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由來已久。究其原因，除了自然地理和資源稟賦條件以及歷史因素之外，很大程度上還與改革開放前十來年中實施的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有關。自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區域經濟差距問題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如何更有效地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已成為黨和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標之一。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帶一路”倡議、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上海自貿區建設等國家意義上戰略規劃的出臺，意味著我國開始進入強調拓展優化經濟地理空間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調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因此，積極重塑國內經濟地理，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已然成為新時代中國經濟加快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重要任務之一。

第一輪開放背景下國內經濟地理的特征事實

在第一輪出口導向型開放戰略下，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憑借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吸納和集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特別是農村的廉價勞動力，以及來自發達國家和地區的FDI，形成了一批國際代工制造業和加工貿易產業，進而成為了帶動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多年快速增長的“火車頭”。在這種開放型經濟背景下，我國國內經濟地理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特征事實：

一是“外強內弱”，即外需產業較強，而內需產業較弱。我國以出口導向型經濟為主要特征的第一輪開放重點強調對外開放，走的是一條依賴外需市場、吸收FDI發展加工貿易出口產業的國際化道路。然而，這種過于強調通過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在經濟地理空間上表現為出口市場導向型產業過度集聚，而國內市場導向型產業則發展不足。這導致了產業結構中的外需產業過度膨脹而內需產業相對萎縮，使得經濟增長過度倚重出口這一只“腳”，加大了潛在的經濟風險。而且，在出口導向型模式的低成本競爭條件下，我國產業工人的工資收入水平也難以顯著提高，進而直接降低了國內居民的消費能力，產生消費遏制效應，導致缺乏支撐內需產業發展和升級的有效市場規模。

二是“東強西弱”，即東部沿海地區經濟較強，而中西部內陸地區經濟較弱。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指導思路是主張“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兩個大局”戰略構想，即第一步讓沿海地區先發展，第二步沿海地區幫助內地發展，從而達到共同富裕。在這種以效率為導向的非均衡發展思想指導下，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等東部地區的經濟核心區域和增長極得以率先快速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奇跡的最大受益者。但與此同時，廣大中西部地區則受區位條件和政策因素所限，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各方面水平都嚴重滯后于東部地區。這是因為，一方面東部沿海地區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發展，建立在中西部地區作為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低級要素供應者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東部地區對“世界加工廠”的低端定位，割裂了產業在地區間的技術經濟關聯效應，使中西部地區淪為純粹的原材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供應地，抑制了中西部地區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空間和可能性，從而導致中西部地區的增長發生了普遍“塌陷”。最終，東、中、西三大地帶之間的區域經濟差距明顯拉大，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內陸地區之間形成了一條分割界限明顯的“胡煥庸線”。這種區域差異明顯的經濟地理格局，也引發了產業結構、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生態環境和民族關系等方面的一系列經濟社會矛盾，從而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障礙。

三是“海強江弱”，即沿海地區經濟較強，而沿江地區經濟相對較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開放主要在東部沿海，而沿江開發相對不足，因而存在“海強江弱”的國情。“六五”規劃以來，沿海地區優先發展戰略得到黨和國家的大力支持。這段時期內，國家在東部沿海地區成立了深圳、珠海等5個經濟特區。隨后，相繼開放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并將長三角、珠三角、閩南三角、環渤海等地區劃分為沿海經濟大開放區，由此形成了東部沿海地區整體的對外開放和高速發展態勢。然而，以長江沿岸為典型的沿江地區雖然得益于水運便捷通達的天然優勢，形成了數目眾多的沿江產業園區，但是發展方式粗放，集聚的多為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產業和落后產能，而且產業園區布局混亂，同質化競爭嚴重。另外，這類產業的外向化程度不高，市場往往局限于內需市場，不僅容易因內需不足導致產能過剩，而且還無法享受對外開放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

重塑國內經濟地理的關鍵在于加強“三個聯動”

鑒于以上“三強三弱”的國內經濟地理特征，加強內外聯動、東西聯動與江海聯動這“三個聯動”，也從邏輯上成為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目標要求下，我國重塑國內經濟地理的關鍵所在。

一是加強內外聯動，發展基于內需的經濟全球化。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只有充分利用國內外市場，才能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實現要素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如果說出口導向型經濟全球化戰略，是基于過去低收入條件下的國內市場發育不足，主張利用外需市場并通過集聚和扭曲使用國內低級生產要素，進而切入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和控制下全球價值鏈的低附加值環節。那么基于內需的經濟全球化戰略，則是強調通過利用內需市場的巨大規模優勢，吸引、集聚和有效使用國內外先進的高級生產要素，構建由本土跨國公司主導和治理下的國內價值鏈，進而融入全球價值鏈和全球創新鏈的高附加值環節。這種立足內需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模式，旨在通過對內開放深化對外開放，從而獲取國際分工與貿易利益分配的主動權。隨著國內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巨大人口規模下的內需市場潛力無限。因此，必須把對外開放戰略的重心轉向開拓和利用廣闊的國內市場，以內需促開放，進而提升對外開放層次與水平。

二是加強東西聯動，促進區域產業鏈梯度分工發展。促進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必須在深化東部地區對外開放的同時，做好向西開放的文章。隨著東部沿海地區要素成本和商務成本不斷上升，當地加工貿易產業面臨著產業外移的局面。中西部地區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要素成本優勢，積極承接東部地區的代工制造環節轉移，取得經濟增長與產業發展的空間。同時，這種較低代價的國內區域間產業轉移也能減緩東部地區要素成本的上升速度，減少產業升級的難度，從而為其從制造基地向總部基地轉型創造足夠的時間和有利條件。在這過程中，各區域應立足各自的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產業鏈環節，實施產業梯度轉移，培育新型產業集群，促進產業跨區域聯動發展。一方面，各區域需要明確各自在經濟地理新格局中的功能定位，在主導產業的選擇上要各具特色，避免重復建設和惡性競爭，防止產業過度同構；另一方面，各區域的產業集群不能是孤立的產業園，而是相互之間有明確合理的梯度分工，從而形成一系列比較完整的國內價值鏈和產業鏈。

三是加強江海聯動，構建縱橫交叉的全方位對外開放網絡。我國具有通江達海的地理優勢，有條件也有必要加強江海聯動開發，使得沿江和沿海地區的優勢實現互補、互促、互動，做到互利互惠、共贏共榮，從而實現由增長極向增長帶再向增長域轉變，促進從出口導向轉向內外融合，全方位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江海聯動發展，不僅是交通運輸體系上的聯動，更是要利用東部沿海地區現有的對外開放優勢，依托內陸沿江沿岸地區的廣闊腹地；同時借力以沿海開發國家戰略，強化基礎設施和載體功能支撐。著力促進產業互補、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和市場深度融合，推進沿江開發區與沿海開放區的協同發展，使得我國產業在國際分工中實現全球價值鏈與國內價值鏈的互動融合。從具體區域來看，處于江海交匯的長三角等地區可以成為江海聯動發展的“橋頭堡”，并繼續成為新一輪開放戰略的重要陣地。

新經濟地理格局下促進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路徑方略

一是抓住多重國家戰略實施的契機，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倡議與長江經濟帶規劃的銜接貫通。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陸續描繪了“一帶一路”倡議和以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為主體的新開放格局。“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分別橫跨了東、中、西三大空間區域，形成了高、中、低三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協調發展新體系。其中，“一帶一路”倡議實際上就是通過對內、對外區域經濟合作來參與經濟全球化，是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而且其旨在使廣袤的中西部地區形成一批類似長三角、珠三角的區域經濟增長極，有助于實現沿海與內陸的協調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規劃則注重挖掘長江中上游廣闊腹地所蘊含的巨大內需潛力，有利于擴大消費需求，優化投資結構，是擴大內需的有力之舉，而且其注重加強沿江東中西部的產業互動合作，有助于實現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協調發展。不僅如此，“一帶一路”在能源、技術、資金、人才等方面的資源優勢和市場優勢，可為長江經濟帶的轉型升級提供堅實的支撐，而長江經濟帶在基礎設施、產業轉移、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區域合作，也可為“一帶一路”開展更高層次、更大范圍、更廣領域的國家和地區合作提供經驗和示范。因此，促進這兩大國家戰略的貫通與對接，加強兩大支撐帶之間的區域互動，可以實現內外協同，東西并進，優江拓海，從而共同構成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新載體和新引擎。

二是培育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特色城市群，以城市群發展帶動區域發展。在新時代，黨中央正積極推進和統籌實施以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和東部率先發展為核心的“四大板塊”戰略，以“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發展為核心的“兩大支撐帶”，以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以及長三角一體化建設為核心的“三大城市群”發展戰略組合，形成了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空間新格局。可以預見，城市群將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的新增長極，構成國家和區域發展的重要支撐點，從而成為城市化最顯著的標志。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群之間的融合協調發展，不僅是地理空間意義上的交通連接暢通，還包括要素資源的充分自由流動、產業的合理分工以及公共服務的合作共享。除了要積極發揮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南京、杭州、武漢、重慶等各區域中心城市的輻射效應，還必須培育一大批具有國際化基礎設施、國際級城市管理水平和符合國際慣例標準之營商環境的中小城市。同時鼓勵中小城市“抱團”發展，合力構建具有差異化和協同錯位發展功能的特色城市群，最終以城市群形態融入區域分工從而帶動區域發展。

三是打造國內統一大市場，促進商品和要素資源在區域間充分自由流動。一個商品和要素充分自由流動的統一開放的國內市場體系，是區域協調發展的應有之義。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要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這就要求促成國內市場一體化發展。市場一體化發展意味著各區域之間要互相協調，共同清理阻礙商品和要素合理流動的地方性政策法規，打破區域性市場壁壘，實施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和標準，加強區域間市場服務功能的完善與合作。在商品流動方面，需要通過加快國內各類專業市場體系的整合與提升，構建現代化、國際化、規范化、高端化的專業大市場；同時統籌規劃和優化整合機場、港口、軌道交通，構建和擴張各區域與各城市之間的高鐵、高速公路、信息通訊等基建網絡，打破地理邊界，推動基礎設施一體化發展。在要素流動方面，需要通過土地制度、戶籍制度、融資體制、能源供給等方面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同時通過構建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制度網絡，打破行政邊界，實施教育、醫療、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務一體化。

四是建立健全區域共享互利機制，促進區域之間的分工與合作。區域協調發展是國家層面的全局性問題，其謀劃需要跳開局部的行政轄區和狹窄的經濟空間邊界，從更高層面、更大視野上進行統籌協調，加強區域之間的產業分工合作和要素資源共享。在產業合作內容上，要積極拓寬合作領域，除了工業項目等經濟領域的合作之外，還可以延伸至社會事業、環保等民生領域的合作，也可以涉及科技、金融、人才、信息等要素領域的合作。在產業分工布局上，要以區域生態環境容納力為準繩進行合理規劃和布局，促進人口、經濟與自然環境協調發展。在產業合作方式上，聯合推進各區域重疊的產業項目，從而促成要素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另外，可通過設立區域合作發展基金，共建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以及發揮行業協會等第三方機構的中介和協調作用，來推動各地產業集群相互交流合作的深化，以實現不同區域之間互利、聯動和協調發展。

【本文作者為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員、博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全球創新鏈視角下的中國生產性服務業內生性發展機制研究”（批準號：17CJY045）的階段性成果，同時受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項目（編號：2017M620126）資助】

責編：李 懿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