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東（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

在人類文明演進的“變局”中，中國人應對變局的意識從敏銳、遲鈍、急迫，又轉到了敏銳，經歷了一番變化。

黃大慧（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

對于中國的快速崛起，美日歐出于地位和心態的不同，對此持不同的態度和立場。

左鳳榮（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國政室主任）

在后冷戰的全球化時代，中國是發展進步最快的國家。

王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絲路學院副院長、特聘教授）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對國際格局巨大變遷和國內治理出現綜合難度的重大判斷。

話題緣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這無疑是對當今時代形勢作出的一個重大戰略判斷。那么，這個戰略判斷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提出的？應如何理解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要表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又該如何應對呢？本刊特邀專家學者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解答。

——編者  

西方發展經驗在非西方世界出現“水土不服”，全球權力重心正在逐漸向亞洲轉移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了一個重大論斷，即“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此后，他又多次重申這個論斷。請您談談這個“大變局”變在哪里？我們應該怎樣認識？

王文：首先，“大變局”是對國際格局發生巨大變遷的重大判斷。西方出現了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全面頹勢，老牌強國云集的歐洲已陷入老齡化深淵，社會結構受到多子化的穆斯林與中東涌入的數百萬難民的沖擊，經濟增長長期乏力，領人類啟蒙運動與工業現代化之先的歐洲日益成為暮氣之地，甚至被稱為人類“博物館”。美國也不再是18世紀末《獨立宣言》發表時的那個“美國”，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在美國出現式微之勢。在移民融合中，白人可能會在2035年前后在人口比例中降到50%以下。力挺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與孤立主義的特朗普以“退群”“砌墻”“貿易戰”等方式，試圖力挽美國霸權之頹勢。同時，新興國家集體崛起，全球政治出現大覺醒，西方發展經驗在非西方世界出現“水土不服”，各國根據國情走自己道路之風日盛。國際社會的行為體現出“新中世紀主義”浪潮，非國家行為體如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意見領袖，還有“獨狼”式恐怖主義者、極端力量甚至智能機器等或好或壞的因素都日趨成為與國家平行的國際形勢影響因子。

其次，“大變局”也是對國內治理出現綜合難度的重大判斷。互聯網像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似的使社會出現了扁平化的治理困境與即時化的管理挑戰。中國數千年來一以貫之、自上而下式的垂直社會結構面臨沖擊，數字化時代的信息擁有人與流量占有者逐漸取代職別高低、財富多少、地位貴賤等傳統標準，成為社會權勢與運行規則的一個新標尺。互聯網使得均衡發展的迫切性急劇增加，但發展主義的陷阱在資源消耗、生態壓力面前卻暴露無遺，節約型社會的創建與高質量發展的推進對政策的平衡感要求極高，甚至是對數百年來發展哲學理念的突破。中國目前面對著頗大的貧富差距，全面消除貧困成為人類社會發展前所未有過的“奇跡般”任務。與此同時，金融風險也不容忽視，中國是否能夠持續保持從冷戰結束以來“從未發生過金融危機的大國”紀錄，是一種相當嚴重的考驗。

最后，從全球權力重心的角度看，當下也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領導力繼20世紀初之后再次出現洲際式轉移。一戰后，全球權力重心從歐洲西移至北美，現在，隨著亞洲崛起，全球權力重心正在逐漸向亞洲轉移，這反映在亞洲國家的市場活躍度、創新研發投入、工業制造規模、電子商務普及度、移動支付普惠性、基礎設施便捷化等方面，甚至還包括時尚、旅游、電影、小說等消費文化行業，亞洲的全球號召力與軟實力越來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見絀，以至于出現了集體性的西方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