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義的社會流動指地理空間流動以及個人社會地位的改變，狹義的社會流動指個人職業地位的改變。縱觀美國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一部美國史其實就是一部社會流動史。從底層向高層的社會流動的信念，是美國夢的核心。如今，嚴重的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導致了美國夢賴以實現的基礎——向上社會流動變得越發艱難。美國人民曾經相信只要通過努力、勤勞工作，就能獲得物質生活的富足、社會地位的上升并最終實現美國夢。可現在對于大部分人來說，以向上社會流動為標志的美國夢已經破滅了。

貧富差距加劇了財富的“馬太效應”，從而阻礙了低收入群體的向上流動。“馬太效應”是十幾年來經濟學界經常提及的一個概念，經濟學界用它提醒決策者要避免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貧富差別過大。有研究表明，如果把美國社會分為最底層、第二階層、中產階層、第四階層、最高層五個層級，目前出生社會底層的美國人成年后留在底層或逐層向上攀升的百分比分別為43%、27%、17%、9%、4%。也就是說，出生在最底層的美國人成年后只有4%攀升至最高層，仍有43%留在最底層，而最底層和第二層相加達到70%，實際上他們甚至從未躋身于中產階層。美國的中產階級大部分人向下流動，而少部分人向上流動，中產階級大幅萎縮。貧富差距擴大加劇了財富的“馬太效應”，美國低收入群體想從底層向上流動，無疑是難上加難。

貧富差距的擴大加劇了階層隔離，從而阻礙了群體向上流動。美國歷史上貧富差距曾清晰地體現在不同的種族之間，長期以來，高收入群體中白人居于多數。似乎貧窮只與少數族裔特別是非裔、拉美裔相關。但近年來，白人藍領階層和富裕白人精英階層之間的經濟鴻溝在不斷擴大，并以尖銳的階層隔離問題體現出來，已經嚴重影響了這一群體的向上社會流動性。

在美國暢銷小說《鄉下人的悲歌：危機中的家庭與文化回憶錄》中，作者J.D.萬斯生活的米德爾頓地區是“銹帶”傳統工業制造業中心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貧富差距將這里的人們清晰地分割開來，形成了許多貧困人口聚集區，失業的白人藍領階層無力搬遷，陷入了絕望的深淵。而精英階層將這些失業的靠社會救濟過活的白人藍領階層稱為“白人垃圾”。白人精英階層對于他們的冷漠、厭惡甚至是憎恨可以從保守派評論家威廉姆森在2016年3月下旬的《國民評論》雜志撰文中看出：“事實上，這些失調的下層社區活該去死，他們在經濟上是負資產，在道德上無法辯護……美國的下層白人被束縛在一種邪惡、自私的文化中，這種文化的主要產品就是郁悶和毒癮。”白人藍領階層群體向上社會流動無望，他們的訴求又得不到上層精英階層的關注，直接導致了對傳統建制派的反叛。

貧富差距的擴大加劇了政治極化、階層固化，從而阻礙了整體的社會流動。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迪歐尼表示，美國政治割裂加劇的原因是全方位的，首先是收入差距拉大、中產階層萎縮，導致溫和立場聲音減弱，極端思想叢生、政治極化嚴重。兩黨日益“意識形態化”，達成妥協更難。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導致了全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兩極分化。反過來，這種分化的意識形態又進一步固化了社會各階層，減少了社會流動性。

富人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運用手中的財富大力支持代表自身利益的政黨以及政黨候選人，并因此獲得巨大的政治回報。相反，窮人想要保護自身的利益，除了選票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情況更糟的是，美國低收入群體的投票率比高收入群體的投票率低很多。以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為例，美國最高收入家庭中，四分之三的家庭都參加了投票；相比之下，美國最低收入家庭中，只有不足半數參加了大選投票。顯然，作為既得利益者，上層社會人士更注重假借政治參與來保護和擴大其經濟和社會利益。而選擇不投票的人大部分都是窮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當唯一能通過選舉表達訴求的途徑被主動或被動關閉之后，美國政治已經淪為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上層精英人士的博弈游戲。廣大底層民眾由于無法實現財富的躍升，參與政治的熱情不斷下降，從而進一步與精英階層割裂開來，導致階層間的政治極化、階層固化，社會整體流動性受到了阻礙。

貧富差距割裂了美國社會，造成了階層固化，階層間尖銳對立。2016年美國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充分利用了這種對立，在選民中區別“我們”和“他們”，真切地暴露了美國社會窮人與富人之間的這種深深的裂痕。

（作者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天津城建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責編/趙橙涔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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