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隨著市場的飛速變遷與發展,民眾對于財富的認知態度也變得日益敏感。關于房價飆升、股市低迷、養老改革、子女教育等話題的討論不絕于耳,使很多人陷入了矛盾與認知困境:收入水平在提高,但遠不及支出花銷的數目;物價太高,實際收入縮水嚴重;時常加班,失業風險卻在增加;理財產品爆發,個人收益卻呈現下降趨勢。在消費時代下,人們對于獲得財富的渴望和對現有財富的依賴催生了情緒的失衡,“財富焦慮”因而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若想緩解這種焦慮情緒,必須要弄清楚“財富焦慮”從何而來,并就此對癥下藥,幫助個體和社會逐漸形成穩定平和的、積極健康的財富心態。
群體性“財富焦慮”產生的原因
每個個體產生“財富焦慮”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從宏觀方面來看,人們產生焦慮的原因,除了市場固有的不確定性和長期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問題外,近些年來經濟社會發展的變化也是重要原因。
第一,安全資產的屬性遭到破壞,投資渠道狹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財富焦慮”顯示出了社會或個人對于“財富安全性”的強烈渴求,即群體對于財富保值和增值的愿望、訴求。然而隨著金融危機、貿易摩擦的接連發生,宏觀經濟的穩定難以保障,諸多理財和金融工具的安全性降低,債市、股市、地產的發展態勢都不甚明朗。由此,人們的焦慮多來自于安全資產屬性受損。
何謂安全資產?廣義上來說,安全資產指代那些稀缺并且價值得到公認的資源。稀缺性保證了價值的穩定,而價值的穩定又可以確保其作為可流通的等價物在市場進行交換。在經濟發展遲緩的年代,人們對于安全資產并沒有過多的追求。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已經不再滿足于財富對于當下生活的基礎作用,而是更多地著眼于財富對于未來生活質量的保障。一般而言,安全資產備受人們追捧的原因,就在于其與其他金融資產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信用較高、市場風險較低、流動性較強、通脹風險可控等。最初,人們把黃金視作安全資產,進入信用時代后,美元代替黃金充當了全球安全資產。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的財政狀況以及信用程度出現下滑,美元價值呈現波動形勢。但是目前,市場上還沒有出現一種可以取代美元的新興安全資產,這種局面加劇了人們對于世界性安全資產缺失的憂慮。
在國內,隨著人們對安全資產需求的逐漸增長,安全資產的供給也陷入僵局。國內債券市場發展遲緩且市場化程度較低,無法充分滿足民眾對資產安全性的需求。與此同時,一些資源稀缺的市場卻暫時充當起了安全資產的角色。比如,在諸多一、二線城市中,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加之政府想讓房價“軟著陸”的態度,地產投資的“安全性”被人為抬高,原來的風險資產就這樣“偽裝”成了安全資產。然而,我國房地產產權制度尚未完善,房產價值也有波動風險。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安全資產的屬性遭到破壞,人們對于財產保全的焦慮隨之上升。
第二,公共服務問題突出,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同亞洲許多后發國家一樣,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我國奉行優先推動經濟增長的策略。在這種政策的引導下,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小規模的社會福利開支,都被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因而遭到忽視,就業、醫療、養老、教育問題日益突出。包含教育和社會保障在內的公共服務體系的不完善,導致群眾面臨諸多不確定的潛在支出,進一步加劇了焦慮情緒和憂慮意識。
教育方面,教育資源不均衡問題日益突出,許多地區都或明或暗地進行了普通院校以及重點院校的劃分。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有更多的機會踏入重點院校,而經濟條件一般的學生則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夠獲得較好的發展機會。如今,隨著教育重要性的愈加顯著,家長們對于子女教育的關切度日益提升。對于有孩子的家庭來說,子女教育的經濟壓力也加劇了其“財富焦慮”的程度。
在醫療和養老福利問題上,社會保障資金不足使得政府面臨壓力。在實際生活中,高額的醫療費用讓許多人感到難以承擔,“不敢生病、不敢看病”概括了百姓們對于醫療問題的擔心。同時,隨著我國老齡化趨勢的加劇,養老問題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當前很多80、90后的年輕家庭,需要承擔四位老人的養老問題,巨大的負擔加劇了其精神上、經濟上的焦慮感。
第三,消費文化與道德價值錯位,缺少對自身價值的認知。當前,在經濟社會轉型過程中,許多人錯誤地將消費作為劃分社會階層差異的標桿,盲目追求享受性消費和炫耀性消費。近些年來,自媒體的興起為公眾提供了表達自我的平臺,卻也滋生出了鼓勵沖動消費、盲目跟風、攀比奢靡的不健康消費觀。一些年輕人沒有較高的收入,卻接受了超過自身消費能力的價值觀,甚至不再關注如何提高自我能力,只想通過奢侈消費表達自我訴求以及獲得社會認同。在這種非理性的社會風氣和自我價值觀影響下,一些人缺少對自身價值的認知,在失衡的欲望中加劇了焦慮的心態。
“財富焦慮”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
焦慮意識引發“消費降級”現象。作為一種失衡的社會心態,“財富焦慮”影響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各個方面的選擇。比如,當前“消費降級”成為新興的熱點財經話題。這個詞匯能在短時間內發酵走紅并引發熱議,有其現實原因。在經濟與收入整體下滑的背景下,在人們對未來、對財富狀況充滿憂慮時,整體消費水平自然會降低,消費產生了持續下行的壓力。從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來看,2018年1—8月,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242294億元,同比增長9.3%,增速回落1.1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的下降,暴露出了我國的“消費疲軟”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普遍性地轉為消費更為低廉的商品,或者更加注重產品本身的使用價值,而不再單單追求品牌價值。“拼多多”的崛起便是典型的例子,它主要聚焦于價格敏感群體,也就是某種程度的“財富焦慮”群體,其創新性的采用“拼團”模式,依靠低價質優來吸引和穩定客戶,獲得了較快的發展。由此來看,人們的“財富焦慮”不僅導致了消費減少、消費降級,同時也對市場的供給方提出了商業營銷模式上的創新和轉型挑戰。
不確定性的增加,使得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增多。根據預防性儲蓄理論,消費者具有理性預期且厭惡風險。當消費者面臨的環境具有不確定性時,他們的儲蓄行為可以用來對抗不確定事件的發生。儲蓄可以被看作為“緩沖存貨”,能夠幫助人們使消費趨向平穩,避免發生很大的波動。預防性儲蓄理論提出,儲蓄的數量與收入的不確定性關聯密切,不確定性的存在會使居民消費支出下降。由于目前人們的“財富焦慮”多源于對未來市場的迷茫和不安,預防性儲蓄因而逐漸增多。然而,健康的經濟需要以消費為先導,并依靠消費帶動市場投資。“財富焦慮”導致的預防性儲蓄增加,在某種程度上會抑制市場消費行為。如果經濟發展缺乏消費動力,投資也就會進入衰退,最終將導致經濟發展陷入不平衡的惡性循環。
心態失衡導致腐敗和非法致富行為。如果對財富產生了不健康的過度焦慮,很容易使人出現人格和價值觀方面的扭曲,甚至將金錢和地位視作取得社會身份認同感的主要來源,做出行為出格舉動。對于擁有權力的人來說,對財富的過度渴望容易造成腐敗行為,以權謀私;對于企業或者商家來說,若無底線地追求更多的經濟利益,則很容易滋生尋租行為。
緩解“財富焦慮”的對策
注重金融創新和資產配置,加強資產安全。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只有短短30余年,與發達國家相比,金融市場仍存在不夠成熟之處。要想滿足人們對安全資產的追求,在國家和社會層面上,需要進行金融創新,拓寬投資渠道。要發展科技金融,鼓勵扶持高收益和高附加值企業;要發展關系型金融,建立和維護好消費者的情感信任,鼓勵中小型金融機構通過差異化服務避免產能過剩和惡性競爭;要發展財富金融,提供多元化的理財渠道,滿足百姓隨著收入提高而增長的金融投資需求,為中低端收入人群提供更穩健的保本理財方式,等等。
要解決“財富焦慮”問題,除了要學會創富,也要學會守富。從個體層面上來說,資產配置可以在后者上發揮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資產在保值的基礎上增值,這就要求個人和家庭增強市場風險意識,做好資產配置工作。資產配置是一種投資策略,它基于投資者的風險偏好來分配各類資產項目在投資組合中的比例,從而分散風險,追求更優的收益—風險比,保障資產種類的多元化。在面對金融危機等市場大幅波動情況時,投資組合的抗跌性以及平滑波動的功能遠遠好于資產集中的投資方式。合理的資產配置可以幫助投資者獲得更高的回報,對緩解“財富焦慮”具有一定的幫助。
提高公共服務能力,構建多層次的保障體系。提高公共服務能力、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推動社會公平發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國公共服務仍然存在諸多問題,比如城鄉發展不平衡、資金短缺等。國家有必要在制度層面進行進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包括提升義務教育覆蓋率以及公平性、拓寬住房公積金適用范圍和靈活性、改善醫療和養老制度、有針對性的實行稅收優惠等。
在公共服務中,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和發展尤為受關注。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在形式上進行創新,比如在養老方面。我國是老年人口數量第一的國家,在老年人護理方面面臨著壓力。老年人疾病頻發且醫療費用較高,不僅使得子女壓力大,也使得許多失能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得不到保障。養老問題的改革方向可與市場適當結合,發展合理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以及社區居家養老模式。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不僅有利于緩解老年健康問題為家庭帶來的經濟風險,還可以減輕國家財政壓力,并且能夠帶動護理以及相關產業的發展。社區居家養老服務在西方國家已十分成熟,我國可借鑒其豐富的經驗,立足于實際經濟水平和政治制度,推動適合國情的社區居家養老模式的發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緩解青年人的焦慮情緒。
加強財富倫理建設,形成積極的社會和個人心態。財富倫理是國家、社會以及個人對財富持有的態度和價值觀,以及在與財富相關的社會關系所應遵守的倫理準則。加強財富倫理建設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決當下社會財富心態失衡問題的現實需要。國家應建立健全各項政策,建立科學合理的財富倫理制度;社會應大力弘揚積極的財富倫理文化,培養良好的社會風氣;個人應努力提升思想境界,自覺形成健康的財富倫理觀。
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變,經濟結構進入調整階段,宏觀環境發生變化,人民的財富心態也需要適應新常態的發展特點。一方面,要戒除盲目攀比的心態,正確看待物質利益,努力提升精神文化追求,形成健康、樂觀的良好心態。另一方面,要強化學習意識,保持與時俱進的競爭能力,在創富和守富方式上積極學習、努力探索、尋求創新。只有這樣,才能幫助個人和家庭建立起健康積極的財富觀念,逐漸緩解失衡的財富焦慮癥狀。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宮嘉燦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教育部社科項目“公共支出對中國家庭多維貧困的影響研究”(項目編號:18YJA790045)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放眼全球,眾人難覓“安全資產”——財富焦慮是怎樣的社會問題》,《解放日報》,2013年6月9日。
②《年輕人的財富焦慮 錢能帶來安全感嗎?》,中國網,2017年11月17日。
③孫仁斌:《別讓“財富焦慮”成為“時代病”》,半月談網,2018年9月7日。
④巴曙松:《做好資產配置緩解“財富焦慮”》,《經濟日報》,2018年1月19日。
⑤《2018年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9.0%》,新華網,2018年10月16日。
責編/孫渴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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