算傳統意義上的跨境貿易差額；其次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中扣除其他國家子公司對美國的出口以及中國對在美中資企業的出口，加上中資企業在美國市場的銷售收入得到中國對美的總銷售額，根據同樣方法計算出美國對華的總銷售額，由此得到兩國之間的“總銷售差額”。
根據德意志銀行研究部最新的開創性測算，中美傳統的貿易差額和考慮了國際直接投資因素后的總銷售差額之間的差異是巨大的。2009～2015年，雖然中國對美國的跨境貿易順差在逐年擴大，但美國對中國市場的國內銷售順差以更快的速度在增加，從而大大抵消了前者，使中美之間的總銷售差額在逐年縮小。以2015年為例，中國對美國的傳統意義上的跨境貿易順差為3341億美元，經過調整后的總銷售順差只有304億美元，順差規模縮小為傳統的91%！這主要是因為美資企業對華的國內銷售具有2197億美元的順差。以上計算僅考慮了企業擁有多數股權的子公司的經營情況，如果我們把統計口徑放寬，將所有在對方國家投資的企業考慮進去，那么早在2009年美國的對華總銷售就已經是順差，2015年順差規模達到1218.5億美元。
以上數據分析表明，對華直接投資與經營才是美國公司獲取中國市場的主要渠道，僅從傳統跨境貿易差額來判斷中美商業利益的分配有失偏頗。中美貿易戰將嚴重傷害兩國長久以來形成的相互依存關系，也不利于中國進一步向美方開放國內市場，因為中國最具威脅的反擊手段就是對美國在中國國內市場的商業利益采取遏制措施。
美國從中國進口使其廣大消費者獲得低價、質高和多樣化選擇的收益，貿易戰將傷害其低收入消費群體的福利
中國商品在美國居民日用消費品市場占據主導地位，美國消費市場中80%的商品都是由中國生產和提供的。盡管印度、越南、印尼、孟加拉等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開始不斷進入美國市場，但在美國居民日用消費品市場中，“中國制造”不僅沒有大規模退出，相反仍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勢頭。2009～2017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三大類日用消費品——紡織品和服裝、皮革箱包、雜項制品（主要包括家具、玩具等）的漲幅均在一倍左右。這表明中國出口的制成品具有較強競爭力和吸引力，其他國家的類似商品的替代性較低。
美國自中國進口大量質優價廉的商品有利于其維持較低的通脹水平，從而提高美國民眾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的實際購買力。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研究報告顯示，2015年典型的美國家庭收入為5.65萬美元，對華貿易平均為每個家庭每年節省850美元。美國自中國進口的低價商品在2015年幫助美國降低消費物價水平1%～1.5%。
在特朗普政府今年4月份發布的第一份500億美元關稅清單中，消費類商品約占12%，而到6月15日公布的清單中則下降到1%，這表明其兩難心理——既想懲罰中國出口，又欲極力避免對美國普通消費者造成直接傷害。當然這也是一些零售商企業（例如百思買）極力游說的結果，從而導致最終將平板電視與手機等排除在外。但如今，特朗普政府又加碼對中國2000億美元的出口商品懲罰性征稅，涉及計算機、家具、燈具、箱包、吸塵器、廚具、電冰箱、食品等多種消費品，加上美國最近以“232條款”（國家安全）為借口發起對金額約為3500億美元的汽車（包括轎車、輕型卡車和汽車零部件）進行調查，美國消費者將為此付出承擔通貨膨脹的高昂代價。由于中國消費類商品深為美國中低收入家庭所喜愛，這些消費群體也將成為特朗普挑起貿易戰的最主要受害者。
中國對美貿易盈余最終以資本方式回流到美國，形成對美國負債消費的部分支撐
長期以來，美國在宏觀經濟結構上存在儲蓄—投資缺口與公共財政赤字缺口，從而形成其經常項目逆差。但同時美國也充分利用美元獨有的國際“硬通貨”地位和貨幣政策調整吸引資本凈流入，為其巨額貿易逆差進行融資。這實質上是美國利用他國的過剩儲蓄為其超出自身供給水平的消費負債買單。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余是中國外匯儲備積累的主要來源之一。同時，中國也是購買美國國債最多的國家。截止到2018年1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規模高達1.17萬億元。可知，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余轉化為中方外匯儲備，又通過購買安全性較高的美國國債回流到其資本市場，支撐了美國的國內消費、投資與政府支出，增強了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并有助于維持美國的低利率、美元國際貨幣地位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綜上，我們通過美國對華直接出口、在華美資企業對美國出口、美資企業在華銷售、美國從中國進口以及中國出口盈余回流美國五個角度，全面分析了美國從中美雙邊貿易中獲得的各種收益與福利，包括經濟增長、就業、利潤、增加值、低通貨膨脹、消費多樣性和金融與財政穩定。因此，在中美雙邊貿易中絕不是中國方面獨吞利益，而是雙贏、互利與共享的，中美雙方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具有相互依存的緊密關系。特朗普政府以“零和博弈”的思維看待商業貿易并由此試圖重新塑造美國與世界的關系是十分狹隘與扭曲的，美國發起的“以鄰為壑”的貿易戰將顛覆它自己締造的世界貿易體系，并最終損人不利己。美國回到談判桌前開展戰略合作與對話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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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威、熊奕、季心宇，2018，《估算中美兩國相互的商業利益規模》，德意志銀行研究部研究報告。
Mary E. Lovely and Yang Liang, 2018, "TrumpTariffs PrimarilyHit MultinationalSupply Chains, HarmUS TechnologyCompetitiveness", Policy Brief,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y, pp. 12-18.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2017, "Understanding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 January.
責 編／周于琬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s and US Economic Interests in China
Sheng Bin Yan Bing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18,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continuously started trade frictions against China and has used the US Trade Act to impose import restrictions on Chinese produ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enefits that the US has obtained from the Sino-US bilateral trade by looking at the US direct export to China, the export to the US by the US-funded enterprises in China and their sales of goods in China, the US imports from China, and the return of China's export surplus to the US. It is discovered that China does not exclusively benefit from the China-US trade, and their bilateral trade is on a win-win basis. As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China and the US have close interdependence. Therefore, the only correct choice for the US is to return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and have strategic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with China.
Keywords: Sino-US trade conflict, income account, welfare account, strategic cooperation
盛斌，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國際經濟理論與政策、國際貿易、國際政治經濟學、區域經濟合作。主要著作有《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等。嚴兵，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教授。研究方向為跨國公司與國際直接投資、公司財務。主要著作有《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基于產業和地區層面的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