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及其安全與國際環境的演變，從根本上觸發了美國國內政治思潮的轉向。美國國內傳統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關系不斷收縮，而作為自由主義發展結果的現代自由主義與作為保守主義發展結果的新保守主義之間則產生了難以彌合的矛盾。這兩種思潮對傳統政治價值觀的共識性不斷下降，并且對美國在全球秩序和國際規則構建中角色的認同上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這就導致了美國的政治發展從共識建構向極化解構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當前美國國內的社會分裂局面仍在繼續，其國內意識形態的左右對壘陣線也愈發分明、尖銳。因此，美國國內政治思潮在未來的走向將更為復雜，極端化和不確定性將成為其轉變的重要特征。

【關鍵詞】美國 政治思潮 極化政治 社會撕裂 發展困境

【中圖分類號】D77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2.006

美國國內政治思潮的轉變是其內部各類社會要素耦合與競爭的產物。然而，自冷戰結束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美國國內的政治發展出現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和高度的極端性。這就意味著美國原有的各類社會要素間的耦合與競爭關系發生了改變，其國內政治思潮隨之進入了轉向的關鍵時期。實際上，盡管美國目前仍處于線性上升的階段，但是也已經面臨著國家發展軌跡逆轉的問題。而正是由于美國整體開始逐步從發展順境轉向逆境，并且受到諸多國內社會問題的干擾，傳統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斷裂空間不斷被拉大。

美國政治發展中出現的極端化、碎片化現象便是這種政治思潮轉變的明顯例證。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的“桑德斯現象”“特朗普現象”以及2018年美國中期選舉中的身份政治、認同政治的興起更是這一轉向的直接映射。美國國內政治思潮轉變不僅對其內部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也對全球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外溢效應。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國內政治思潮的轉向絕非始于特朗普政府上臺，并且考慮到此前美國國內政治思潮的演變均以美國社會的日益興盛和強大為背景，而當下的這種轉向卻發生在較為特殊的社會背景之中，缺乏任何可以參照的歷史經驗。這就極有可能導致美國國內政治思潮變化在未來充滿更大的不確定性，甚至出現更為極端化的發展。因此，美國政治思潮的未來走向非常值得我們持續密切跟蹤。

從共識建構到極化解構：現代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間的撕裂

自1860年以來，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作為美國國內的主流政治思潮，一直交替左右著美國政治格局的走向。通過考察1860～1991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和美國社會政治思潮的發展情況，我們可以發現，盡管自由主義是美國政治思想的淵源，但是保守主義相對自由主義保持著一定的優勢，對美國社會產生的整體影響相對更大一些。具體來說，就是美國人從本質上還是更加傾向于保守主義，而自由主義則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尤其當美國進入較為特殊的（戰爭、經濟危機等）社會時期，保守主義的優勢地位將更為明顯。美國自由主義思潮的核心內涵是平等，而其保守主義思潮的核心內涵則是自由。[1]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美國社會在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選擇，就是在自由與平等之間擺動。

從美國的發展歷史來看，其國內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兩重性。隨著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國內先前對于自由、平等的較為一致的理解出現了分裂，即古典自由主義受到美國社會發展的影響而出現了“變體”。為了挽救資本主義制度在美國的發展，新自由主義隨之產生。新自由主義在古典自由主義之中加入了國家這一元素，并提出要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促進社會的平等發展。然而，由于新自由主義隨后在美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部分領域過于泛濫，并且部分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新自由主義超出了古典自由主義的范疇，因此以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為保守對象的自由保守主義便應運而生。自由保守主義主張回歸到原來的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與消極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與歐洲之間的政治思潮的發展路徑并不相同，即在較為長期的歷史階段中，美國國內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并非是互相對立的。實際上，美國傳統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是對立統一矛盾體的兩個方面。[2]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在最根本的社會價值觀上并不存在結構性的分歧，更多的只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左翼和右翼。同時，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也存在著一種相互牽制的關系，這促成了一種社會平衡機制，進而保證美國的政治思潮不易長期為激進思想所主導。此外，在美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美國政治思想并未與傳統思想發生徹底的決裂，更多的還是在原有框架內進行不斷地調整與更新。受此影響，美國的政治發展在總體上保持著共識建構的特征，其國內的發展具有內在的政治思想穩定性和延續性。因此，盡管美國各社會群體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分歧與矛盾，但是這些群體還是能夠通過各自所歸屬的政治派別、利益集團或社會團體，以談判、聯盟建設等方式來尋求共識性的理念與實現合作性的決策。[3]

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經濟大蕭條以及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國際背景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這種平衡逐漸被打破。實際上，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改革就開啟了美國國內政治思潮的重要轉型。在特殊的國際環境和社會環境下，美國國內形成了以新政自由主義為代表自由主義政治思潮。新政自由主義在經濟上強調加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利用稅收杠桿對社會財富進行更為合理的再分配，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扶持和機會；在政治上則主張更具包容性和多方參與的民主；在文化上提倡多元性和相互尊重。然而，新政自由主義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愈發朝較為激進的方向發展，美國政治中的保守主義因此開始反彈，新保守主義隨之而生。新保守主義極力反對新政的干預政策，力圖減少聯邦政府對經濟發展、社會立法和公民生活的干預，進而阻止美國繼續向違背傳統自由主義的方向發展。可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初步形成了正面沖突的態勢。

在此基礎上，自20世紀80年代冷戰結束前期開始，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關系就開始出現了全面的轉向。一方面，美國對外面臨地理安全、經濟安全及新興大國崛起等多方面挑戰；另一方面，美國對內則面臨發展動力不足、階層分化、社會文化分裂等一系列矛盾。因此，傳統的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關系不斷收縮。而作為自由主義發展結果的現代自由主義與作為保守主義發展結果的新保守主義之間則產生了難以彌合的矛盾，進而導致美國的政治發展從共識建構向極化解構的方向發展。

首先，現代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對于傳統政治價值觀的共識性不斷下降，兩者間相互沖突的極端化思想頻頻出現。價值觀共識對美國社會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建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盡管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對于美國傳統政治價值觀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雙方在最根本的價值理念上并不存在絕對性的沖突。然而，現代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卻在價值觀上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對立，進而導致各種極端化思潮的出現。這種差異與對立直接就體現在諸如茶黨、占領華爾街、“黑人的命同樣重要”等政治運動上。例如，現代自由主義浪潮背后所蘊含的對于社會財富、個人權利的追求也導致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成為美國經濟領域的支配規則，繼而導致精英階層與民眾之間的鴻溝不斷擴大，從而使廣大中下階層民眾對政府和精英階層日益不滿。對此，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提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在描述美國當前經濟兩級分化的狀況時，就借用了林肯總統在《葛底斯堡演講》中的一句名言，稱美國現在已經不是“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而是“百分之一有、百分之一治、百分之一享”（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的社會。[4]

實際上，由于美國在冷戰時期面臨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施加的戰略競爭的壓力，所以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在這一時期內并未爆發大規模的價值性沖突。然而，冷戰的終結打破了這種暫時性的平衡，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繼而出現了分裂，并在民主、共和兩黨交替上臺執政及其推行的政策主張中得到體現。現代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在價值觀上的對抗以及共識的消失，導致美國政治發生了“權力重組”和“權利重組”。例如，現代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在政府權力與職責的界限上存在極大的分歧，而這種價值理念的沖突就導致總統、國會和聯邦最高法院在具體運行中受到極大干擾。為此，美國民眾在價值判斷與選擇上也充滿了矛盾，不得不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進行重新站隊。也正是如此，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白人社會中的相當一部分中下層選民針對“建制派”政治精英發動了一場“公開反叛”。而這也就體現了現代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之間在核心價值觀上的分裂，充分顯示出了美國政治價值觀的混亂與沖突。

對于美國在全球秩序和國際規則構建中的角色認同上，現代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間的分歧也在不斷擴大?，F代自由主義在對外關系上推行一種基于資本主義的全球主義，主張通過全球協調來約束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進而為資本在全球營造自由經營的環境。實際上，這種基于全球化的自由主義可以說是一種建構式的自由主義，即美國通過參與全球秩序和國際制度的構建，形成對他國干預基礎上的多邊主義，被譽為“自由主義最后最忠實的孩子”。美國波士頓學院政治科學教授艾倫·沃爾夫（Alan Wolf）認為自由主義對于美國而言，更多的是一種“阻止更大損失的努力”，而不是“爭取額外收益的一種戰略”。[5]因此，這種建構式的自由主義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也為美國在全球秩序的構建上提供了極大的運作空間。因而，這種政治思潮一度被視為美國乃至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確”。

然而，在面對地理安全、經濟安全及新興大國崛起等方面的挑戰時，現代自由主義的諸多弊端不斷顯現。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保守主義趨向認為現代自由主義所帶動的全球化不僅沒有使美國受益，反而損壞了美國社會的整體利益。對此，“進攻現實主義學說”的開創者、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其新書《大幻滅：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主義》之中就提出“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幾乎總是勝過自由主義，因此自由主義國家以犧牲權力平衡政治為代價來實施自由霸權往往是失敗的，并且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巨大的成本”[6]。同時，“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也認為美國在世界上的參與并不是出于“推動海外自由主義或建立國際秩序”，而是以“必須采取必要措施來維護國內的自由民主”為基本目標。艾利森主張美國政府應該限制其在國外秩序的努力，集中精力在國內重建可行的自由民主秩序，而不是尋求回歸美國塑造世界的形象。[7]因此，新保守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主張從“世界的美國”或“美國的世界”重新回歸到“美國的美國”，并極力提倡以政治認同為基礎的單邊或雙邊主義。例如，特朗普就任后隨即啟動一系列“退出全球治理”的政策。這不僅反映出特朗普強烈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意識，更反映出美國人對國家發展方向的懷疑和參與國際事務意愿的退縮。

總體來看，美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及其安全與國際環境的演變，從根本上加劇了現代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之間的矛盾，繼而使其政治發展從共識建構向極化解構的方向發展。同時，當前美國國內的社會分裂局面仍在繼續，其國內意識形態的左右對壘陣線也愈發分明、尖銳。因此，美國國內政治思潮在未來的走向將更為復雜，極端化和不確定性將成為其轉變的重要特征。

從持續興盛到相對衰退：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困境

美國國內政治思潮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拐點，而這一拐點的出現則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筆者認為其中主要包括美國全球實力的相對下降、政治生態的極化和政治制度的僵化、人口結構及其社會價值觀念的轉變等三大因素。這些因素之間相互聯系、作用，繼而加速了美國國內政治思潮的轉變。

第一，美國全球實力的相對衰退是美國國內政治思潮轉變的根本原因。美國全球實力的相對衰退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美國同其他國家之間經濟規模的差距不斷縮小。1980年，美國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GDP占世界比重為21.56%（發達市場總體為63.22%），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占比36.78%。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這一份額呈明顯的上升趨勢，而美國及發達國家整體呈下降趨勢。2008年，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GDP份額上升至51.23%，首次超過發達國家的48.77%。此時美國的份額則為17.58%，比1980年的份額下降了約3.98%。根據國際基金組織預測，2020年，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GDP份額將達到60.503%，美國份額則為14.75%，發達國家份額降至39.50%（圖1）。

其次，美國經濟增長趨勢呈放緩和降速的狀態。從1980年到2017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長速度為3.49%，美國年均增長速度為2.64%，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年均增長速度則為4.53%。根據國際基金組織預測，2020年，全球GDP增速將維持在3.7%，美國將回落至1.8%，發達國家將回落至1.7%，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則將上升至4.9%。可見，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保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長，美國及發達國家的經濟則保持相對較低的增速（圖2）。

再次，美國在國際金融、貨幣和貿易等經貿領域的絕對主導地位受到挑戰。在2018年二季度，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的占比為62.3%，較一季度（62.5%）下降了0.2%，其份額創下自2013年四季度以來的最低水平。[8]可見，原有被單一美元壟斷的局面逐漸開始解體，國際貨幣體系開始趨向多種國際貨幣并行的格局。與此同時，2018年第一季度美國國際收支經常賬戶逆差為1241億美元，經常帳戶赤字占GDP比重的2.5%。實際上，自1990年以來，美國經常賬戶余額就持續保持赤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則總體保持盈余，因此雙方的貿易逆差呈現擴大的趨勢。

最后，美國日趨惡化的經濟結構失衡，導致自身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減弱。由于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美國在過去20年中大力發展金融業、服務業等虛擬經濟，但是忽視了制造業等實體經濟的內在價值，進而導致美國經濟發展過度“金融化”“虛擬化”和“產業空心化”。例如，盡管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整體市場情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復，但是美國的債務總額已從1980年時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4%上升到2017年的104%（21.5萬億美元），社會總體生產結構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同時，美國政府對市場的監管較為寬松，導致金融衍生工具泛濫、法治觀念逐漸淡薄、社會信用缺失，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金融危機的爆發。此外，科學技術=進步的速度相對全球化的發展較為滯后，而全球化又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平均化趨勢，進而導致美國在很多領域的壟斷優勢被不斷削弱。這就使得美國同全球其他國家間的關系從原先以單向剝奪為主逐漸轉向以雙向互惠為主的正常模式。因此，多家國際組織和金融機構認為美國經濟缺少后續的增長動力。例如，摩根大通、橡樹、橋水等多家金融機構在其研報中紛紛認為，美國在未來3～5年內出現衰退的可能性極高，屆時美國經濟極有可能面臨嚴重的問題。

可見，全球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使得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話語權和把控能力持續下降，進而導致美國國內對于自身霸權的延續感到悲觀。而正是在這種“從美國到其他國家”的權力轉移似乎不可逆轉的視角下，美國國民的政治認知發生了轉變，并逐步被映射到美國的發展戰略之中。因此，美國全球實力的相對衰退是其國內政治思潮轉變的根本原因。[9]

第二，美國政治生態的極化和制度的僵化是美國國內政治思潮轉變的制度性因素。在美國全球實力相對衰退的同時，美國國內政治制度的弊端也在不斷顯現，而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美國政治生態中的共識性逐步降解，政黨極化達到新的歷史高點?？v觀美國政治發展的歷史，“意識形態共識”與“體制共識”是保障美國政治體制有效運行和穩定的基礎。這兩種共識間的相互作用與聯系能夠有助于避免“分裂政治”的出現。因此，美國國內各類政治群體無論意見和立場如何相左，但實際上仍舊是基于一套共同認可的信仰、價值觀進行對話。[10]然而，當下美國政治中的這種共識性生態卻出現了轉變。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系列調查，在過去25年內，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黨內認同和意識形態已經高度趨同，極端化傾向不斷加劇。數據顯示，1994年有64%的共和黨人趨于極端，而在2014年這一比例上升至92%。[11]同時，兩黨之間的感知也日趨負面，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沖突不斷加劇。1994～2017年，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黨派分歧的平均差距從1994年的15%上升至36%。這種共識性的喪失極有可能導致政治運行中出現體制濫用的問題，原有政治生態的妥協功能隨之不斷失效。

其次，美國政治過程中的“黨派性”逐步取代“公共性”，并成為美國權力政治的主要游戲規則。國會議員的“黨派性”決定了其在政黨權力分配中的地位，而這種“黨派性”要求議員在立法表決時必須對政黨的立場做到絕對忠誠。因此，議員的代表性發生了轉向，進而導致國會整體從原先的代表選民意志的“公共性”轉變為代表所屬黨派利益的“黨派性”。實際上，這種情況與美國原始憲政中的民主性和地方性相背離，并導致選舉體制無法有效地反映選民的利益與訴求。同時，這種極化政治要求政黨制造和維護對本黨有利的選區。越來越多的州在總統大選中就為某一政黨連續鎖定，變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一黨州”（圖3）。實際上，“一黨州”是從政治分割的角度減少乃至消滅兩黨競爭的表現，也是政黨的“黨派性”凸顯的一個標志。此外，選民政治動員的難度不斷增加。一方面，黨派“公共性”的喪失，使得選民對選舉體制的公正性喪失信心。另一方面，基層黨工干部與選民的親密接觸被政黨或與之相關的利益集團出資制作的電視競選廣告替代，導致選民與選舉程序變得更加分離?？梢姡x民參與的有效性也隨著“黨派性”的上升而不斷下降。

再次，政治極化降低了美國政府運行的效率，阻礙了美國整體發展前景。在三權分立的體制下，美國的國會、總統和聯邦最高法院三者間的合作與默契對于整體政治的運行是十分重要的。然而，除了司法機構具有相對獨立的地位以外，總統和國會都要受到政黨的直接影響。正如上文所說，美國兩黨間的共識性不斷下降，兩黨能夠達成共識的立法問題不斷減少，進而導致美國政府的運轉受到了極大的干擾。這是因為當民主黨或共和黨想要推行貫徹本黨理念的改革時，必須要以充分絕對的體制資源為保障，即在政治結構中需要同時當選總統和控制國會兩院的多數席位。但是這在實際情況中發生的次數相當少。例如，1969～2018年，民主黨和共和黨同時掌控國會兩院多數席位和當選總統的時間分別為10年左右，而兩黨分別控制國會和當選總統的時間則長達30年?？梢?，兩黨無法擁有足夠的時間和體制資源來建立和維系一個較為穩定的政策模式，進而導致具有重大改革意義的公共政策決策愈加困難，前瞻性和長期性的國家發展框架也難以形成。

最后，美國的政治極化還逐步映射到了普通民眾的政治情緒之中。最能體現這一點的便是美國民眾所持政治傾向的變化。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1994～2014年，美國社會中持極端政治立場的人群比重已經從10%上升至21%，而持有相對中立政治立場的人群則從49%下降到39%。[12]為了迎合民眾這種政治傾向的轉變以獲得更多選票，參選者在競選中不斷提出更為激進的口號及施政方針，進而導致了“惡性連鎖反應”的形成，民眾所持有的極端政治立場被進一步強化。實際上，特朗普之所以能夠上臺，正是因為他通過大量的極端言論來爭取和調動極端選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這種選民傾向的變化。同時，美國社會中的邊緣化群體對于政治權利的訴求不斷擴大。這部分群體不僅追求與社會主流群體平等的權利，而且還追求更多差異化的權利。這種對于社會群體身份政治的過度關注使得美國民眾在參與政治的過程中追求極端的政治正確性，進而對集體商議與行動造成威脅。此外，美國的人口地理分布也不斷顯示出一種明顯的群體或階層對抗趨勢。這一方面是由于選民往往根據自身的政治態度或傾向進行有目的的遷移，另一方面不同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也加劇了地區性的政治態度極化。因此，在關于一系列社會、文化和政治問題上，美國南部地區、東北地區、西海岸、中西部等地區的態度與觀點的差異不斷擴大。

可見，政治制度、選舉安排的不完善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社會群體的干擾，導致了美國政治生態的極化和制度的僵化。實際上，正是在這種政治生態和制度環境下，美國的政治斗爭變得更加激烈，美國各類政治思想之間的沖突隨之不斷加劇，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制度極化—思想對立”惡性循環的形成。

第三，美國社會族裔、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及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是美國政治思潮轉變的社會性因素。“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新書《身份：尊嚴需求與怨恨政治》中提出全球化引發的經濟、社會急速變化使得美國社會的多元化和多樣化程度不斷加深，進而導致對于促進各個邊緣群體利益的關注逐漸替代對于構建范圍更廣的經濟平等的關注，身份政治也隨之成為解釋全球事務進展的主要概念。[13]

首先，美國族裔結構中的白人與少數族裔人口比重的拐點日益接近，導致美國種族間的矛盾不斷加劇。2017年，美國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數首次出現了下降（較2000年下降9%），約占總人口的61%，而美國黑人、西班牙裔及亞裔人口則持續增長（較2000年上升10%），其人口占比為39.3%（西班牙裔人口占比為18%，非裔人口占比為14.5%，亞裔人口占比為6.8%）。[14]美國人口統計局預計，這種人口族裔的多樣性在未來40年里仍將繼續。這種族裔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美國種族主義思想開始出現了復歸。同時，非西班牙裔白人在經濟層面的焦慮感同族裔結構的變化相雜糅，導致白人群體對白人族群中心主義的認同不斷加強。最為直接的體現就是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中91%為白人（主要來自德國裔、斯堪的納維亞裔、愛爾蘭裔和意大利裔等非西班牙裔），這一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美國白人對其他族裔的“反擊”。

其次，美國社會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導致美國政治中的代際沖突不斷顯現。“每一代人會比前一代人過得更好”是西方政治體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理念基礎。然而，這一代際進步的理念卻隨著美國社會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而遭到沖擊，其中美國千禧一代（指在1981～1996年出生的美國人）極有可能成為美國未來政治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2017年，美國千禧一代的人口約為7980萬，約占美國總人口的22%，并且千禧一代所占的認可比例也將隨著移民數量的增長和嬰兒潮一代的人口減少而持續上升。同時，千禧一代是由經濟大衰退、政治社會價值撕裂和社交媒體的崛起所塑造的一代，其政治觀點及傾向將更具多樣性和搖擺性。然而，在當下的美國政治生活中，千禧一代尚未充分顯現其政治動能。一方面，千禧一代缺少強有力的政治代言人，在頂層的政治設計中缺少了參與。因此，不同代際的政治傾向差異愈發明顯，家庭內部出現政治分歧的現象越來越多。另一方面，隨著年齡代際的減少，部分千禧一代已經開始關注債務、環境和醫療等問題，并逐步參與到了對美國社會的主流話語權的爭奪之中。但是，千禧一代的政治經驗大多不充分，對于民主黨整體選民而言未必具有吸引力，甚至在實際競選中對穩健的“溫和派”老牌政客造成沖擊。

再次，美國社會文化也出現了嚴重分歧，導致美國社會群體間的分裂更加難以彌合。美國政治制度的改革未能與社會發展的速度相匹配，進而導致國內各社會群體在價值觀、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矛盾不斷擴大，這甚至被稱為是處于一場“文化戰爭”之中。例如，盡管傳統上飽受歧視的非異性戀群體（LGBTQ）在經過幾十年的平權運動斗爭后，終于在法律上獲得一定的權利，但同時其與傳統道德觀之間的矛盾逐漸擴大，反對非異性戀群體的呼聲也愈發強大。再如，根據蓋洛普于2016年所作的調查顯示，盡管美國民眾逐步意識到槍支管制的重要性（有55%的民眾認為需要加強對槍支的控制），但對于這一問題的認知程度卻極為不同（76%的人反對禁止私人擁有手槍）。實際上，在政治極化的背景下，這種對于單一社會問題認知的不同極易直接擴大為部分民眾對于候選人認知的偏差，進而導致“單一問題政治”的形成。

最后，美國社會中的貧富分化、固化日益加劇，導致美國社會出現階層分化進而“極化”。美國貧困人口的數量總體仍舊十分龐大。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近期發布的《2017年美國的收入與貧困》年度報告顯示，2017年美國的貧窮人口約為3970萬，社會貧困率約為12.3%。盡管這一比例較2014年下降了2.5個百分點，但是美國社會貧困人口基數仍舊龐大。與此同時，美國精英階層與民眾之間的收入鴻溝不斷擴大。數據顯示，在1967年至2017年之間，收入超過10萬美元及以上的美國富裕家庭數量增加了2.13倍，占比從1967年的12.4%上升到了2017年的18.5%（上升了6.1%），但是收入在3.5萬～10萬美元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卻從1967年的53.8%下降到了2017年的41.3%（下降了12.5%）。此外，美國社會貧富分化的固化現象也日益加劇，一方面政府制定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傾向于較為富有的階層，另一方面原有家庭間的不平等也將逐步在子女的教育及其日后的發展中顯現。這就意味著，美國各個階層正朝著斷裂和隔絕的狀態發展，美國的社會階層結構也從過去的中產階級占主體的“橄欖形”發展為貧富差距日益明顯的“金字塔形”。這種社會階層分化及固化進一步增加了社會不平等，并削弱了美國公民參與、社會信任和社會聯系，進而導致美國的政治發展和社會治理陷入難解的困境。

可見，在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后，美國沿著種族、代際、階層和地域等界線把社會群體分成多類，進而導致其國內政治共識達成的難度持續上升，政治碎片化和極化現象隨之不斷增加。在這種社會結構的轉變之下，美國國內的政治思潮必然將在地緣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選擇上陷入反復徘徊的困境。

從共識聯盟到權宜聯合：詭辯政治、極化政治與破窗政治

盡管美國國內政治思潮的走向仍有較大的不確定性，但是其國內政治社會的撕裂已經發生，并且仍有繼續惡化的態勢。因此，美國國內政治思潮的這一走向將導致原有的基于中長期利益的共識聯盟轉向在各個極端之間尋求某種基于短期利益的權宜性聯合。

第一，圍繞政治思潮為核心的選民爭奪必然將更加激烈。由于美國國內政治思潮具有極大的波動性和可誘導性，所以營銷型政治與詭辯型政治極有可能在美國大行其道。一方面，信息技術的發展將進一步推動政治運作的技術化，即政治決策、外交活動能夠以數字的方式實現可視化，民眾通過互聯網能夠較為及時地獲取這些信息。這就導致營銷政治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斷增加。另一方面，美國社會價值觀的沖突將推動詭辯政治的興起，即政治家或政客將利用一切有利因素推銷自身，并利用詭辯政治而非實實在在的政治成就贏得大眾支持。例如，特朗普的執政策略就是詭辯政治的典型，為迎合部分選民而不時語出驚人，而且更經常地拋出自相矛盾之論。

第二，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態極化與制度僵化可能進一步加劇。盡管美國民主政治的大眾化趨勢得到不斷強化，但是在美國國內政治思潮撕裂的情況下，美國社會的虛擬民主或形式民主將會更加盛行，其民主的表象與實質將進一步脫節。一方面，在傳統政治結構外將產生各類新型的政治運動和公眾參政平臺，進而使美國民眾能夠對政治乃至外交產生更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各種利益集團所開展的政治游說也將由此獲得更大影響勢能，而這極有可能導致少數人的利益訴求對美國乃至全球大量人口的利益產生重大的影響。

第三，以破窗政治應對僵局政治的現象將變得更加頻繁。在營銷政治和詭辯政治快速發展以及政治制度日益僵化的背景下，政治僵局將更為經常地出現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因而，權宜性和實用主義的破窗政治極有可能被經常用于解決這種可能常態化的僵局政治。一方面，破窗政治與美國政治的極化發展本身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破窗政治并不需要一種整體性思維，尤其是在受到政治制度限制的情況下，破窗政治不失為一種短期內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但需要指出的是，破窗政治也具有極大的風險性，如果所選擇的破局點不正確，不僅會導致資源、精力的浪費，而且對內對外都可能會產生嚴重的消極后果。

美國社會發展的客觀物質環境及未來發展趨勢均表明，其國內政治思潮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并且這種走向的客觀態勢具有極大的極端化和對抗性。這種走向變化對中美關系以及全球化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影響。因此，我們應該認識到，美國國內政治思潮的走向不僅是其國內政治斗爭的必然結果，也是其對外政治調整的重要影響因素。

為此，中國應推進構建創新型的中美合作關系，并靈活運用自身成熟的政治文化傳統和穩定的外交戰略，深化中美經貿、安全和文化合作與交流的結構改革，進一步實現中美合作空間的拓展。同時，要實現中美對話與談判的常態化和制度化，要堅持以對話和談判來緩解并解決中美間的“共識赤字”危機，因此，要繼續完善和拓展中美高層直接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外交安全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以及社會和人文對話等機制，并設立長期性的對話協商委員會以彌補對話機制的靈活性。此外，也要善于借助美國的規則、力量及其內部的矛盾與沖突，并對關鍵利益所在的部門或集團施加影響，進而為中美關系的戰略運籌構建政策空間。當然，也要對美國國內政治思潮的變化有清醒的認識和充分的政策準備，注意防范由“誘發定勢”（Evoked Set）造成的錯誤知覺。因此，要深入研究美國當前的經濟社會背景，尤其要對其政治思潮動向中符合邏輯的部分進行深入的研究，進而增強對美國戰略目標遞進與遞減轉換的預判，避免戰略防范限定于單一選項的困境。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進程的深化和國內改革的加速推進之下，我們的確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的有效發展，并顯著縮小了同發達國家間的實力差距，成為備受矚目的新興大國。然而，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而出現，使我國改革的前景面臨諸多不確定性。結合美國當前國內政治思潮發展的態勢及社會環境來看，國家的穩定發展需要推動形成有利于進一步改革的國內政治思潮和社會結構。為此，我們也要保持清醒的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繼續提升綜合實力和完善治理能力，以自身實力為基礎贏得在全球發展中的主動權與話語權。因此，要以更大決心和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通過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本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同時，要推動社會協調發展，通過思想教育、文化培養來引導和鞏固共同的政治基礎。此外，要按照參與進程的漸進性、參與方式的合作性和參與層面的國內外統籌性融入全球治理體系，并加快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轉型與升級。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張紀騰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林宏宇：《美國社會政治思潮與美國總統選舉》，《國際安全研究》，2004年第3期，第6～13頁。

[2]王浩：《后冷戰時代的中美國內改革比較——基于政治思潮和社會結構演變的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5年第3期，第14～30頁。

[3]［美］霍華德·津恩、安東尼·阿諾夫：《另一半美國史》，汪小英、邱霜霜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8～429頁。

[4]Joseph Stiglitz, "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 Vanity Fair, March 31, 2011, available at: http: / /www.vanityfair.com/news /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5]［美］艾倫·沃爾夫：《自由主義的未來》，甘會斌、王崧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年，第27～35頁。

[6]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42-55.

[7]雖然特朗普正在破壞當前秩序的關鍵要素，但他遠未成為全球穩定的最大威脅。對自由秩序的原因和后果的誤解，導致其倡導者呼吁美國應當通過堅持過去的自由主義秩序的支柱并在全球范圍內推翻專制主義來加強自由主義秩序。參見Graham Allison, "The Myth of the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4, 2018, pp. 124-133.

[8]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World 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http://data.imf.org/?sk=E6A5F467-C14B-4AA8-9F6D-5A09EC4E62A4，登錄時間：2018年10月21日。

[9]Fareed Zakaria,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 Vol.87, No.3, 2014, pp. 18-43.

[10]王希：《特朗普為何當選？——對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歷史反思》，《美國研究》，2017年第3期，第9～29頁。

[11][12]Pew Research Center,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June 12, 2014, available at: http: //www.people-press.org/2014/06/12/political-polarization-in-the-american-public/.

[13]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pp. 12-28.

[14]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2010-2017 US Ethnic Demographic Statistics", March 28, 2017, available at: https://factfinder.census.gov/faces/tableservices/jsf/pages/productview.xhtml?pid=PEP_2017_GCTPEPANNR.US24PR&prodType=table.

責 編／刁 娜

From Consensus Construction to Polarization Deconstruction

—The Current Trend of Domestic Political Thou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Que Tianshu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security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have fundamentally triggered a shift of its domestic political thou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ntinued to shrink, and an unresolva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odern liberalism as a result of development of liberalism and neo-conservatism a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servatism has arisen. These two trends of thought not only have a declined consensus on traditional political values, but have serious differences i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This has led to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hifting away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ensus toward the deconstruction of polar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ent social di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and its domestic left-right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is increasingly clear and bitter. Therefore, the trend of the US domestic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future will be more complicated, characterizing extremes and uncertainty during its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America, political thought, polarized politics, social split, development dilemma

闕天舒，華東政法大學中國法治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華東政法大學政治研究院副院長、教授。研究方向為大數據中的國家治理、網絡政治、比較政治與全球治理。主要著作有《公共外交的危機反應》《互聯網+政治：大數據時代國家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