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美貿易戰不僅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中美兩國經濟力量和影響力發生變化之后的必然結果，也是逆全球化背景下以世界貿易組織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地位下降的必然結果。中美貿易戰反映的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遏制和反遏制的邏輯。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的制裁和反制裁中善于運用規則將不合法和不合理的訴求合法化。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不僅通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的制定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而且通過美墨加協定中的“非市場經濟”條款，意圖通過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將中國排擠出自由貿易體系之外，以規則的方式對中國形成合圍和遏制之勢。

【關鍵詞】中美貿易戰  帝國特惠制  美墨加協定   毒丸條款

【中圖分類號】D99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1.005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的“修昔底德”邏輯

“修昔底德陷阱”[1]是指崛起大國與守成霸主之間的爭奪必然會通過戰爭解決。在武力威脅為《聯合國憲章》[2]明令禁止之當下，大國博弈更多地表現在貿易和金融等經濟領域的角逐和競爭。[3]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就是中美兩國面臨的修昔底德之困，展現的是遏制和反遏制的邏輯。貿易戰逐漸升級，中美兩國之間的摩擦正從貿易延伸到投資、政治和軍事等各個方面。

所謂貿易戰，是指在兩國貿易狀況不平等的狀態下，一國利用提高關稅等手段試圖制裁和遏制對方國家以期達到一定政策目的，而對方國家也通過對應的懲罰和其他措施實行反遏制的一種方式。[4]盡管從中國在中美貿易中出現較大貿易順差時起，兩國就已產生過多次貿易摩擦，但是貿易摩擦發展成貿易戰還是第一次。經過兩國政府的溝通、協商，總體來說之前的這些貿易摩擦都沒有上升為貿易沖突。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國際貿易領域奉行保護主義和“美國優先”政策，與主要貿易伙伴打貿易戰，[5]中美兩國的貿易摩擦更上升為直接的貿易沖突，發展為相互制裁，甚至延伸到其他經濟領域，影響到貿易之外的經濟活動。中美的矛盾已經從簡單的經貿矛盾擴大到政治、戰略等方面的全面矛盾。兩國之間的矛盾如果得不到控制，極有可能進一步激化，成為“新冷戰”。中美貿易戰的修昔底德之困顯而易見。

美國從2017年4月起發起232條款國家安全調查，對華發起兩起貿易保障措施，并針對中國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等措施發起301條款調查，[6]最終正式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將中國列為一個潛在的競爭者。[7]之后，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北京時間2018年7月6日12時01分，美國對中國34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國迅速對等反擊，對美國340億美元產品的關稅生效；[8]8月23日，美國對中國16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25%關稅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國也隨即發布《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于對原產于美國約16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的公告》，宣布對美約160億美元商品加征25%關稅，于8月23日12時01分正式實施；9月24日，美方對中國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10%的關稅（2019年1月1日關稅將提高至25%）正式實施，中方予以反擊，對自美進口的價值600億美元商品加征5%、10%的關稅；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同日發布《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系統闡明中國對中美經貿摩擦的政策立場，澄清中美經貿關系事實；9月25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發布會上，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表示，美方的意愿是中美之間經貿談判進程的決定性因素。

美國不僅在經貿問題上不斷向中國施壓，還在軍事和政治上展露壓制姿態。一方面，中國的技術轉移問題被美國指向軍事領域。美國不僅在軍事指導思想上視中國為競爭對手，還采取軍事行動挑釁中國。2018年7月，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福特指出，中國刻意規避美國出口管制，通過民用核合作等途徑合法或非法獲得美國核技術，并通過軍民融合將其轉用軍事目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于7月19日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毫無根據和不負責任的指責，[9]并強調中國堅決反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散，一貫嚴格履行國際防擴散義務和相關國際承諾，全面完整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的相關決議；另外促進軍民融合發展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中國的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旨在有效整合軍地資源，促進國防與經濟社會的統籌發展，根本不存在所謂通過軍民融合“竊取”或“轉用”國外技術的情況。[10]

2018年5月23日，美國撤回允許中國軍隊參加多國海軍演習的邀請。5月27日，美國兩艘驅逐艦駛入西沙群島12海里以內。9月下旬，美國派遣B-52轟炸機飛經南中國海上空。9月20日，美國國務院對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裝備發展部及其部長李尚福實施制裁。9月30日，美國海軍“迪凱特”號導彈驅逐艦擅自進入中國南海有關島礁鄰近海域。中國派出“蘭州”號導彈驅逐艦對此進行警告驅離。[11]

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摩擦以來美國對臺灣動作頻頻。2018年3月16日，特朗普簽署《臺灣旅行法》。8月12日和13日，蔡英文過境美國洛杉磯，獲準發表公開演講。9月24日，美國國務院批準對臺3.3億美元的軍售案。9月26日，美國參議院通過《2018年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法案支持美國維持與臺灣密切的經濟政治及安全關系。2018年9月26日，特朗普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指控中國企圖干預美國中期選舉，呼吁抵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第一時間在聯合國安理會對此作出了回應，闡明中方立場，強調中國歷來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有學者認為，這是中美關系進一步惡化的信號，標志著中美貿易戰擴散到政治對抗。[12]美國利用臺灣問題遏制中國，干涉中國內政，無端指控中國干預美國中期選舉，直接體現中美政治對抗升級。

中美貿易戰不斷升級和擴大是多種原因作用的結果。美國的核心訴求是實現所謂的“公平貿易”，削減貿易逆差。按照美國的統計，目前中美貿易逆差大約有3000億美元。但是，按照中國的統計，兩國之間貿易逆差大約有2000億美元，[13]達到2009年以來的峰值。據美方統計，2018年1～8月，美國的貿易逆差為5739億美元，同比增長8.4%，其中對華貿易逆差2611億美元，同比增長9.0%，貢獻了同期美國貿易逆差增幅的48.1%。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占美國貿易總逆差的45.5%，同期增長0.2%。自2018年6月中美貿易摩擦全面升級后的三個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均維持了同比正增長，分別為增長2.8%、9.6%和10.2%。[14]由此可見，中國目前已成為美國轉移國內矛盾的重要對象。美國主動發起對華貿易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美國國內不同政治勢力不約而同地認為，美國政府多年來的對華政策沒有實現把中國改造成與西方國家一樣的預期，中國的迅猛發展使美國產生深刻的挫折感、失敗感和恐懼感。[15]美國政府、企業和民眾普遍認為美國長期支持并主導的全球化使得美國在國際貿易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16]美方認為中國的重商主義是中美貿易失衡和美國制造業衰落的主因，希望中美貿易逆差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和結構性問題得以解決。[17]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目標是減少10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改善美國的出口環境。[18]

美國國內制造業“空心化”嚴重，特朗普政府力圖使制造業重返美國。[19]金融業是美國第一大產業，美國經濟高度金融化和壟斷化。經濟金融化是金融危機和“去工業化”的重要原因。1980～2017年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由20.5%降至11.6%，美國制造業除了在國內保留部分高端產品或者高價值生產環節之外，其他大部分轉移到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這一逐漸“去工業化”的過程，使得大量制造業工人轉移到金融、零售等行業，導致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中國憑借廉價的原材料和勞動力，使消費制成品出口更具有價格優勢，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中美貿易的失衡。特朗普提出復興美國制造業，承諾把制造業的工作機會帶到美國，贏得了鐵銹帶選民的大力擁護。鐵銹帶的選民幫助了特朗普逆襲成功。對中國加征關稅，對內減稅，一方面可以打擊競爭對手的制造業，提升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制造業的回流。從美國的關稅清單看，關稅措施大部分指向了中國的中高端制造業，美國通過對中國制造業的打擊，使得美國制造業更加具有競爭力。

中國崛起對美國造成極大壓力。有學者認為，新中國成立之后有兩個擺脫被孤立狀態的節點。第一個是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第二個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和美國1979年簽訂貿易協定，協定實施要遵循美國貿易法的規定。根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的杰克遜-瓦尼克修正案，美國給共產主義國家出口的產品提供最惠國待遇應當采取年審的方式。從1990年開始，最惠國待遇成為中美之間談判最耗時耗力的問題。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對華正常貿易關系法，規定如果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美國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對中國提供最惠國待遇。2001年底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之后，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快、規模大，美國認為中國從多邊貿易體系獲利是繞過世貿組織規則的結果，對美國經濟和國際貿易體系造成了威脅。[20]特朗普政府特別強調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產業基礎、知識產權和技術是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全面、長期的產業政策”是一種“經濟侵略”。[21]中美之間的經貿關系問題表面是貿易逆差問題，深層次的是經濟發展模式甚至是國家制度之間的競爭問題。[22]

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中國占全球經濟規模比重在過去五年里從11%上升到15%。[23]中美進入戰略競爭階段，中國的發展已經對美國的霸權構成了現實挑戰。和以往不同的是，美國政經學界達成共識，制約中國。有學者認為，貿易戰的時機有利于美國。美國經濟已經復蘇，而中國金融改革正進入深水區。2018年第一季度，美國GDP增速達到2.3%，擺脫了經濟危機的影響，失業率降到了3.8%，達到18年來的最好水平。中國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的宏觀杠桿率在過去10年里從140%左右攀升至250%以上，增幅超過美國30年的杠桿增長過程，特別是企業和家庭部門的總體債務額增加逾120萬億人民幣。中國金融部門近年來一直致力于“去杠桿”以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如果金融改革獲得成功，中國的經濟結構將更為健康，經濟就可以獲得長期穩定的發展。[24]美國如果不制約中國，再過十年左右，中國的經濟總量將全面超過美國。因此，美國目前對中國的定位和對中美關系的定位已經完全不同。現在美國發起的301調查，矛頭指向“中國制造2025”，[25]目的是遏制中國崛起。[26]

中國制定的《中國制造2025》，意欲在高端制造業、科技創新方面全面趕超美歐先進水平。中國2018年的研發總投入預計將首次超美，未來如在產業方面實現趕超，中美分工就從垂直分工轉為水平分工，從而形成與美國產業的正面對抗。[27]所以，美國對華貿易戰并非針對中國中低檔產品，而是針對《中國制造業2025》中的主導產業，如高性能醫療器材、生物制藥、新材料、農機裝備、工業機器人、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航空產品和高鐵裝備。美國對這些領域產品征收預防性關稅，對中國未來要發展的高科技、高精尖產業設防，遏止中國制造業的升級，不允許中國制造對美形成水平競爭力。[28]特朗普希望通過此次中美貿易戰打壓中國，保持美國對中國的長期經濟優勢和創新優勢。

從美墨加貿易協定分析美國的規則遏制策略

美國時間2018年10月1日，加拿大宣布加入美國和墨西哥已經達成共識的新版北美自貿協議——《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簡稱USMCA），標志著特朗普競選時聲稱要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諾言得以兌現。USMCA不僅在名字上做出了改變，而且還加入了大量對美國有利的條款。相比NAFTA，USMCA顯現出特朗普政府要挾墨加、鎖定盟友、打擊中國的目的。其中，非市場經濟條款，又稱毒丸條款，禁止與美國有自貿協定的貿易伙伴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訂自貿協定。

美墨加貿易協定第32章例外條款的7條規定，針對被締約方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的任何對象，如果與締約方（美國、墨西哥、加拿大）中的任意一方，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其他兩方有權退出現有協定，締結一個雙邊協定，排除該方。[29]2017年10月，美國商務部出臺備忘錄，裁定中國屬于非市場經濟國家。[30]這意味著，如果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和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與中國簽訂協定的一方很可能被美國和另一方用重新締結雙邊協定的方式排除在外。

美墨加協定第32章第10節主要內容包括：締約方不僅應在啟動談判前提前三個月通知其他締約方，還應該盡早將締約目標盡可能告知其他締約方；[31]另外還需要在簽署前至少30天將擬簽署文本提交給各締約方審查（review），以評估該文本對美墨加貿易協定的影響；[32]在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后的六月內，允許其他締約方終止并替換美墨加貿易協定相關條款。[33]這意味著，加拿大和墨西哥與中國簽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文本草案、擬簽署文本等都要送美國政府審查。如果美國政府認為加、墨兩國和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有不利己的影響，還可以美墨加貿易協定為后盾要挾墨加兩國，為中國與墨加兩國貿易帶來更多阻礙。美國一旦有能力審查并阻礙或有效否決中國與加拿大或墨西哥之間可能達成的自由貿易協議，就可以阻止中國產品通過其鄰國進入美國市場，并削弱中國在未來貿易談判中的能力。中國是加拿大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加兩國在2016年開始研究自由貿易的可行性，該條款實際上阻斷了加拿大與中國達成協議的可能。[34]

USMCA引入了以往在貿易協定中罕見的歧視性條款，對其單方界定的非市場經濟體進行限制，表明了美國在中美貿易戰期間聯合其他貿易伙伴對中國形成圍堵的態勢，對中美經貿談判和中國與其他貿易伙伴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形成了空前的壓力。美墨加貿易協定針對非市場經濟體的歧視性規則，很可能被移植到美國與歐盟、日本、韓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中。美國商務部長羅斯以及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等官員曾多次公開表示，美國下一步會將上述條款作為模板推廣到美國與其他國家今后的自貿協議之中，這將導致中國在全球貿易系統中處于孤立地位，中國在客觀上可能面臨第二次入世的困境。

毒丸條款所針對的“市場經濟地位”是一個偽命題。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美國和歐盟沒有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在反傾銷案件中，美國和歐盟法律允許它們使用自己認定的第三個市場經濟國家的生產要素為基礎決定正常價值。[35]《中國加入WTO議定書》第15條規定，反傾銷調查中對中國出口產品正常價值的“替代國”計算方法必須于中國加入WTO的第15年后終止。[36]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在反傾銷調查中是否具有市場經濟地位，不是取決于中國是否達到基于其他成員國國內法的市場經濟標準，而是取決于議定書中15年截止期限的規定。換言之，美國用國內法規定來限制其他貿易伙伴的選擇自主權是極其不合理的。[37]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原先“非市場經濟地位”主要是反傾銷領域中使用的一個技術性概念，美墨加三國協定將此概念擴大化，衍生到具有政治意義的其他貿易伙伴經濟制度的屬性是不合適的，是國內法問題國際化。美墨加協定中的毒丸條款體現了特朗普政府貿易策略的一種轉變，即改變原來的向所有國家發起保護主義貿易攻勢，轉為聯合貿易伙伴打造貿易聯盟，在貿易問題上重點打壓和圍堵中國。[38]

美國在美墨加貿易協定中嵌入的“毒丸條款”不僅將非市場經濟國家這一國際貿易規則中的國內法議題國際化和條約化，[39]而且將中美兩國推上了直接競爭的境地，迫使所有與美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都必須在中美之間選擇一方站隊，將整個國際經貿規則推向政治化，破壞了二戰后國際經濟治理的法制化和多邊化進程。

從英國“帝國特惠制”到美國的規則遏制

美國頻頻發動貿易戰，背棄多邊主義，通過雙邊主義繞過世界貿易組織（WTO），強加對美國有利的條款，企圖重塑全球貿易格局，改寫全球貿易規則。美國在貿易領域的霸凌主義和單邊主義，歷史上也有過類似的實踐，以20世紀30年代英國實行的“帝國特惠制”為典型代表。

19世紀70年代，美、德等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大量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的基礎上，工業生產迅猛發展。相比較而言，英國經濟總體趨勢不斷下滑，其長期奉行的自由貿易政策開始受到沖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英國經濟造成沉重打擊，英國的航運和國際貿易大為削弱，從債權國變為債務國。[40]1929年爆發的經濟大蕭條，使英國經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英國意識到，面對危機所帶來的困難，必須加強帝國的經濟聯系，逐步拋棄自由貿易，走貿易保護主義的道路，使國內生產和市場得到保護。[41]“帝國特惠制”是多國在20世紀30年代在“渥太華會議”上制定[42]的一種以英國為核心的，旨在對內實行優惠稅率，對外實施較高關稅壁壘的帝國內部貿易特惠制度。這種特惠制以英國與英帝國成員之間的緊密經濟關系為基礎，并以此為中心逐漸向全球擴展，將世界貿易體系割裂成兩個部分。以此為依托，英國實踐和推行一種全新的對外經濟戰略，即把一部分國家納入以英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體系，形成一個封閉的貿易體系，維持英國對世界經濟的領導權。英國的構想是，實施“帝國特惠制”一方面使得英國可以帝國為依靠，以國家集團為勢力范圍，鞏固和增強自己的核心經濟地位；[43]另一方面，由于英帝國龐大的內部市場，其他國家只能通過與英國談判的方式以獲取英帝國的市場準入，英國可以在談判過程中利用“帝國特惠制”這一籌碼占據更有利的談判地位，迫使美國和非集團國家通過降低貿易壁壘、給予更優惠的出口條件等方式打開本國商品的海外市場，進一步擴展英國在貿易方面的影響力。[44]

通過比較不難發現，無論是從關注本國利益優先的核心考慮，還是采取形式上具有顯著指向性的排他安排，2018年美國在USMCA中加入的對“非市場經濟體”限制條款，與20世紀30年代英國的帝國特惠制安排非常相似。

在渥太華會議上與會國盡管摩擦不斷但還是彼此達成妥協，本著“己國生產者第一，帝國生產者第二，外國生產者最后”的原則，與會國之間共簽訂了12份雙邊貿易協議，合稱《渥太華協議》，目的在于減少或消除帝國內部的貿易障礙，通過增長帝國購買力的方式刺激世界貿易，從而實現世界貿易的增長。[45]作為英國殖民地國家之一的加拿大與英國達成“英加協議”，其中達成一條針對蘇聯的反傾銷條款。當時，蘇聯已經在糧食、木材等初級產品市場上對英國及自治領構成了強有力的競爭威脅。英加協議第21條規定：“如果任何外國采用國家行為直接或間接在英國市場上對某類商品制造或維持低價，并有可能導致英國給予加拿大該類商品的特惠受到損害時，英國就必須直接或間接地禁止從那個國家進口該類商品，以保證有效地維持特惠。”[46]雖然該條款并未明確提到蘇聯，但加拿大在渥太華會議上已多次對蘇聯的傾銷活動進行抨擊。英國雖然沒有同意徹底將蘇聯商品驅除出英國市場，但是承諾，如果蘇聯的供應破壞了自治領在英國市場上的利益，英國政府將會采取行動。英國政府之后正式聲明廢止1930年的《英蘇貿易協定》。[47]不難發現，根據第21條的規定，英加通過禁止從蘇聯進口以保持特惠的理念與如今美墨加協定對非市場經濟體的貿易限制極其相似。此外，《渥太華協議》的內容還包括：英國對來自英國以外國家的商品征收高額關稅，優待來自自治領和殖民地的進口商品；英國為了保證帝國各自治領和殖民地農產品在英國的銷售市場，限制從帝國以外的國家輸入農產品；英國對輸往自治領和殖民地的工業產品給予優惠待遇，等等。[48]這些內容與如今美國對外貿易戰略如出一轍。

帝國特惠制從形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美德的壓力，保住了帝國市場。由于自治領的民族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得到發展，同時美國對帝國市場的沖擊，帝國特惠制的作用顯著減弱。二戰后的美國通過主導新的全球多邊貿易規則，有效對沖并削弱了帝國特惠制的影響。美國發起并主導的關貿總協定和之后的世界貿易組織主導了多邊貿易體系。[49]

另外，美國以《互惠貿易法案》為標志，在20世紀30年代已逐漸形成了一種外向型的對外經濟戰略。美國以消除傳統的雙邊主義和歧視安排為基礎，由高關稅保護政策革命性地轉向支持降低關稅和取消貿易壁壘，選擇以貿易為突破口，通過與其他國家的雙邊談判實現多邊開放，最終構建美國領導下的多邊自由貿易體系。[50]1933年6月，在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上，美國針對限制性貿易措施提議達成一個國際協定，要求在協定中“禁止引進新的貿易壁壘”、“進行雙邊或多邊消除貿易限制和減少關稅的談判”，在所有正式談判達成的協定中將“加入無條件和非限制形式的最惠國待遇原則——適用于各種形式的進口控制，而不僅僅適用于進口關稅”。[51]可見，美國反對并且通過對應的法律手段消除“帝國特惠制”等歧視性貿易政策，通過建立“非歧視原則”下的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系，改變了當時不利于自己的世界貿易體系。英美兩國于1945年啟動了建立戰后國際貿易體系的實質性談判。英國在二戰中損失了近四分之一的國民財富，國內投資總額大幅縮減。[52]英國在財政壓力之下，為了爭取美國貸款，與美國達成共識，簽署了《國際貿易與就業會議討論建議》，[53]其中包含了針對特惠制的三項條款，這是英國對帝國特惠制作出的讓步。[54]1947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規定不得再擴大特惠幅度，并對參加1932年會議的自治領都有約束力。英國和自治領在與其他國家之后的談判中繼續被迫縮小他們之間的特惠幅度。由于各殖民地為了爭取民族獨立進行斗爭，一些新獨立的國家也停止給予英國商品特惠待遇。但是，英國仍然意圖繼續維持特惠制度，并且在1958年改稱“聯邦特惠制”。1961年及1967年英國兩次申請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談判中的最大障礙就是聯邦特惠制。英國在1971年達成加入歐共體的協議時，同意自1973年1月1日正式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時起5年內廢除特惠制。特惠制于1977年底宣告終結。[55]

“帝國特惠制”的出臺是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調整對外貿易政策和戰略的重要轉折點和標志，其目的是通過貿易保護措施拓展商品出口，進而恢復和保持日漸衰弱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但是，“帝國特惠制”并沒有扭轉英國自一戰以來經濟不斷衰落、工業生產日漸落后的趨勢，其貿易逆差仍在繼續。原因在于，“帝國特惠制”本質上就是關注短期收益，拒絕通過自身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適應持續走向開放的世界經濟的整體訴求。從對外貿易來看，由于實施了“帝國特惠制”，英國商品在英帝國市場上享有特權優惠，排擠了其他國家的商品。但是，這種做法不能逆轉貿易逆差，因為特惠制只是在局部地區削弱他國對英國商品的競爭力，但是無法改變與其他國家在更為廣闊的世界市場上的競爭狀況，整體上限制了英國出口的大規模增長。從英國自身產業發展來看，嚴重依賴對外貿易的英國工業發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國內工業生產機器設備已經陳舊，資本家唯利是圖，不愿另耗巨資更新設備和技術，阻礙了生產的發展和工業的進步，落后于其他資本主義經濟強國，但是英國并未推出相應政策以調整經濟結構。

20世紀20年代以來，英國經濟總體下滑趨勢明顯，英國經濟發展的結構問題僅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和削減工資是不能得到解決的，應當將勞動力、資金等生產要素投入到新的生產部門，對傳統行業的陳舊設備和技術進行更新。但是，由于依賴于貿易聯盟和依靠19世紀技術養成的食利性，英國對經濟發展的深層次轉變缺乏必要的敏感度，主要政黨也不愿冒著失去選票的風險而暴露真相。最終，這種以減緩經濟增長為代價的“損人不利己”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反而獲得一致贊同。隨著英國工業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日益衰弱，整個國家更加傾向以保護主義方式逃避經濟中的結構問題。[56]從國際背景來看，美國在二戰期間的經濟實力大為增強，成為世界上唯一具有經濟優勢和經濟擴張能力的國家。美國在二戰后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擁有巨額的黃金外匯儲備和大量的國際收支順差，完全具備構建自由貿易體系的實力和能力。英國客觀上成為守成大國，是作為后發大國的美國最重要的談判對手，美國為了瓦解“帝國特惠制”，既宣布和英國清算租借賬目，又提出給予英國大宗貸款以恢復戰后經濟，最終迫使英國做出妥協，接受多邊自由貿易體系。[57]總言之，盡管“帝國特惠制”是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擴大商品出口、鞏固自身經濟地位以與美國分庭抗禮的一柄利器，但是無力扭轉英國從國際經濟霸主寶座上下滑、并最終走向衰落的命運。

在美國的戰略中，對目標國家的遏制政策和對其他國家的扶持和拉攏政策往往密不可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國和蘇聯同為世界上的“超級大國”，為了爭奪世界霸權，兩國及其盟國展開了數十年的“冷戰”斗爭。美國在經濟方面利用貿易管制、經濟制裁和拉攏盟友的方式，阻礙蘇聯貿易發展，斷絕其與世界經濟的聯系；在技術領域，聯手西方國家實施限制高新技術轉讓的管制政策；此外，美國根據蘇聯是糧食進口大國以及對石油出口依存度高的特點，針對性地對蘇聯經濟貿易的痛點及弱點進行突破。雖然蘇聯也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例如不允許東歐各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推出并通過“莫洛托夫計劃”[58]開展國際經濟合作，拒絕批準“布雷頓森林協議”，[59]但是整體效果并不顯著，經濟結構的失衡與計劃經濟體制的僵化制約了其反制美國的能力與空間。實際上，在20世紀70年代兩大集團的較量中，蘇聯仍占上風，其經濟總產量相對美國緩慢但穩定增長，西方世界卻陷入動蕩，布雷頓森林體系陷入混亂，滯脹在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造成了嚴重的政策困境。但正是這段時期相對的繁榮掩蓋了蘇聯經濟中的根本性問題，包括重工輕農、片面發展軍事工業的畸形經濟結構和過于依賴石油的外匯收入來源。蘇聯繼續將大量的資源投入到與美國的軍備競賽和“星球大戰”中去，人民生活水平每況愈下，最終導致社會動蕩，政權松動，走向解體。[60]因此，無論是“帝國特惠制”時期的英國還是“美蘇爭霸”時期的蘇聯，霸權衰落的根本性原因不是與美國的對抗中遭受美國政策的壓制，而是對本國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缺乏敏感度或因政治風險而怠于解決。

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現狀來看，美國對華政策已經轉變為“規鎖政策”，即通過運用經濟、政治、法律等綜合手段塑造或試圖改變中國的發展道路、限制中國的發展空間。[61]該政策不同于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政策，即通過建立聯盟、孤立或隔絕等方式等待蘇聯因內耗與低效而停滯以致解體，原因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各國之間產業鏈相互交織，產業發展高度融合，一個將新興大國與發展中國家排除在外的自由貿易區由于無法將全球產業鏈完全割裂而不具有可行性。在現有世界貿易體系中，中國貨物出口額的40%，其中高科技產品出口額的2/3都是在華外資企業實現的。[62]在此背景下，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制裁在不同程度上必然轉化為對美國國內企業的“制裁”。很多美國企業因中美貿易戰引起的成本上升已經開始籌劃把生產線遷出美國、減產或裁員。美國商會發出警告稱，共計260萬個美國就業崗位可能面臨風險。[63]

從未來發展看，一方面，特朗普的全面貿易保護政策只是在利用各國希望避免貿易戰的心理，從而讓渡一定利益與美國達成協議。一旦其他國家采取強硬反向制裁措施，美國也未必能獲得實在好處。截至2017年末，在全球出口市場份額中，美國出口份額占比8.7%、中國占比13%、德國占比8.2%，若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對美國發動同等貿易制裁，將對美國經濟與就業產生負面沖擊，同時還會推高其通脹水平。[64]“帝國特惠制”后期的英國就曾遭遇過美國等其他國家的反向制裁，最終走向衰落。另外，舊版北美自貿協定（NAFTA）帶來的經濟利益總是通過美墨加三國不斷加強的經濟一體化得到落實。美墨加協定與加強區域經濟一體化背道而馳，它限制了地區貿易和投資，抑制了經濟增長的潛力。[65]汽車行業在美墨加三國都是擴大生產和促進高薪制造業領域就業的重要推動力，美墨加協定是美國談判達成的第一個規定提高而非降低貿易和投資壁壘的自由貿易協議。汽車生產商必須遵守該協議里層層疊加的新規定，[66]以符合北美自貿協議規定的低關稅。這些新規定無疑會抬高消費者購買汽車的成本，還可能導致美國汽車行業失業率上升。

另一方面，不論貿易戰結局如何，美國的貿易逆差必將進一步擴大。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對于貿易戰結果的預判，最終的決定性因素永遠是宏觀經濟：如果美國的國內投資仍然高于其儲蓄，就必須進口資本，并產生巨額貿易逆差。由于美國2017年年底出臺的減稅政策，財政赤字將創下新高——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最新的估算，預算赤字到2020年將超過1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不論貿易戰結局如何，美國的貿易逆差幾乎必將進一步擴大。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的唯一方式是，特朗普把美國帶入經濟蕭條，收入大幅降低造成投資和進口急劇下降。[67]北京時間2018年9月27日，美國商務部公布初步報告，8月美國商品貿易赤字758億美元，連續三個月增擴，不但比市場預期的706億美元高出50多億美元，而且接近2008年7月760.25億美元的紀錄高位。有學者認為，8月商品貿易逆差是因為出口不利：出口環比下降1.6%，進口增長了0.7%。進口主要受到汽車進口增加3.2%的推動，出口主要是由于食品、飲料和工業用品的出口大幅下降。出口萎靡部分反映了美國大豆等商品受關稅的影響，8月對華食品、飼料和飲品出口大跌9.5%。[68]因此，美國貿易赤字大漲，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戰。

綜上所述，特朗普推行單邊貿易政策，企圖要挾他國、鎖定盟友、打擊中國、建立以“美國第一”為核心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目的是注定無法實現的。美方的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不符合世界發展的趨勢，處于后工業時代的美國搞保護主義不符合比較優勢原則。特朗普將目光狹隘地聚焦于美中貿易逆差，可能產生的“最佳”結果是改善美中雙邊貿易平衡，[69]但等量赤字將轉移到美國與其他一些國家的貿易上，對美國經濟會產生更多負面影響。西方史學界有歷史循環論的觀點，美國選擇的單邊主義，代表了對經濟全球化內生規律的某種本能的排斥，如同“帝國特惠制”一樣，必然會走向衰落。

中國應對貿易戰的國際法依據和措施

特朗普政府在實施對華貿易限制措施時頻頻加碼，從多個方面對中國施壓，本質上是一個改變現有世界經濟秩序基本規則的過程。由于美國當前整體實力的優勢、美國處于經濟長周期相對有利的位置、減稅與放松管制等短期刺激政策以及美國在全球輿論場占據的話語權優勢，中國承受了比較大的壓力。但是，美國可以使用和透支的資源在總體上仍然有限，經濟全球化作為市場經濟內生的固有基礎不會完全滿足特朗普政府的需求而發生改變，美國的施壓政策為中國崛起提供了一個充滿考驗和挑戰的機會窗口。[70]

雖然美墨加協定（USMCA）是美國企圖架空WTO、建立排他性和替代性國際貿易秩序的產物，但是USMCA是以TPP文本為藍本建立的。[71]中國仍然可以以規則為基礎積極應對，提出中國在WTO改革中的方案。2013年，TPP談判如火如荼之際，中國在爭取加入談判未果的情況下，設立上海自貿試驗區，對標當時的TPP文本標準，在投資、服務貿易、貨物貿易、金融等領域進行更為主動地改革開放。這些改革成果成為中國參與一系列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基礎。對于國有企業、勞工、數字貿易等條款，可以通過管理例外的規定，逐漸接受。當年入世的工作組報告中就有對國有企業的專門規定，國有企業基于商業考慮參與競爭也是中國當初的承諾。[72]

“毒丸”條款是特朗普政府試圖實現孤立中國的手段之一，中國應該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加以應對。一方面，中方應加強論證的專業性和邏輯性。國內媒體關于中美貿易戰的社論和一些專家的簡單解說，也許可以影響不明真相群眾的觀點，但是對在國際社會上闡述中國的立場觀點，反駁美國的邏輯，并被國際社會認同，毫無幫助。[73]中國政府在面對美國針對中國的不實報告和無端指控時，應當組織國內智庫和高校的貿易專家，撰寫嚴謹的研究報告，以“白皮書”等官方文件表達中方立場和態度，并翻譯成英文在國際社會上廣而告之；[74]另一方面，中國應結合國內經濟轉型的客觀需要做出相應調整，加大國內有效供給不足領域產業的對外開放。中國自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一直與相關國家進行完全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談判。截至目前，在世界貿易組織164個成員國中，只有80多個國家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但是，占中國進出口總額45%的前三大貿易伙伴美國、歐盟和日本都沒有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這不利于中國應對和解決國際貿易摩擦。美歐日否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的重要原因是中國在電信業務、保險、銀行、音像、教育行業等方面沒有完全兌現“入世”承諾，向外資放開準入。[75]中國落實對外開放舉措，有雙重必要性：一是吸引外國投資，提振經濟活力；二是做大利益共同體，形成國際性的統一戰線。當前在對外開放中，存在突出的“進門容易經營難”的現象，要切實改變這種情況，需要國家層面的協調統籌，克服部門利益的掣肘，通過主動對外開放贏得改革開放的自主權和話語權，走向全方位開放。[76]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于2018年10月14日在G30國際銀行業研討會上發言指出：“為解決中國經濟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我們將加快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并考慮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有企業。我們將大力促進服務部門的對外開放，包括金融業對外開放。”[77]“競爭中性”原則最早由澳大利亞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其目的在于確保公共企業與私人企業平等競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后來將“競爭中性”原則發展為：在國企與非國企并存的情況下，確保國有企業與政府部門間的聯系不給國有企業帶來額外的競爭優勢。[78]TPP（跨太平洋伙伴協議）第17章對國有企業在全球經濟環境經營做出詳細規定，試圖全面解決國有企業商業活動問題，即國有企業同私營企業在國際貿易與投資方面的競爭，并對國有企業競爭中性進行了規定。[79]另外，美墨加協定（USMCA）在第22章——國有企業和指定壟斷中規定了關于競爭中立的條款，如第22.11條技術合作的（b）項要求締約方應當同意分享包括競爭中立規則在內的以確保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公平競爭的最優做法的信息。[80]第22.5條第2款也有關于監管中立規則的約定：“每一締約方應當確保締約方設立或維持的監管國有企業的任何行政機構，以公正的方式對由其監管的企業，包括非國有企業，行使監管裁量權。”[81]然而，競爭中立的實體內容或核心原則至今還沒有在國際經濟或貿易協定中形成一個對國有企業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則。

中國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公平競爭體系，關鍵是落實競爭中性原則的具體要求。現有國際上某些國企競爭規則的制定過于偏重限制國企，在有些方面矯枉過正，甚至在某些國家出現有針對性地限制特定國家國企的現象。例如，歐美一些政府對跨國收購和經營的中國企業，尤其是國企實施歧視性政策，采取了“將企業行為政府化”（將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市場行為視為政府行為）和“視所有權同一化”（將所有的中國國企都視為同一家企業）。這種看法和隨之衍生的政策，可能構成中國企業走出海外經營的體系性障礙，偏離了“競爭中性”的標準。[82]因此，在制定有關規則的過程中，制定機構應強調政府對不同企業的公平對待。另外，政府在按照“競爭中性”原則監管企業的同時，不能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進行歧視。現有的世界貿易組織法的規范本質是“所有制中性”，其規范對象是政府行為，不允許各成員政府專門針對其他成員的特定所有制的企業采取歧視措施。[83]我國要真正實現國企的“競爭中性”，一方面要在電信、電力、鐵路、能源等領域，采取明確行動向民企和外企開放，允許各類企業獲得公平的準入資格；另一方面要淡化國企的行政色彩，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推動國企管理層的“職業化、市場化”。[84]

以1947年簽訂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為基礎的世界多邊貿易體制發展至今，為世界貿易和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框架。從工業革命以前到20世紀50至70年代，國家之間由于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出現，貿易壁壘逐漸減少，貿易摩擦能夠得到有效協商和解決，世界貿易進入蓬勃發展階段，世界貿易增長率相較以前增長200多倍。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在世界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和全球貧富差距局部拉大的背景下，全球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發展中的問題逐漸暴露。例如，由于WTO成員眾多，成員國在多邊貿易體制談判過程中難以達成共識。逆全球化思潮和保護主義抬頭，自由貿易協定（FTA）在多邊貿易體制之外日益發展。與此同時，隨著各國利益分歧逐步顯現，多邊議題推進放緩。作為曾經任職8年的世貿組織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曾表示，治理全球化唯一有效和公平的做法是多邊參與，盡管它有時是耗時的、痛苦的、復雜的。這是因為需要多方坐下來討論協商。但是，從長期看，多邊贏家的價值遠高于雙邊贏家的價值。多邊協作可以通過區域或雙邊的協作進行補充完善，但是不應該以雙邊主義取代多邊主義。這將走倒退之路，也不是正確的選擇。[85]

針對當前的貿易沖突，世貿組織副總干事艾倫·沃爾夫（Alan Wm. Wolff）提出了八項命題提議，[86]指出任何單邊行動不可能締造一個世界貿易體系。一些區域性協定可能對經濟和體系帶來好處，例如TPP、TTIP等，但同樣會對未來多邊層面的改革形成障礙。最惠國待遇和非歧視原則是世界貿易體系的基石。[87]目前許多規則都是幾十年前談判達成，然而當前世界經濟不斷向前發展，貿易模式轉型、貿易措施發生急劇變化。在管理貿易沖突方面，最好的方式不是報復和反報復，而是需要更新國際貿易體系規則，以使所采取的措施能夠被規則囊括。[88]在地緣政治中，國家之間的沖突不可避免，關鍵是如何有效管控。中美經貿關系的可持續發展有賴于國際規則。[89]國際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對比變化會對國際組織和國際行為準則產生調整的壓力。但是這種調整和變革必須在國際法的框架下進行。[90]WTO作為國際經貿領域最重要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多邊規則體系必須得到維護。WTO的缺陷應該通過新的談判加以彌補，而不能在完成新一輪WTO談判之前，用單邊、雙邊甚至地區性的解決辦法代替WTO的解決辦法，事實上瓦解WTO機制。否則，國際貿易體系將處于失序狀態。[91]

對于中美貿易戰，中方采取了中美雙邊談判與WTO磋商和爭端解決機構（DSB）解決“兩條腿走路”的方針。[92]中美貿易戰已經打響，中美是否會重開談判不得而知。但是，中美貿易代表團進行的雙邊談判，如何盡可能把博弈導入WTO框架內，讓WTO爭端解決機制在中美貿易戰中發揮穩定的平衡作用，對于消除貿易戰的影響，維護以WTO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具有現實意義。[93]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歐委會主席容克于2018年7月25日在華盛頓會晤后宣布，美歐雙方就致力于消除關稅和貿易壁壘達成一致，雙方將進一步加強雙邊貿易關系，致力于零關稅、消除非關稅壁壘、消除對非汽車工業產品的補貼。此外，雙方還將努力在服務貿易、化工、醫藥產品以及大豆等領域減少貿易壁壘并增加貿易量。[94]“無關稅、無壁壘和無補貼”的“三無”自由貿易政策因為脫離不同國家經濟發展階段來空談自由貿易，反映的是“叢林法則”而非公平原則。因此，中國必須堅定維護多邊體制，以開放、平等的方式與各國結成經貿伙伴關系，積極參與多邊體制的協商與改革，最大限度贏取其他國家的信任，削弱美國霸權，減小特朗普通過美歐以及歐日自由貿易協定削弱和割裂多邊貿易體制的可能。[95]

我國可以建立自由貿易統一戰線，通過進一步降低關稅和開放國內市場的策略，加大開放的力度和深度，通過自由貿易協定，建立起更為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宣布了中國擴大開放新的重大舉措，中國推出眾多對外開放措施，包括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強化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等。[96]尤其是要逐步開放制造業和服務業市場，降低關稅壁壘，加快金融服務業開放進程，盡快與國際接軌。

尋求多元化的國際市場。我國在農產品、資源能源類產品、技術類產品方面都應降低對單一國家的貿易依存度。以農產品為例，我國是世界大豆第一大進口國，占世界大豆總進口量的60%以上，其中從美國進口的大豆約占我國大豆進口總量的35%。[97]如今中美關系日益緊張，我國政府可以大幅度降低從美國進口大豆為戰略性條件，在后期進行的中美貿易談判中贏得主動性，但前提是不對國內居民的消費需求和農業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我們既要通過尋找并鼓勵使用替代產品來影響居民對大豆的消費需求，又要培育新的大豆進口來源國，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資源稟賦優勢主動推進東亞、東南亞經濟合作，營造穩定的睦鄰經貿環境。另外，對核心技術和關鍵產品，在加快推動我國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應尋求替代國或者自主研發。

中國需要和其他國家發展貿易關系，需要給其他國家以預期，尤其是中國在發展“一帶一路”倡議時，只有維護多邊體制，維護國際法治，才能給世界其他貿易伙伴提供預期，這樣其他國家也容易接受中國釋放出的合作意愿。[98]目前，“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主要是以政策為基礎，通過項目執行和推動政策。項目的執行是由相關國家政府間以簽訂備忘錄等形式進行，參與的企業需簽訂合同，并在必要時與政府簽訂協議。以項目作為切入點的國際合作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各參與國政策上的支持和協調，亦需各國法律上和行政層面的配合。當“一帶一路”沿線國之上沒有一個相對統一的標準時，各國各自修改和制定的法律法規必然會有差異、沖突之處。因此，我們有必要構建“一帶一路”多邊規則。首先，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項目需要具有法律拘束力文件的規范；其次，“一帶一路”沿線國都或多或少地參與了其他國際規范，這些國際規范僅適用于其所規范的經濟領域和事項，無法適用到“一帶一路”項目。這說明“一帶一路”沿線國有必要相互簽訂關于待遇標準的協議，確保不會違反其他條約下的義務，此任務很難由相互不緊密銜接的備忘錄等完成；最后，特朗普政府廢止已簽署的協議，拒不遵守多邊組織的規則，嚴重威脅了以“條約必須信守”作為國際法基本原則的權威性和多邊規則的法律拘束力。與美國退出多邊機制相比，[99]中國構建一套適合“一帶一路”的多邊規則不僅可以彰顯對全球化和多邊機制的實質性支持，證明各國對“條約必須信守”原則的堅持，而且符合“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切實需要。[100]

在新工業革命變革的時代，全球分工從產業間向產業內及產品內演變，世界各國從傳統的產業分工演變為價值鏈的合作，全球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投資貿易自由化共同推動世界各國深化開放合作。但是，金融危機以來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升級，美國試圖繞開WTO規則標準，同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謀劃構建全球經貿合作新規則、新標準和新體系，WTO面臨著如何改善爭端解決機制（DSB）、解決全球經貿合作的不平衡問題、協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沖突問題、提高成員談判決策效率的問題等挑戰。在此背景下，中國在推動WTO改革方面需要有清晰定位，促使自身在WTO改革過程中能夠切實發揮更加積極的建設性作用，促進世界各國走開放融通、互利共贏之路，進一步積極推動WTO改革創新和變革。[101]同時，中國應通過“一帶一路”擴大對外投資，使“一帶一路”投資項目與全球化的趨勢高度吻合，既可以滿足沿線國的需要，又能符合全球化發展的要求。在堅持風險可控的原則的前提下使收益最大化，建立國別風險評估評價體系，鞏固中國在世界貿易體系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結語

中美貿易戰受制于世界政經局勢、社會意識形態和中美關系的演化。美國單方面挑起的貿易戰實質上是為了遏制中國的經濟和工業的發展，反映的是美國致力于改變現有國際貿易、經濟和政治秩序的政策。中國有妥協也有斗爭，總體上是化壓力為動力，走向更加開放。[102]

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貿易國和最大的經濟體，兩國的經貿關系不僅會影響國內的經濟發展，也會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面對中美貿易戰，中國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努力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美正常關系的實現，歸根結底要靠中國自身綜合實力的提升。中美貿易戰無異于最好的清醒劑，暴露了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關鍵核心技術、軍事實力、對外開放、法治建設等領域跟美國的巨大差距。[103]我們只有意識到短板才能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和技術創新，同時要從本國國情出發，有理、有利、有節地維護自身權利、提出中國訴求，參與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的重建。

注釋

[1]“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對公元前5世紀希臘城邦雅典與斯巴達之間戰爭原因的描述，認為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后來這一概念被廣泛推廣和應用并上升到了理論高度，即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該理論用來描述和揭示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必然發生沖突的現象。

[2]參見《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3、4項。

[3]王悅：《“一帶一路”助推中國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法制與社會》，2018年5月刊（下），第118頁。

[4]《中美貿易戰，一起梳理來龍去脈！》，百家號，2018年3月28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6140714871523418&wfr=spider&for=pc，訪問日期：2018年4月16日。

[5]楚樹龍、周蘭君：《特朗普政府外交特性及其對世界和平和中國的影響》，《現代國際關系》，2018年第8期。

[6]Dan Prud' homme, Max von Zedtwitz, Joachim Jan Treaen, Martin Bader,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ies: Workings in China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September 2018, available at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18.05.022.

[7]王玫黎、武俊松：《中美貿易摩擦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防范》，《人民法治》，2018年第10期，第55頁。

[8]王江雨：《國際關系中的中美關系：沖突是宿命嗎？》，《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5期，第3頁。

[9]《外交部：美國官員對中方“通過民用核合作獲得美技術”的指責毫無根據》，新華網，2018年7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8-07/20/c_137336620.htm，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7日。

[10]《外交部：中方為避免貿易摩擦升級盡了最大努力》，新華網，2018年7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7/19/c_1123151296.htm，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6日。

[11]《美艦擅自進入中國南海島礁鄰近海域，我外交部和國防部齊發聲》，東方網，2018年10月3日，http://news.eastday.com/w/20181003/u1ai11868149.html，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6日。

[12]朱穎：《中美貿易戰擴散到政治對抗》，2018年10月4日，http://www.uzbzw.com/mon/keji/20181004/49644.html，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3日。

[13]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2017年中美貿易順差為創紀錄的2758億美元，而美國商務部的統計為3759億美元。中美統計差異的原因包括統計方法、轉口貿易、服務貿易等方面的差異。中國方面認為，現行的統計方法不適用于全球化生產時代。此外，貿易差額也與美方高技術對華出口管制有關。參見趙廣彬：《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和企業的影響》，https://www.pwccn.com/zh/research-and-insights/publications/china-us-trade.pdf，訪問日期：2018年9月5日。

[14]《中美經貿摩擦第一階段盤點：11張數據圖讀懂局面》，百度新聞，2018年10月1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4002258866911878&wfr=spider&for=pc，訪問日期：2018年10月20日。

[15]李文：《中美貿易摩擦尖銳化的深層客觀原因》，《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8月下（總第152期），第21頁。

[16]Peter Navarro, The Coming China Wars: Where They Will Be Fought and How They Can Be Won, FT Press, 2007; Glenn Hubbard and Peter Navarro, Seeds of Destruction: Why the Path to Economic Ruin Runs Through Washington, and How to Reclaim American Prosperity,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1, pp. 106-124.

[17]任澤平：《中美貿易戰再度升級：本質、應對和未來沙盤推演》，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MxODAzMQ==&mid=2652677688&idx=1&sn=fa0674173e5d8f5c7071f2f73700ff38&chksm=bd4011188a37980ea3da3c03fd0b39b7bff687f5422c85fdf5270693dab32ad15c619440cd03&mpshare=1&scene=1&srcid=0918IlLV2DxC17cKK94xDkkt&pass_ticket=McdPOie8KGZrtUQBpg5r3c7Eu%2F%2BG0VSJtsOzPEbMUaWTTeOFL0QBtBXun3Lq3HYi#rd，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日。

[18]《社科院專家：解讀中美貿易戰的演進脈絡》，2018年4月4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71,20180404853142249.html，訪問日期：2018年4月19日。

[19]孟亮、梁瑩瑩：《中美貿易爭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多階段動態博弈分析》，《中國流通經濟》，2018年9月第32卷第9期，第92頁。

[20]Mark Wu, "The 'China Inc.' Challenge to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Harva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6, 57(2), pp. 262-324.

[21]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June 2018.

[22]韓立余：《如何看待當前的中美貿易戰？》，2018年10月13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ODk2NTU4NA==&mid=2247483669&idx=1&sn=2ae987cf4a46b3ffb48394e1741ecade&chksm=f981912acef6183c525a5ee6a5afdffdc7180f0285142d9e3690851b7a5baec0ba2e972beed2&mpshare=1&scene=1&srcid=1015MTRyG6eLdHdEfRJpBHTM&pass_ticket=mg6i3pjK9TJS5ZLeX8HATWxf4yZ7w4J9inqnFtWbTC6L1MkjPDAo9e%2B3uu0rFyB4#rd，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5日。

[23]《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國政府網，2018年3月5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8lh/2018zfgzbg/mobile.htm，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7日。

[24]緩緩君：《中美貿易戰升級：中國正面臨史無前例的挑戰！》，2018年6月20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zA2NTc3MQ==&mid=2669174203&idx=1&sn=620b657cb7a8bae748678982b0c65904&chksm=f0f1ebffc78662e96dc04ead7f80d3cb50a65edaac58fd2b9b591900cb44ff6112a667a8a63a&scene=21#wechat_redirect，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日。

[25]《社科院專家：解讀中美貿易戰的演進脈絡》，2018年4月4日，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71,20180404853142249.html，訪問日期：2018年4月19日。

[26]《專家學者聚南開研討中美貿易摩擦》，2018年4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ODAyODAzNA==&mid=2648767196&idx=2&sn=39137962616cfe7a260fee30eaf1a17b&chksm=f04c6131c73be8278e47a4e60403c3e77a21c418c97ba69e5d40a74cfae3490b5af3dda68b96&mpshare=1&scene=23&srcid=04115JJjeLfHvx7G8rLe4cWf#rd，訪問日期：2018年4月19日。

[27]王玫黎、武俊松：《中美貿易摩擦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防范》，《人民法治》，2018年第10期，第55頁。

[28]趙曉、任澤平：《中美貿易戰與萬歷十五年：板塊級沖撞與中國出路》，2018年7月7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Q0MDQ0Nw==&mid=2652935178&idx=1&sn=94190070056d77434e7c02bae2692be2&chksm=8496869ab3e10f8c209327392fedb0850f692aef0c8aab226141bdf01a67f703060d500eddc0&mpshare=1&scene=1&srcid=10026s9QElycZZn2jjOBWSrZ&pass_ticket=GDJ5YFTdPGM%2B68MkiRpYIHdnvZgvJ72wv7b74YsS5mvsgnWr1n%2B8asX9Wl7D3mvM#rd，訪問日期：2018年10月4日。

[29][33]USMCA Article 32.10.4: Entry by any Party into a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a non-market country, shall allow the other Parties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on six-month notice and replace this Agreement with an agreement as between them (bilateral agreement).

[30]《美國商務部裁定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6點標準》，華府網，2018年4月17日，http://www.chineseindc.com/article-104216-1.html，訪問日期：2018年10月22日。

[31]USMCA Article 32.10.1:At least 3 months prior to commencing negotiations, a Party shall inform the other Parties of its intention to commence free trade agreement negotiations with a non-market country. For purposes of this Article, a non-market country is a country that on the date of signature of this agreement at least one Party has determined to be a non-market economy for purposes of its trade remedy laws and is a country with which no Party has a free trade agreement.

[32]USMCA Article 32.10.3: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no later than 30 days before the date of signature, that Party shall provide the other Partie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full text of the agreement, including any annexes and side instruments, in order for the Parties to be able to review the agreement and assess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this Agreement. If the Party involved requests that the text be treated as confidential, the other Parties shall maintain the confidentiality of the text.

[34]《美墨加貿易協定：又一次針對中國的降維打擊？》，觀察者網，2018年10月3日，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hare?pageType=1&isBdboxFrom=1&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349695889798144112%22%2C%22sourceFrom%22%3A%22bjh%22%7D&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訪問日期：2018年10月4日。

[35]United States – Measures Related to Price Comparison Methodolgies, WTO Doc. WT/DS515/1, G/L/1169 (adopted on December 15, 2016) and European Union – Measures Related to Price Comparison Methodologies, WTO Doc. WT/DS516/1, G/L/1170 (adopted on December 15, 2016).

[36]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5.(a)(ii): The importing WTO Member may use a methodology that is not based on a strict comparison with domestic prices or costs in China if the producers under investigation cannot clearly show that market economy conditions prevail in the industry producing the like product with regard to manufactur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that product.In any event, the provisions of subparagraph (a)(ii) shall expire 15 years after the date of accession.

[37][38]柯靜：《國際所與上海市美國問題研究所聯合舉辦“‘美墨加三邊協議’的影響及中國應對”研討會》，2018年10月18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zc1OTU4MA==&mid=2247486093&idx=1&sn=4e98a1fc77695a4727e5dc71e99cefc5&chksm=96cbc03ea1bc4928dc7af8b696d78adc58a63757902f965834d0c6ec3545efe121f7481e26d0&mpshare=1&scene=1&srcid=&pass_ticket=108npLOydUiRHKTYZWPXXMXzhJ9mRUCOqQdT0%2F1QFrRzruc5g5uD0uuy93rY8xHv#rd，訪問日期：2018年10月20日。

[39]James J. Nedumpara & Weihuan Zhou (eds), Non-market Economies in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The Special Case of China, Springer, 2018.

[40]歐陽萍：《從關稅改革看英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學海》，2011年第5期，第167頁。

[41]董國輝：《〈羅加——朗西曼條約〉的簽署及其評價》，《史學集刊》，2013年9月第5期，第77頁。

[42]1932年7月至8月，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聯邦、愛爾蘭、紐芬蘭、印度和南羅德西亞等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召開了一次帝國經濟會議，史稱“渥太華會議”。與會國共簽訂了12份雙邊貿易協議，正式建立起了帝國內部的特惠關稅制度，即“帝國特惠制”。

[43][44]孫瑩：《歷史學派帝國特惠思想和張伯倫關稅改革運動》，《學海》，2018年第2期，第158～164頁。

[45]倪宏忠：《1932年渥太華會議前后英美在加拿大的經濟博弈》，《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9月第29卷第9期，第105頁。

[46]CAB 24/ 234. Imperial Economic Conference at Ottawa, 1932. United Kingdom- Canadian Agreement.

[47]劉楠：《1921～1939年英蘇外交關系研究》，2013年4月15日，http://kreader.cnki.net/Kreader/CatalogViewPage.aspx?dbCode=cdmd&filename=1013236850.nh&tablename=CMFD201402&compose=&first=1&uid=WEEvREcwSlJHSldRa1FhdkJkVWEyZnAyYk9OYzNqbXVTaVhyYmxYWUZnT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2日。

[48]歐陽萍：《從關稅改革看英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學海》，2011年第5期，第170頁。

[49]胡天陽：《20世紀30年代英國“帝國特惠制”探析》，2013年4月，http://www.docin.com/p-783747473.html，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4日。

[50]尚彥軍：《經濟援助的力量——評英帝國特惠制衰敗過程中的一個外在因素》，《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增刊《世界歷史研究》，第196頁。

[51]William B. Kelly, "Antecedents of Present Commercial Policy", in William B. Kelly, Jr. (ed), Studies in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Polic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 64.

[52]薩本仁：《評邱吉爾到希思的歐洲聯合的構想與實踐》，《史學月刊》，1986年第3期，第93頁。

[53]趙柯：《試論大國經濟外交的戰略目標——美國經濟外交與大英帝國的崩潰》，《歐洲研究》，2014年第4期，第72頁。

[54]《國際貿易與就業會議討論建議》中針對特惠制的三項條款內容包括：第一，英國與其自治領的現有協定不應阻礙對特惠關稅的調整；第二，降低和削減特惠關稅；第三，不得在任何情況下提高特惠水平或增加特惠內容。

[55]沈逸：《中美貿易戰觀察（四）：毒丸計劃神似帝國特惠制，表面強勢難掩霸權頹勢》，2018年10月8日，https://m.guancha.cn/ShenYi/2018_10_08_474682.shtml?s=fwrphbios&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3日。

[56]徐煜：《論一戰后英國與自治領關系的變化》，《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2月第26卷第1期，第123頁。

[57]舒建中：《關貿總協定的建立與美國對外政策》，《世界歷史》，1999年第2期，第33頁。

[58]莫洛托夫計劃（Molotov Plan）是指1947年蘇聯為了防止東歐“離蘇傾向”，加強與東歐經濟聯系，援助東歐經濟發展而與東歐各國簽訂的經濟協議總稱。1947年7～8月，蘇聯分別與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等東歐國家簽訂了貿易協定，以此來抵制和反擊“馬歇爾計劃”。

[59]布雷頓森林協議（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協定。英國經濟在二戰中遭到嚴重削弱,傳統的以英鎊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已經難以維持。1944年，包括中國在內的44個國家代表在美國的布雷頓森林召開會議，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核心內容包括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國際貨幣事務進行磋商，為成員國的短期國際收支逆差提供融資支持；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和美元掛鉤，實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取消經常賬戶交易的外匯管制等。

[60]葉楨：《以史為鑒：冷戰時期的大國經濟博弈》，2018年10月19日，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420358?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訪問日期：2018年10月21日。

[61]易憲容：《中美貿易沖突的理論反思及未來展望》，《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8月下（總第152期），第80頁。

[62]《與世界攜手共贏——改革開放40年中國制造融入全球貿易體系》，新華網，2018年7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7/23/c_1123165927.htm，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7日。

[63]《中美貿易戰：挑戰和機遇》，《學習時報》，http://inews.ifeng.com/59573313/news.shtml，訪問日期：2018年8月25日。

[64]沈建光：《中美貿易戰演化路徑與前景分析》，《清華金融評論》，2018年第7期，https://mp.weixin.qq.com/s/FWTph4JvPwwb_U4Ux619mw，訪問日期：2018年8月7日。

[65]［美］杰弗瑞·斯考特：《美墨加協議：貿易與投資領域的倒退》，2018年10月19日，https://piie.com/blogs/trade-investment-policy-watch/mexico-canada-and-united-states-step-backwards-trade-and，訪問日期：2018年10月21日。

[66]根據美墨加協議規定，一輛轎車或卡車要免稅進口，必須有75%的零部件由北美地區生產。這一比率現在是62.5%。另外，70%的鋼和鋁也必須由北美地區生產。每一輛轎車或卡車40%的零部件必須由每小時工資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制造，這被視為抑制企業向墨西哥轉移汽車組裝線。所以，汽車生產商只能選擇服從該協議的新規定或放棄地區關稅優惠。轎車生產商很有可能選擇后者，因為他們依然可以使用產自世界任何一國的零部件，并且只需支付較低的最惠國待遇（MFN）關稅（2.5%），而無需重新調整其零部件供應鏈。卡車生產商則截然相反，因為美國對卡車征收25%的最惠國待遇關稅。

[67]《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國面臨輸掉貿易戰的危險》，https://m.guancha.cn/SiDiGeLiCi/2018_08_02_466563.s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10006-weixin-1-52626-6b3bffd01fdde4900130bc5a2751b6d1，訪問日期：2018年8月8日。

[68]《對華出口大跌！美8月貿易逆差逼近歷史最高，特朗普又怒了：加息導致逆差增加》，搜狐財經，2018年9月28日，http://www.sohu.com/a/256686826_557006，訪問時間：2018年10月3日。

[69]《美經濟學家：貿易戰美國一定輸，但特朗普可能贏》，觀察者網，2018年8月2日，http://news.sina.com.cn/w/2018-08-02/doc-ihhehtqf2800925.shtml，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7日。

[70]沈逸：《中美貿易戰觀察（四）：毒丸計劃神似帝國特惠制，表面強勢難掩霸權頹勢》，2018年10月8日，https://m.guancha.cn/ShenYi/2018_10_08_474682.shtml?s=fwrphbios&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3日。

[71][72]賀小勇：《WTO視角下的USMCA》，2018年10月3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ODM1OTcyMA==&mid=2247484415&idx=1&sn=e611ef08838a32fdfda6a2140d88144a&chksm=97eaf138a09d782e911928800f0c01ddb3ea9c7975cf8af6b2baa0c94a229477259fce0e69ec&mpshare=1&scene=1&srcid=1003QUB0j1Y4S9yxdJWVeSSN&pass_ticket=vfQuAYusQMhsYCz0dgJzgo1VKYXwQIS47m0UXZqcyvdEv7B6MnLmAO7tcgW0RSYb#rd，訪問日期：2018年10月4日。

[73]邢予青：《中美貿易戰的辯論：美國先勝一籌》，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78379?adchannelID=&full=y&archive=，訪問日期：2018年7月17日。

[74]占豪：《中國這招高明，貿易摩擦白皮書有六大作用，給美國只留一條活路！》，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NjM3MzQzOA==&mid=2651743193&idx=3&sn=073bf05045da01f2aa08a5770c9c4145&chksm=8b4bdc08bc3c551ee284495f6e14fa79189fa9786c38cd99d5b017323fb1fa482eacfbfd0308&mpshare=1&scene=1&srcid=0926dO15tmsoOMWAulxqeJS7&pass_ticket=McdPOie8KGZrtUQBpg5r3c7Eu%2F%2BG0VSJtsOzPEbMUaWTTeOFL0QBtBXun3Lq3HYi#rd，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日。

[75]小微群眾：《“毒丸”條款有多毒？》，2018年10月9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Tg0NjA5Mg==&mid=2247484380&idx=1&sn=5c30fb0003201c45e48f546d96d436d8&chksm=f96c307fce1bb9695e05bd90ca6cdf99bd5011cbc0f2209076e49db8c8173b943ae22af19e52&mpshare=1&scene=1&srcid=1014SXvxiV6rKN6bzOtNhMUn&pass_ticket=89kJg5gYWCBaBon7%2B%2FjucwbAwvybTVjAmIZJ8mrjjTzPhYIrwL8lSTMDVx2T%2FgPe#rd，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4日。

[76]俞建拖、盧邁：《一場未加掩飾的遏制——美國對華戰略轉型與中國的應對》，2018年9月11日，http://www.sohu.com/a/253165244_611499，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4日。

[77]《易綱行長在2018年G30國際銀行業研討會的發言及答問》，中國人民銀行，2018年10月14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643836/index.html，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5日。

[78]《重要：評易綱首次對國企競爭中性原則表態》，國際經貿在線，2018年10月15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81015/16528101_0.shtml，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5日。

[79]《TPP協議的五大要點》，環球網，2015年11月6日，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5-11/7928511.html，訪問日期：2018年10月30日。

[80]USMCA Article 22.11: The Parties shall, where appropriate and subject to available resources, engage in mutually agreed technical cooperation activities, including: (b) sharing best practices on policy approaches to ensure a level playing field between state-owned and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policies related to competitive neutrality.

[81]USMCA Article 22.5.2: Each Party shall ensure that any administrative body that the Party establishes or maintains that regulates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exercises its regulatory discretion in an impartial manner with respect to enterprises that it regulates, including enterprises that are no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82]王江雨：《權力轉移、模式之爭與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5期，第3～17頁。

[83]《重要：評易綱首次對國企競爭中性原則表態》，國際經貿在線，2018年10月15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81015/16528101_0.shtml，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5日。

[84]劉勝軍：《國企與民企關系之爭一錘定音：競爭中性》，2018年10月16日，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8-10-16/doc-ifxeuwws4906080.shtml，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7日。

[85]劉思悅：《在貿易談判上，日本為何與美國“作對”？》，http://m.haiwainet.cn/middle/3542940/2018/0810/content_31372962_1.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訪問日期：2018年9月5日。

[86][美]艾倫·沃爾夫（Alan Wm. Wolff）提出的八項命題提議是：（1）文明（Civilization）必需基于法治，可持續的貿易關系需要以遵守規則和承諾作為根基；（2）自律是遵守國際貿易規則的首要方式；（3）自律一般能夠被貫徹實施，但卻并不總是如此；（4）通過多邊協定營造一個和平、積極的世界商業環境；（5）為了全球和各國的經濟福祉，營造一個積極的全球商業環境，這符合所有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長遠利益，符合所有公司和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這需要對當前的體系進行投入；（6）有效管理國際貿易體系需要三位一體的運作機制：規則制定（立法職能）、爭端解決（一種可以訴諸調解和裁決的協商程序）和執行機制；（7）維持當前貿易體系并推動其向前發展，這需要領導力；（8）未來掌握在你們手中。

[87]崔曉靜、丁穎：《WTO非歧視原則在國際稅法領域的適用——評阿根廷金融服務案》，《國際稅收》，2016年1月，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c3df6fa2107439c8318947a18e7f9386.html，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4日。

[88][89]［美］艾倫·沃爾夫（Alan Wm. Wolff，現為世貿組織（WTO）副總干事）：《沖突時代的法治》，彭德雷編譯，https://mp.weixin.qq.com/s/9aXiJHTrC0xjgQcuPeN1OA，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4日。

[90][91][92][93]余永定：《貿易沖突或成常態中國如何應對？》，https://mp.weixin.qq.com/s/okNdqxqKlaVO4718u4ju-g，訪問日期：2018年8月6日。

[94]《初步貿易協議致力于零關稅、零壁壘美歐后續談判變數猶存》，《21世紀經濟報道》，2018年7月27日，https://finance.qq.com/a/20180727/012684.htm，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4日。

[95]王晉斌：《特朗普為何強推“三無”自貿政策？跳出“貿易戰”來看清楚》，https://mp.weixin.qq.com/s/1KzkkRyM8nx4qbYZs8an6Q，訪問日期：2018年8月8日。

[96]張長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人民日報海外版》，2018年4月24日，第5版。

[97]魏浩：《中國反制美國大豆進口的應對戰略與啟示》，《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8月下（總第152期），第34頁。

[98]彭德雷：《十問中美貿易戰》，https://mp.weixin.qq.com/s/i6aAKyk7SVAT4mnhw9eMgA，訪問日期：2018年7月16日。

[99]于恩鋒：《特朗普沖擊與美元同歐元貨幣競爭》，《國際關系研究》，2018年第4期。

[100]王貴國：《中美貿易戰背景下“一帶一路”建設的思考》，《中國法律評論》，2018年第5期，第25～32頁。

[101]《WTO改革發展新動向及中國的戰略定位》，全球技術地圖，2018年10月9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OTExNDY1NQ==&mid=2651534155&idx=1&sn=5e69ab6fa7b30e44f5393359d3c97ea0&chksm=f18240bbc6f5c9add1a5f4c062599ffbf6589f5696abd17551728c2fcbb85699cbe605406dfd&mpshare=1&scene=1&srcid=1012Nta86qcFqCPi0JYKdF8y&pass_ticket=lSRFdxbC32KTt0ctQ2PVHUR8H2%2FQ%2FFKaPCGvEPGkD3qGzh3AfGab%2BIjIyzeHKpTG#rd，訪問日期：2018年10月14日。

[102][103]任澤平：《中美貿易戰背后更深層次的是“改革戰”》，https://mp.weixin.qq.com/s/NyQycKJeF4jcJTpdrY1J-w，訪問日期：2018年8月18日。

責 編／馬冰瑩

The "Thucydides" Logic and Containment and Anti-containment Through Rule-making

—The Underlying Reason Behind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

Shen Wei

Abstract: The Sino-US trade war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power and influenc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cline of the statu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based o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e-globalization. The Sino-US trade war reflects the logic of containment and anti-containment of the Thucydides Trap. The United States is good at maneuvering rules to legitimize its unlawful and unreasonable demands when it sanctions other countries and deals with their countermeasures. In the Sino-US trade war,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restricts investments by Chinese companies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but also intends to exclude China from the free trade system with the "non-market economy" clause in the US-Mexico-Canada Agreement, thus encircling and containing China by means of rule-making.

Keywords: Sino-US trade war, imperial preferential system, US-Mexico-Canada Agreement, poison pill clause

【作者簡介】

沈偉，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投資法、國際金融法和國際經濟法。主要著作有《國際經濟秩序是如何形成的——法律、市場和全球化》《Rethinking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A Law and Economics Approach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