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將人類帶入了一個波瀾壯闊的偉大時代。這并不是一個寧靜愉悅、讓人們沉浸于玫瑰色夢想的溫馨時代，而是一個沖突迭出、風險四伏的變革時代。逆全球化的經濟態勢、后冷戰的對峙格局、風險社會的廣泛延展構成了這個偉大時代的基本挑戰和宏大命題，而所有這些命題都可以在歷史發展的軌跡中尋到其時空位置和相關關系。觀察世界秩序的演變邏輯，國際社會可以被描述為長期經歷著倫理與實力交互主導的波浪行進、理想與現實之間替代呈示的螺旋演化。就中國而言，要旨在于抓住中美關系這個綱舉目張的樞紐，秉持謙和大度的交往心態，在經濟、文化、政治、科技等方面穩健發展，通過自身的持續向好發展來促動世界格局的再全球化。

【關鍵詞】逆全球化 后冷戰格局 全球風險社會 再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1.003

2018年的世界格局可以用“云詭波譎”來形容。一系列的“黑天鵝事件”，使得人們對于世界所處的狀況充滿疑惑。而各種現象之中，最為突出的是美國的系列舉措。[1]美國不僅宣布退出數個重要的多邊國際機制[2]，而且在2018年反復宣布對中國施以高關稅，并對中國的外貿方式和生產政策提出諸多懷疑和指責[3]。所以，學者們對于中美關系的發展也有著很多的憂慮。[4]那么，應當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發展的基本邏輯和基本規律？又應當如何研判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這顯然是學術界都廣泛關心和密切關注的問題。本文擬結合國際關系的歷史事件和基本理論，對上述問題進行簡潔的展開。

世界格局的基本研判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不僅恐怖主義、極端宗教思想暗潮涌動，而且國家間的經濟競爭、政治博弈風起云涌。一系列重大挑戰將人類帶入了一個波瀾壯闊的偉大時代。這個時代注定不會是平和愉悅的“歲月靜好”：不是像19世紀末期的歐洲那樣，由于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制度構建，人們沉浸于人類無所不能、和平的陽光將永遠照耀世界的玫瑰色夢幻之中；而是展現出一幅沖突迭起、風險四伏的景象，將國際關系推向一個大變革時代。這個時代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現為三個基本方面。

全球化進程受阻。我們正經歷著一個逆全球化的世界變局。如果說全球化意味著經濟、科學、技術、思想、文化等方面在全球的維度內進行更為自由的流動，從而產生全球效果的話，那么，逆全球化就是對這樣一種趨勢的反向推動。具體表現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揭示。

第一，開全球化的倒車。主要表現為對于多邊主義國際關系處理方式的放棄以及對于單邊主義的熱情。[5]比如，在以往已經進行經濟貿易自由流動的世界市場加入一些攔截因素，使這個市場變得不再自由。其中包括設置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由此回到原來關稅較高、整個經濟因素流動受到很多遏制的時代。再比如，在相當長時間內，郵政相對自由的流動已經成為一個國際社會的通行慣例，但是到了21世紀，有的國家對這種安排產生了懷疑，進而建議改變原有的付費方式和結構。

第二，對全球化予以減速，放棄一些全球化的努力。例如，在區域經濟合作領域、人權領域、海洋領域、環境保護領域，已經取得了很多突出的全球治理成就，但是一些主要大國退出這些領域，全球性努力由此失去動力。

第三，對全球化的先前努力進行轉向，即主導全球化的行為體在行為方向和方式上發生改變。例如，原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大量的經濟合作，轉變為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大范圍的跨區域合作轉變為小范圍的合作；跨區域合作轉變為區域內合作。

第四，全球化的原有主張者從多邊主義轉為單邊主義，從開放轉為保守。主要體現為那些本來對于全球化采取積極應對、積極引領方式的國家和組織，開始唱衰全球化，進而對全球化的現狀和未來持較為消極的態度，甚至出現了被很多人視為“退群”的方式：某些國家曾經是全球化的積極促動者，現在則對全球化安排產生不同的認識，或者采取與原來不同的態度和行動。其中，最為令人關注的是英國退出歐洲聯盟，美國主張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一系列條約。

后冷戰對峙明顯。人類正處在一個后冷戰的世界之中。這里的“后冷戰世界”，至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予以界定。

首先，冷戰已經終結。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91年，持續了40多年的美蘇兩個大國集團之間的冷戰狀態告一段落。[6]冷戰期間的兩極爭霸、整體對峙和局部熱戰的情況消失，代之以一種相對和平的局面。

其次，雖然冷戰結束，然而意識形態這個作為冷戰基礎的國家間對立格局并沒有從根本上消失。[7]如果深入探究美國與西方諸國對于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態度，就不難理解，雖然冷戰的陰云退去，但是冷戰的氣候并沒有徹底離開我們的世界，基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心理隔閡仍未去除。特別是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它們會自然而然地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一個異己的體系，共產黨領導對于它們來說很難理解和接受。

再次，大國之間的對立和紛爭在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前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大國之間尤為明顯和劇烈，對于西方大國而言，它們很可能并不直接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批評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從包括市場經濟、人權、民主等方面予以批評、嘲諷，在它們認為必要的時候，甚至予以干涉、打壓。[8]

最后，冷戰思維很多時候會通過文明沖突的方式曲折地表現出來。也就是說，這種基于意識形態的對立，在很多時候會轉化為基于文化的對立，進而通過武力、政治、經濟等手段表達相關國家格格不入的文化心理，表達這種國家之間彼此的不接受和不認同。[9]在這方面，西方國家的主動性可能更強，它們的進攻性也會表達得更為明顯。

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之下，中國無論愿意還是不愿意、喜歡還是不喜歡、接受還是不接受，都自然而然地處于“被冷戰”的狀態。[10]

不確定因素增加。我們處在一個充滿著不確定性的世界之中。雖然自古以來風險就存在，但是當今社會如此復雜多樣的風險是以往的人類從未經歷的。在20世紀的后期，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11]就提出了“風險社會”的概念。[12]這個概念強調社會事務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期，至今尚有很大的啟示。[13]當今社會的風險就有可能由三個方面引發。第一，自然風險，由于火山、地震、臺風等自然災害而導致的風險。自然界的風險時常會在世界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些突發情況經常作為不可抗力而改變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第二，技術風險，由于人類行為，如在軍事行動中使用技術、金融交易、互聯網病毒等引致的風險。[14]第三，決策風險，由于政府決策而引致的風險，其中包括為應對風險而產生的新風險。自21世紀啟幕以來，我們經常會把一些狀況稱為“黑天鵝事件”，其中就包括很多國家未能預料到的英國脫歐、美國退出一系列多邊安排的境況。由此，全世界都處在一種對于未來不完全確定、對于前景很難預期的狀況?？深A期性是人生活的非常重要的目標之一，確定性的欠缺就難免使人們陷入對于現實的焦慮，以及對于那些不知未來會不會發生的事件的進一步焦慮之中。

時代演變的邏輯分析

當今的偉大時代雖然看起來對立和斗爭緊張激烈，各種矛盾沖突錯綜復雜；但是如果我們細致冷靜地分析，就不難看出，其實每一條線都有其歷史淵源、時代情境，表面上的繁復雜蕪并非真的混沌混亂，而是有其各自的發展規律和必然性。

逆全球化是全球化進程的自然延展。如果在一個以500年為維度的歷史區間內觀察國際格局，那么當今的全球化境況適于被看成一個波浪曲線中的部分。也就是說，從西方的大航海之日起，就一直存在著關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起伏變化。如果將15～17世紀的大航海、海上貿易視為第一輪全球化的話，那么這輪以貿易和掠奪為核心的全球化在美洲獨立革命的推進下進入終點。而第二輪全球化則在工業化大幅度發展的進程中呈現出一種以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為標志的新局面。進而，以全球分工和資本滲透為特征的全球工業體系，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1929～1933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殘酷的經濟、政治、軍事措施而煙消云散。在世界各國反思以往的戰爭、斗爭教訓之后，基于冷戰期間的經歷，國際社會又一度在全球范圍內迅速調動經濟因素，形成第三輪全球化的新格局。這輪全球化大體上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以自由資本主義為理論內核，以資本、商品、科技、互聯網各方面的因素全球流動為特征。這輪全球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增進了全球的繁榮，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發展的不公平，對于弱勢群體盤剝較為嚴重，甚至導致了財富鴻溝和數字鴻溝的境況。[15]加之自由資本主義的價值觀甚囂塵上，夢想著“歷史的終結”，這顯然超越了客觀現實。因而，這輪全球化是存在著一些先天性缺陷的。[16]審視這種全球化，對這種全球化進行重整，是一種必然趨勢和明智選擇，唯一的差別在于何時、何地、由誰來調整這種全球化。[17]

據此可知，在當前這個歷史時期出現的逆全球化并不是嚴重到不可克服的危機，而是一個在各個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充分研討之下有可能妥善解決并逐漸改善的社會現象。國際關系、世界事務經歷了幾百年的淘洗歷練，各國政治家以及知識分子積累了很多可資借鑒的經驗，有理由相信他們是有可能理性、妥善地處理好本次逆全球化狀況的。

后冷戰意識形態沖突歷史根源深刻。后冷戰格局的出現有其必然性?；仡?9世紀的歷史不難發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的時候，歐洲傳統的政治觀念、意識形態就已經對共產主義呈現出非常強烈的恐懼。所以，歐洲各國政府才會采取各種手段對共產主義進行封鎖和圍堵。20世紀以來，很多國家對蘇聯、中國、朝鮮、古巴、越南（甚至利比亞、敘利亞）采取的諸多行動，其實也無非是19世紀那些應付手段的變形或升級，并沒有什么新的立意。因而，可以說，冷戰的出現是歷史邏輯的必然延伸。[18]既然冷戰結束并不意味著共產主義的消亡，那么冷戰時期存在的對立情緒和對立方式就會以另外的方式表現出來。也就是說，冷戰的思想根源并沒有被真正挖掉。一些國家在共產主義思想的指導之下建設社會主義，這無疑是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那些崇奉資本主義信條的國家，所不樂于接受的事實。因而，它們會高舉“民主和平”的旗幟[19]，進而以各種各樣的手段去遏制非屬西方陣營的國家的發展。美蘇爭霸結束了，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緊張關系卻并沒有冰融雪消。[20]而且當美蘇爭霸告以終結時，中國這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堅定地走著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就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很多西方大國的眼中釘、肉中刺。與此同時，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之中，國家之間的爭斗會體現得更為深刻和復雜。如果說無論以何種方式出現的、處于上升勢頭的大國都必然會面臨著處于控制地位的大國（也就是頂級大國）的忌憚甚至遏制的話，那么意識形態的差異顯然會增加這種忌憚和遏制的烈度。因而，中國在上升之路上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從意識形態和大國上升的維度考量，也就不足為奇了?？梢姡罄鋺饡r代并不是一個全球高唱《歡樂頌》的美好時代，而是一個意識形態斗爭仍然深刻存在的艱難時代，是一個以文明沖突、社會緊張、人權矛盾為表象的鍍金時代。[21]正義戰爭理論再度浮上水面，“保護的責任”等理論試圖為國際軍事干涉涂上道德的光環。[22]

全球風險社會的現實植根于現代性。當今國際社會的這種風險廣泛存在的狀況，實際上與信息的全球高速流動、技術能力的提升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除了自然界的諸多風險像以往一樣發生外；人類社會交通通信電力網、信息網的廣泛鋪開，在很大程度上使自然界的風險危害擴大。與此同時，人類社會設計制造的一系列設施，如核電設施、全球即時通訊的互聯網絡，以及全國性的電力、煤氣、供水網絡，也導致了相關風險的增加。上述設施在很長的歷史時間內并不存在，或者規模和影響很小。人類社會治理風險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信息的高速流動導致人們不可能對于遠處發生的事物一無所知。由此，國家之間就很有可能因為一個與自身關系并不大的外來政策而改變自己的選擇，大量民眾的非理性選擇會導致社會動蕩。所以，管理風險也是在信息全球化的基礎上衍生的一個負面后果。自然與技術的疊加放大了風險的烈度。例如，包括中國的雪災、日本的福島地震等來自自然的風險，如果出現在50年前或者更早，則不會出現特別大的負面影響。但是21世紀就完全不同。就雪災對于中國所造成的主要影響而言，表現為對交通運輸線路特別是以電力為基礎的高鐵的影響，大雪壓斷了空中架設的電線，從而導致高鐵不能正常運行；而在50年（甚至20年）前，高鐵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這種負面效應就無從說起。類似的，日本的福島地震主要導致的問題是核電站的核泄露與核輻射。如果沒有作為新一代技術代表的核電站，也不會產生如此嚴重的負面影響。所以，現代社會的風險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單純的人類之外的因素所導致的不可控事件，而是人類技術與制度參與其中的混合、疊加風險。

總體上說，世界格局的發展邏輯就是既不能過于理想化，設定過高目標，使國際社會的成員無法在實踐中跟進，或者在參與交往的過程中真正受益；也不能完全拋棄倫理道德，在實力的競爭中停滯不前，從而任憑國際關系呈現為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23]放遠歷史的觀察維度，國際關系的進程可以被描述成一個倫理道德理想不斷呈現，同時也反復被拉回到殘酷現實之中的波浪曲線，國家之間經歷著促進合作和增加矛盾之間反復地螺旋，這也正好印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基本方式的論斷。[24]

中國發展的道路探討

偉大時代需要偉大胸懷。只有對人類的歷史與未來有著全盤的認知，有通觀世界大勢、洞見社會規律的視野和氣度，才能夠“亂云飛渡仍從容”。偉大時代需要偉大韜略。胸懷僅僅是思想觀念的表現，還要具體化為國家建設和國際合作的藍圖，唯此才能真正作用于世界秩序。偉大時代需要偉大舉措。戰略作為指導方針，要進一步具體和細化，演化為以一個個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時間表和路線圖，才算是真正落地，切實開花結果，形成現實生活中的國際秩序。思想指引戰略，戰略細化為舉措，由此構劃了一個引領型大國的發展道路；偉大胸懷、偉大韜略、偉大舉措只有緊密契合、有機整合，才能造就偉大國家。

中美關系是世界格局與中國發展的紐結。既然世界秩序的演變邏輯可以被描述為倫理與實力波浪行進、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螺旋演化，那么具有引領地位的大國就特別有必要看準規律、抓住重點、妥善行動。[25]在這個緊要關鍵的時代里，對于中國的上行和發展道路而言，最考驗智慧的就是如何處理好中美關系。換言之，無論我們把當今的世界理解成一個去全球化的世界，還是一個后冷戰的世界，其核心的行為體都是美國。如果能處理好中美關系，則整個國際格局、全球事務就都有可能得到良好的解決；如果處理不好中美關系，就很有可能使得整個局勢混亂而不可控制。所以，中美關系是中國走向大國的核心、樞紐和關鍵。在試圖梳理中美關系的時候，首先應當理解美國的心態。美國如何認識中國？這并不是一個特別難于解決的問題，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美國都沒有把中國看成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其關鍵因素就是中國自身的發展速度沒有那么快，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沒有那么引人注意。但是，2010年之后，中國在經濟方面的增長、軍事方面的強化以及國際政治上的表現給美國帶來了很大的沖擊。具體而言，在經濟領域，中國GDP排行世界第二，美國的一些經濟學家都不無憂慮地表示，在某個時點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與此同時，在國際政治領域，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等一系列國際場合所發出的聲音越來越清晰和明確，其中不僅包括對美國所支持的提案予以否決，也包括積極倡導一系列雙邊、區域、跨區域的多邊經濟合作或其他方面的機制，其中引人注目的既包括“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安排，又包括上海合作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組織機構的推進，以及中非合作論壇、20國集團會議等國際協調機制的發展，這些讓美國感受到了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地位的強勢上升。在軍事領域，中國進行了一系列的裝備改善和提升，而且通過一系列的公開渠道向世界展示了其軍事技術和軍事能力，對于美國而言這無疑構成非常重要的挑戰、嚴峻的威脅[26]，意味著其領導力的弱化[27]。面對這樣一個快速崛起的大國，美國作為一個篤信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既存大國，是不可能甘于僅僅看到中國的高速發展而不采取任何應對措施的。

雖然現實主義國際關系所主張的霸權穩定理論[28]、霸權衰落理論[29]、霸權轉移理論[30]未必有那么真實可靠的科學根據，但是這類觀點卻是很多國家都樂于認同和接受的，甚至可以說，對于絕大多數國家而言，其思想觀念中的基本原理都是現實主義。也就如現實主義集大成者漢斯·摩根索早就闡述過的，每個國家都在為權力而斗爭。[31]國家之間，無論在政府組成、意識形態上有多大不同，本質上也都要在國際上爭取其優勢地位。這也是新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的學者肯尼思·沃爾茲已經明確指出的。[32]因此，對于中國的崛起，美國無可置疑地會具有深深的憂慮和高度的警覺。即使中國是一個表面上俯首帖耳的國家，美國也會對其實行打壓政策。在這方面，只要看一看美國曾經對日本的作為，就非常清晰。而中國又是一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是一個具有東方文明的國家，這些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的異質性，就使美國有更充分的理由和心理的正當性對中國采取較為嚴苛的手段。所以，美國對中國采取的貿易、科技、人才等領域的遏制措施，從國際關系的心理角度而言都是非常自然的。對于一個不可逆轉的、要走向崛起的大國而言，這些是必須有戰略認知和應對預案的因素，而絕不是一個可以置之不理、視而不見，或者僥幸躲過的風險。

謙和大度的心態是中國當前發展的根基。在當今這個風云激蕩的世界格局里，中國應當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態度和立場，可能是絕大多數人高度關注的。數年前，很多學者對于中國的國際擔當豪情萬丈[33]，當今，則有很多人對于美國在中美貿易問題上的高壓態勢表示恐懼，甚至認為中國可能面臨著極大的危機。對于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認識：困難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嚴重。[34]近170多年來，中國遇到的困難很多。無論是1842年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還是與俄羅斯之間簽訂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使中國失去大量的領土；亦或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確立的外國船舶可以駛入中國內河，還是1895年的《馬關條約》賠款白銀2億兩、割讓遼東和臺灣、澎湖（后來由于俄德法三國干涉，遼東半島并未割讓出去，但增加賠款3000萬兩白銀）；以及八國聯軍進北京、《辛丑條約》賠償4.5億兩白銀，這些對于中國而言都是喪權辱國、影響深遠的事件。至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七七事變”則更是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構成極大威脅。上述事件很多都遠比貿易戰更復雜、更沉重、更影響深遠。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開始之后，中國確立了持久戰的思想，同仇敵愾、團結一心，所以迎來戰爭的勝利。1989年的“六四”政治風波之后，很多西方國家直接對中國采取了制裁的態度，但是鄧小平同志帶領中國人民沉著應對，中國與西方關系逐漸回暖。中國人民在前述更為嚴重的情況下都能夠逐漸發展，并進而找到自己的勝利之路，故而，2018年美國啟動的貿易戰可以在歷史的大視野內被充分地消化和認知，我們不至于過于憂慮地看待這一事件。

盡管歷史發展可能有一些粗略的規律，但是具體環節卻因為系統的極端復雜而無法預測和控制。而且，像中國這樣在歷史上曾經取得過非常輝煌成就的文明古國，再度走向繁榮、走向發展、走向國際事務舞臺的中心，這在世界歷史的經驗之中是很難找到其他例證的。歷史上的文明古國，無論是古希臘、古羅馬、古巴比倫，還是古埃及、古波斯，乃至于南美的那些國家，都有過自己的繁盛時期，但是也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走向衰落。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衰落之后就沒有進一步地發展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21世紀的大國之路，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之下應當如何進行選擇，沒有什么現成的經驗，也沒有什么良好的范例，必須由中國政府和人民自己觀察、自己思考、自己總結、自己探索。

中國古代哲人老子說“大國者下流”，這一觀點可能最有解釋力和說明力，最有助于我們理解當前中國與頂級大國美國之間的關系。首先，必須明確認識到的是，在中美關系上，中國是一個被動者。也就是說，美國在采取一項又一項對中國進行阻止的措施，而中國并不是一個主動出擊的國家。對于中國而言，這一點表面上是不利的，但根本上卻是有利的。也就是說，中國可以洞察美國的戰略目標，澄清自身的整體設計。與此同時，中國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美國之所以在很多方面對其進行圍堵、打壓、阻礙、控制，其根本原因是對自身的地位和未來產生了深深的危機感。正是這樣一種危機感，正是對于中國的憂慮和恐懼，使美國積極采取一系列的行動，避免中國強勁的上升勢頭和撲面而來的競爭力。理解到這兩個方面之后，中國就應當進一步將自身定位在寧靜而有效地發展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在表面上與美國進行爭鋒。中國如果能通過不斷擴充自己的實力來達到一個更高的發展平臺，就能夠對其他大國具有更大的比較優勢；反之，如果過早地展現國家在經濟政治各方面的強大勢頭，就有可能給自身發展帶來過多的壓力，阻礙各方面趕超的步伐。在主觀上，中國如果盲目自大，失去了小心謹慎的態度，也有可能因小失大，帶來全局性的系統風險。根據風險社會的理論，在這樣一個各種因素彼此深刻聯系的境況下，一個小的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良好的控制，就有可能變成大問題，這就需要領導者和操作者的恪盡職守和冷靜態度。所以“韜光養晦、積極作為”仍然是近一個階段中國在國際社會發展中值得重視的基本信條。

穩健促動再全球化有利于世界走出低谷。“全球化進程既有可逆屬性，也有通過變革持續發展的潛質。……逆全球化可被轉化為全球化轉型的動力，通過觀念更新、機制規范調整、注入新動力以及整頓運行環境等，實現普惠、包容的新型全球化。”[35]雖然世界經濟現在進入了長周期衰退階段，不過前一輪產業革命為中國帶來的開放發展紅利尚未結束。新一輪產業革命和技術革命漸趨成熟，此時，融入全球創新鏈中有利于推進技術的顯著進步。有效化解逆全球化浪潮可能的風險和挑戰，需要秉持互利共贏、開放發展的理念，為經濟領域的共商、共建、共享而努力，最終實現真正的互利，實現各個國家的和諧發展。[36]

具體而言，在經濟方面，中國一方面應當鞏固和開拓國內市場，提升國內消費者的成熟程度，培育良好的消費信用體系；另一方面在制造水平上不斷提升，通過高質量、產品與服務創新、尖端科技的方式提升自己的整體經濟實力。在文化方面，中國有必要不斷促進創造和創新，通過高水平的文化產品讓中國自身的民眾喜愛和滿意，進而讓其他國家對中國產生興趣。文化的傳播是一個“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的狀況。如果沒有良好的產品，沒有形成聲譽，則無論如何宣講也不會有效果。反之，如果有了良好的作品，還有妥善的推廣方式，則非常容易得到世界性的影響和傳播。由此，在國際政治上，中國應當借鑒既有大國的成功經驗[37]，在后冷戰時代積極倡導尊重和維護文化多樣性的文明觀，秉持一種謙和大度的態度，以平等、包容的精神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對話，確立與各國平等對話、積極溝通，面向未來的“人類共處之道”[38]，共同建設一個良好妥善的國際秩序。若以健康有序可持續的國內政治秩序為基礎，中國就會有較大信心去參與國際事務的磋商和處理，提升影響和話語權，對全球秩序作出更大、更積極的貢獻。

結論

在當今這樣一個逆全球化、后冷戰的時代,中國要想成為一個引領性大國，在世界上逐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響，不斷增長自身的能力，仍然面臨著諸多的壓力、阻礙和挑戰。[39]既有態勢顯示，中國正積極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并且在全球治理中起到越來越主要的作用。但是，中國具體可以有哪些作為，能夠達到何種水平，并不單純由中國一方來決定。這是一個多方互構、動態發展的過程。這就意味著，中華民族既有可能順利地復興，在沒有任何類似于“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國家之間沖突的狀態下崛起；也有可能遇到強勢的壓力，在頂級大國對中國發展充滿警惕甚至仇視的狀況下遇到各種各樣的風險和阻礙。然而，這些挑戰對于一個大國來說，更多的是一種避免盲目自滿、促動健康發展的危機感，是一種“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成長促進劑，而非毀滅性因素。

故而，可以說，中國在走向頂級大國的航程上，縱然萬難一帆風順，也并非絕無機會。從競爭的視角看，如果中國能夠始終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像一個高明的弈棋者那樣，綿密地建設和完善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秩序，讓其發展處于一種穩定而樂觀的狀態，那么，靜待其他博弈者出現錯漏而獲得發展和提升的機會，并非沒有可能。而從合作的視角看，中國如果能夠確立良好的世界未來圖景和實現路徑，則有可能逐漸獲得更多參與者的認可、合作和追隨，實現與世界各國的協同發展。[40]無論遇到何種情況，中國都只能有一個選擇：小心謹慎，以不變應萬變，以謙和低調的方式處理矛盾，在化解和謀求自身提升的過程中提煉智慧、增長能力，并以這些智慧和能力為進一步化解矛盾、應對挑戰提供基礎能力。中國這艘巨輪在前行路上要注意繞開那些危險的礁石，同時也要準備迎接狂風惡浪，在認真籌劃和謹慎航行的觀念和行為引領之下，克服重重困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綜合性大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國家海洋權益維護研究專項“維護海洋權益軍民融合的制度供給和法律保障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提升中國話語權與國際法律制度變革”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7VHQ006、16JJD820010）

注釋

[1]劉國柱、史博偉：《在“國際主義”與“國家主義”之間——特朗普時期的美國大戰略》，《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第77～86頁。

[2]美國先后宣布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核協議、人權理事會、萬國郵政聯盟、中導條約等國際協定。徐貽聰：《特朗普會讓美國“退出地球”？》，《北京日報》，2018年6月21日，第10版。

[3]張偉：《中美貿易戰的演變歷程、經濟影響及政策博弈》，《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第73～82頁。

[4]薛力：《中美關系的性質：“冷纏斗”而非新冷戰》，《世界知識》，2018年第21期，第73頁；凌勝利、酈莉：《中美戰略關系的塑造：歷程、經驗與啟示——兼論特朗普執政后中美戰略關系的再塑造》，《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8年第5期，第166～173頁；趙明昊：《特朗普執政與中美關系的戰略轉型》，《美國研究》，2018年第5期，第26～48頁；何達薷：《新保守主義視角下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特征與中美關系》，《學術探索》，2018年第10期，第26～32頁；鐘聲：《應當客觀準確認識中美經貿關系事實》，《人民日報》，2018年9月26日，第3版。

[5]Walden Bello, Capitalism's Last Stand?: De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Austerity, London: Zed Books, 2013, pp. 181-188.

[6]Odd Arne Westad, "The Cold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vol.1, pp. 3-6.

[7]凌勝利：《聯盟之后——冷戰后國際安全合作新形式探討》，《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7年第1期，第1～17頁。

[8]Micah Zenko, Between Threats and War: U.S. Discret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7-27.

[9]R. Ferguson, The State, Identity and Violence: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3.

[10]楊震、周云亨、王萍：《論后冷戰時代美國對中國海權發展的制約》，《東北亞論壇》，2014年第4期，第3～14、117～125頁；林精華：《中國和平發展之艱辛與冷戰遺產及其合法化》，《社會科學戰線》，2015年第5期，第159～175頁；李德?。骸对囌撝袊鴳獙鋺鸷竺绹鴮θA文化外交的對策》，《文化軟實力》，2017年第1期，第79～84頁；曉政、趙繼珂：《美國新聞署針對中國開展的文化冷戰研究》，《黨史博覽》，2017年第9期，第29頁。

[11]Ulrich Beck, Ulrich Beck: Pioneer in Cosmopolitan Sociology and Risk Society,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12]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Mark Ritter tra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pp. 19-84.

[13]Barbara Adam; Ulrich Beck and Joost Van Loon (eds.),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14]Mikkel Vedby Rasmussen, The Risk Society at War: Terror, Technology and Strate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3-90.

[15]Walden Bello, 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 2nd ed., London: Zed Books, 2004, pp. 32-58.

[16]高柏、草蒼：《為什么全球化會發生逆轉——逆全球化現象的因果機制分析》，《文化縱橫》，2016年第6期，第22～35頁。

[17]黃仁偉：《從全球化、逆全球化到有選擇的全球化》，《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3期，第40～42頁。

[18]Ralph B. Levering, The Cold War: A Post‐Cold War History, 3rd ed.,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6, pp. 60-64.

[19]張勝利：《理論與現實的雙重困境——后冷戰時代“民主和平論”再審視》，《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第36～43頁。

[20]張仕榮：《后冷戰時代國際政治格局的演進》，《學習時報》，2014年11月3日，第2版。

[21]冷戰與后冷戰階段的總體態勢是大戰未發，小戰未斷。參見Glenn J. Antizzo,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ow to Win America's Wa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2-28.

[22]“借由武力的民主”是對這種情況的很好描述。參見Karin von Hippel, Democracy by Force: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7-35.

[23]Thomas Hobbes,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l and Civill, Mineola, 2006, orig. 1651, pt. 1, ch. 14, p. 72; p. 1, ch. 13, pp. 21-70.

[24]黃軍甫、孫澤錕：《后冷戰時期國際政治敘事的范式轉換及其動因》，《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2期，第122～125頁。

[25]張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國視角》，《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9期。

[26]孫海潮：《美國的戰略焦慮與國際形勢》，《北京日報》，2018年4月24日，第10版。

[27]常?。骸睹绹膰H領導力弱化了嗎》，《人民論壇》，2018年第24期，第26～27頁。

[28]樊勇明：《霸權穩定論的理論與政策》，《現代國際關系》，2000年第9期，第20～23頁。

[29]潘亞玲：《應對霸權衰落：美國中長期戰略前瞻》，《美國研究》，2013年第2期。

[30]門洪華：《權力轉移、問題轉移與范式轉移——關于霸權解釋模式的探索》，《美國研究》，2005年第3期。

[31]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lfred A. Knopf, 1948, p. 13.

[32]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39-41.

[33]龐中英：《全球治理的轉型——從世界治理中國到中國治理世界？》，《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10期。

[34]任平：《貿易戰悲觀論調不靠譜》，《人民日報》，2018年10月17日，第2版。

[35]徐堅：《逆全球化風潮與全球化的轉型發展》，《國際問題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5頁。

[36]戴翔、張二震：《逆全球化與中國開放發展道路再思考》，《經濟學家》，2018年第1期，第70～78頁。

[37]李新烽、馮峰、張萍：《美國新生大國轉型期的國際話語權建構》，《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7期，第69～91頁。

[38]楊勝榮、郭強：《后冷戰時代中國外交思想中的文明觀芻論》，《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7年第4期，第12～19頁。

[39]曹帥、許開軼：《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風險社會”的治理困境與中國方案》，《理論探索》，2018年第6期，第69～74頁；戴翔、張二震：《逆全球化與中國開放發展道路再思考》，《經濟學家》，2018年第1期，第70～78頁；鄭永年、張弛：《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國際戰略選擇》，《當代世界》，2017年第8期，第4～7頁。

[40]“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理念”與“中國方案”，旨在確立超越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價值共識和秩序理念，它根源于當今人類的現實處境，同時包含著面向未來的“人類共處之道”。楊勝榮、郭強：《后冷戰時代中國外交思想中的文明觀芻論》，《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7年第4期，第12～19頁。

責 編／刁 娜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Pattern and the Choice of China Road

He Zhipeng

Abstract: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has brought mankind into an era of greatness. This is not a quiet and pleasing era immersing people in the warmth of rosy dreams, but one with conflict and risk. The anti-globalization economic situation, the post-Cold War confrontation pattern,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risk society constitute the basic challenges and grand theme of this great era, and all these themes can find their temporal and spatial positions and relationship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istory. Observing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world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be described as having long made a wavy progress dominated by ethics and strength intermittently and having experienced a spiral evolution manifested alternatively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As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 it should be aimed at focusing on the key link of the Sino-US relations, adhering to a modest and generous attitude, developing steadily in the areas of the economy, culture, politic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ostering re-globalization through its own sustainable good development.

Keywords: anti-globalization, post-Cold War pattern, global risk society, re-globalization

何志鵬，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研究方向為國際法、國際關系與國際法、人權法。主要著作有《國際經濟法治：全球變革與中國立場》《國際法哲學導論》《國際經濟法的基本理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