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關鍵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改革開放的40年也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40年。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為什么要解放生產力？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它的優越性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相對于資本主義的優勢首先在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改革開放初期，自行車曾被視為奢侈品，是年輕人結婚“三大件”之一。諸如“鳳凰”、“永久”、“飛鴿”，曾是短缺經濟年代人們普遍追求的響當當的知名品牌，而今已成為一個個記憶中的符號。自行車現在依然以共享單車的形式繼續為人們日常出行提供方便，但各種樣式、各種品牌、各種動力源的汽車作為私家車已經十分普遍地進入了我國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改革開放的相關舉措一樁樁、一件件，最終都會落實到每個人的衣食住行上，體現在老百姓的生活安穩感、獲得感和幸福感的逐步提升上。改革開放40年是當代中國發生重大變革、人民生活得到極大改善的40年。到底是什么給我們日常生活帶來這樣巨大的變化呢？就是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首要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然而，經歷過十年“文革”浩劫的中國人，對于是不是要通過發展生產來改善生活，雖然心有期盼但仍然顧慮重重，因為“唯生產力論”曾經讓多少人受到過沖擊、遭到了批斗。針對以階級斗爭為綱對全黨的工作重心造成的長期嚴重扭曲，黨中央重新科學地確定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針對“文革”余毒對干部群眾思想上的嚴重禁錮，鄧小平同志十分鮮明地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他還特別強調：“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是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同時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又具有反作用，適應時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不適應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個“不適應”既包括落后也包括超前，“文革”中推行的“一大二公”就是生產關系超越了生產力發展水平。我們的改革是怎樣打破這種“不適應”的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創了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的先河。幾乎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同步的1978年底及以后的1979年1月，安徽、四川、云南、廣東等地，陸續推出“分地到組、以產計工”“以產定工、超額獎勵”等多種形式的包產到戶或包干到組。這種以土地承包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群眾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長期貧窮落后的中國農村突然迸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與活力。1979年，四川省糧食產量640億斤，比歷史上最高年份1978年多出40億斤。

這種著眼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改革，逐漸從農村推向城市。我們至今對“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口號記憶猶新。今天看來，這是一句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口號，在當時卻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影響。它的“發明者”是深圳的第一代拓荒者、時任蛇口工業區管委會主任、董事長兼黨委書記袁庚。他1980年提出這句口號，直指時間觀念淡漠、勞動效率低下的落后現實，在當時整個深圳乃至全國引起軒然大波。直到1984年，鄧小平同志給予肯定，爭議才得以平息。《東方風來滿眼春》記述了鄧小平同志1992年在同深圳市負責人李灝等握別時的一個細節：鄧小平向碼頭走了幾步，突然又轉回來，向李灝說：“你們要搞快一點！”多么意味深長啊！正是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同志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論斷。

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各地逐步進行了所有制領域改革和產權制度改革，摒棄單一公有制模式，創造性提出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打破所有制問題上的傳統觀念束縛，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打開了大門。1980年，溫州的章華妹領到了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到1987年，全國城鎮個體工商等各行業從業人員達569萬人，一大批民營企業蓬勃興起。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發表后，更是興起新一輪創業興業、發展民營經濟熱潮，很多知名大型民營企業都是這個時期起步的。改革開放40年來，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此基礎上，我們黨積極探索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各類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使一切促進生產力發展、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專門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創造中國奇跡，民營經濟功不可沒”；強調“在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要不斷為民營經濟營造更好發展環境，幫助民營經濟解決發展中的困難，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變壓力為動力，讓民營經濟創新源泉充分涌流，讓民營經濟創造活力充分迸發”。

關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同志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論斷：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科技體制改革和推動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各類企業加大投入，科技研發大大推動了各領域各行業的創新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年來，在世界經濟回暖復蘇面臨壓力的情況下，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以及高鐵、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國家層面看如此，每個人體會也很深。比如通信領域，上世紀八十年代從城市寄信到農村需要一個多星期甚至半個月，后來有了程控電話，九十年代末期手機開始普及，現在視頻連線十分方便。沒有改革開放帶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們可以說，改革開放40年就是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40年，也是極大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40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目前，我國在裝備制造、尖端技術等領域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相當差距，我國仍將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實現這個目標，必然要求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十九大報告強調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新時代在更高層面實現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