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供應鏈在國際政治面前是脆弱的，隨著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遏制，對華高科技出口進行限制將會是美國長期使用的王牌，只有高科技才能鑄造“國之重器”。增強自主創新是增強國家實力的堅實基礎，通過提升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位置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是全球化背景下推進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方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的電子業經歷了由無到有、由弱到強，不斷調整結構與轉型升級、不斷沿著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的過程。新加坡半導體產業自1965年形成至今，經歷了五個階段、三次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由最初生產低值的電子工業品配件發展到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晶圓代工模式，同時半導體產業也由最初的勞動密集型轉為創新與知識密集型產業，不斷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攀升。本文通過研究新加坡半導體產業的發展沿革，探究其轉型升級路徑，從中汲取經驗，為我國半導體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提供一些啟示，以期對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產業升級層面提供一定的借鑒與啟示。
新加坡電子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歷程
新加坡是全球電子領域的卓越中心，作為開拓和管理新興市場的理想選擇，許多國際頂級電子廠商紛紛將其研發中心設在新加坡，此外，全球10%的晶片以及40%的硬盤媒體都制造于新加坡。半導體產業也是新加坡經濟的重要支柱，約占該國制造業增加值的30%。新加坡經濟發展局的數據表明，截至2017年底，新加坡共擁有14家硅晶圓制造廠（含世界三大晶圓代工廠）、15家半導體裝配和測試廠、9家世界排名前十五的無生產線集成電路設計公司、6家世界頂尖的集成器件制造商以及3家世界頂尖的硬盤制造商。
1965年，隨著英國資金和大量商人撤離，新加坡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失業率高達14%。為解決國內嚴重的失業問題，新加坡政府決定以工業化帶動經濟多元化，改變單一的轉口貿易經濟結構，實施引進外資政策，譜寫新加坡工業化藍圖。因此時恰逢美國硅谷、歐洲和日本電子產業出現爆發式成長，而電子產業又可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所以新加坡經濟發展局通過承諾提供和平工業關系和多項優惠政策，成功說服多家世界知名的電子企業把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搬至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新加坡，這為新加坡電子產業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石。
半導體產業的快速發展使得七十年代新加坡的失業率降至3%左右，但電子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導致新加坡勞動力日趨緊張、薪資飆漲。為穩住投資者信心，新加坡通過引進鄰國勞動力、鼓勵婦女參與生產、四小時輪班的靈活工作制等多項緩和措施解決勞工供給不足的問題。職工總會的領導人被委任政府部門高官，工會代表也被增選到各政府部門參與相關經濟政策的草擬，這使得政府與工業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微妙密切，成功地構建了新加坡勞資官三方長期協調合作的和平工業關系。
隨著新加坡經濟的猛漲，薪金飆升開始失控，再加之中國改革開放吸引大量外資進入，新加坡于1980年6月發起了朝著研發、工程設計、電腦軟件服務業等一系列知識密集型產業邁進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決定將勞動密集型的企業轉移到亞洲鄰國，而在本國推出“總部計劃”，集中發展具有高附加值的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并使電腦、電腦附件制造業等電子行業成為先導產業。除了對制造業的規劃，政府還將新加坡作為一個全面的商業中心推向國際市場，經濟發展局開始積極吸引金融、教育、生活、醫藥、IT、軟件等領域的國際性服務公司。新加坡電子產業本次轉型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新加坡技術隊伍和熟練人員規模的不斷擴大。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新加坡的技術隊伍和熟練工人數量由于大批跨國公司的進入而使其遠遠不能滿足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為此，新加坡政府及時做出應對措施，擴大專有產業人才規模以緩和這一矛盾，滿足了跨國公司和本國經濟發展對技術隊伍和熟練人員的需求。
首先，在人力資本要素培養與提升過程中，需要建立跨部門的協調機制。新加坡人力資源政策是由相關政府部門和教育機構聯合制定的。人力部成立全國人力理事會，該理事會負責統計國家中長期人力資源需求與制定計劃。貿工部、教育部、經濟發展局等多個國家機關參與理事會的計劃制定。此外，產學研結合與反饋也是提升人力資本要素的重要渠道，企業在大學校董會和顧問委員會均有席位，并且參與學校課程的制定，大學也有多個渠道與企業開展合作。為了進一步推動半導體產業的國產化，1991年新加坡成立微電子研究所IME，承接新加坡政府以及國內外企業的項目；1993年由佳能、HP和TI等公司聯合投資建立了技術半導體DRAM公司，不僅提升了新加坡半導體設計生產的能力，同時也帶動了半導體產業的技術升級；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后，世界電子工業需求下降，再加上新加坡過高的勞動力成本，大量跨國電子公司開始外遷。
20世紀末的新加坡半導體產業開始邁進知識、資金、高科技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的晶圓代工領域。晶圓代工行業的附加值相當高，當時在新加坡從事硅晶片制造的工廠，其員工每人每年創造的附加值達50-60萬新元，而從事電子工業試測和裝配的員工每人每年創造的附加值卻只有8萬新元。新加坡的晶圓代工產業的快速發展依賴于我國臺灣地區晶圓代工廠商的投資。由于前期設立的晶片制造園和部分已經形成的產業集群，新加坡在非常短的時間里便迅速形成了晶圓代工產業集群。新加坡晶圓代工企業尤其是特許半導體公司投入大量的資本進行自主創新，將核心產品做得越來越細致，技術含量越來越高，最終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優勢。目前新加坡政府正在引導電子業逐漸朝微電子以及生物工程方向發展，以期將微電子和生物工程產業結合起來提升傳統電子業未來發展的層次，形成一個新的且至少能夠在今后二、三十年保持發展優勢的產業。為此，新加坡政府將生物工程學院，生物材料研究院等與微電子研究所聯合起來，推進新加坡電子業向微電子、生物醫藥這個方向發展。
新加坡半導體產業全球價值鏈攀升的經驗
參與全球價值鏈，發揮動態比較優勢
全球價值鏈是推動亞洲貿易奇跡般增長的最主要因素，新加坡的半導體工業發展以及轉型升級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國公司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結果。激烈的市場競爭促使半導體工業進行功能整合、建立新的生產線，研發新的多元化產品、重新進行區位選擇，并在全球化基礎上進行價值鏈重構與演進。在電子工業發展中，新加坡政府起到了關鍵作用，政府用一種務實的、動態的觀點來看待其對私人部門的引導和干預，并且將市場經濟和民主化的觀念融合在自己國家的文化和歷史之中，避免了簡單地將西方市場經濟發展模式進行復制。
市場機制與政府力量共同發力
新加坡半導體自建國初期形成至今，由最初的勞動密集型轉為當前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創新與知識密集型產業。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規劃、引導與支持以及企業的自主創新起到了最為關鍵的作用。從新加坡電子業的發展路徑可以看出，新加坡電子業的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過程一直都離不開政府的極力引導與強力支撐，這與新加坡政府主導型經濟密不可分。實際上新加坡整個半導體產業集群生態系統都是由新加坡政府主導所形成的，并且政府總能在關鍵的時間節點完善與協調該生態系統，確保電子產業集群得以順暢發展。這反映出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對于國家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審時度勢，實現從“追趕者”向“領先者”的轉變
世界上每個經濟體處于產業升級和人均收入的不同階段，即處于技術水平和要素比例動態比較優勢的不同階段。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具有相應的階段性，發達經濟體的發展經歷了多個產業升級的階段，每個階段與其相應的要素稟賦（資本勞動比）和技術水平相適應。盡管經歷了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但這種改革路徑符合發展的最優順序，即從最初的勞動密集型、低技能的制造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變，最終轉向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高級階段。
新加坡半導體產業最先通過拿來主義發展，隨后通過自主創新形成本國自身的獨特優勢與核心競爭力。具體而言，就是在產業結構轉換過程中，從以高度依賴跨國企業為主導的應用型創新模式，逐漸轉變形成以本地企業為重點的創新與應用平衡的產業創新模式。晶圓代工產業模式的發展就是典型的代表，首先依賴跨國企業的技術轉移和知識溢出效應，然后通過本國企業與跨國企業融合發展，產業能力逐漸深化的本地企業開始不斷地進行自主研發與創新，最終形成了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與主導優勢。新加坡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即進入到一個自主創新、強化自身產業主體能力的時代，在這期間新加坡基礎研究迅猛發展，催生了許多本土高新技術企業。
產業升級是新加坡經濟發展中永恒的主題，新加坡政府力求做到“未雨綢繆”。當一個產業被認為仍處于朝陽時期、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的時候，政府就提出了下一步的發展藍圖，規劃產業的發展過渡方向，并引導企業做好準備。“求生”是新加坡建國至今的主題之一，該國政府通過建立下一時期的核心技術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這是源于新加坡對于危機與生存的密切關注。新加坡國土面積小，再加上缺少自然資源，要想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必須選擇這種不確定性較大且風險較高的產業發展模式，因此必然會形成“求生”心態，且文化—產業的升級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經濟發展中永恒的主題。
中國半導體產業全球價值鏈攀升的思考
我國政府應如何實施有效政策支持半導體產業長期的創新與發展，提升半導體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作為后發國家，應借鑒新加坡經驗，系統且務實地學習和借鑒國際最佳實踐案例，提升本國的政策能力，從更寬泛的公共政策角度來擴大政策空間，創造出符合本國實際的政策組合。
從長期看，應該加強以下工作：首先，為促進半導體產業發展，需要在知識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建立開放競爭環境等方面確立相關原則；建立開放、透明的標準，堅決打擊假貨，保證市場的公平、自由與開放；放寬放開對外資的限制，讓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投入。其次，國家應加大力度積極鼓勵與支持化學、物理等學科的基礎性研發，促進下一代半導體（芯片）產業的發展；增加企業競爭研發的資金支持，加強行業內企業間競爭前在新材料、新制程技術等實用性的技術研發；有效的產業政策需要結合稅收、貿易、人才、技術等方面進行綜合考量。此外，在稅收方面，要給企業提供研發的稅收優惠；在貿易方面，加快市場開放進程，積極支持信息技術協定等全球性貿易政策逐步落地；在人才方面，不局限于本地的競爭和對抗，加強吸引全球優質人才資源，將本國構建成全球價值鏈中具有高附加值的地理區位。
【本文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北京財經研究基地首席專家 】
責編：李 懿 / 楊 陽（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