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將黨的群眾路線創造性地運用在國家治理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治理之道，不僅促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而且推動了社會的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進步。

群眾路線在國家治理中的創新發展

長期以來，我們黨將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運用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全部實踐活動中，并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斷豐富和發展了黨的群眾路線。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同志將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有機統一起來，提出了黨的群眾路線。在我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當中，凡是正確的領導和工作，都堅持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這一工作路線，首先在深入群眾的基礎上，將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通過辯證思維加工，提升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形成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然后，到群眾中去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使之內化為群眾的意見，外化為群眾的行動，在群眾的實踐中檢驗其科學性和正確性；最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通過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毛澤東同志反復強調，在一切工作中都要采取群眾路線。實踐證明，群眾路線是我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深刻意識到：當我們黨成為執政黨之后，脫離群眾的危險以及由此帶來的其他風險可能會大大增加，因此，必須認真地宣傳和全面執行黨的群眾路線。在歷史觀上，要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我們力量的源泉。只有依靠人民，共產黨才能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在認識論上，要認識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和人類認識運動總圖式（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一致性。只有不斷地虛心向群眾學習，我們黨才能保證發展的正確方向。群眾路線在實踐中不斷地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將統籌兼顧作為群眾路線工作方針的重要延伸，要軍民兼顧、公私兼顧，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從工作對象來看，這就是對于全國總人口的統籌兼顧，就是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從工作領域來看，糧食、救災、就業、教育、知識分子、統一戰線、少數民族等問題和工作，都要堅持統籌兼顧；從總體上來看，這就是要根據具體情況，與各方面的人員協商，作出各種適當安排。顯然，統籌兼顧就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建設社會主義。這是我國初步取得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重要保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為了實現撥亂反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群眾路線看作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之一。《決議》指出，黨的群眾路線，就是要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是我們黨在長時期敵我力量懸殊的艱難環境中進行革命活動而得出的無比寶貴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是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的重要保證。在新時期，我們應繼續發揚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這一傳家寶。鄧小平同志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曾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極其艱巨復雜的任務擺在我們的面前。很多舊問題需要繼續解決，新問題更是層出不窮。黨只有緊緊地依靠群眾，密切地聯系群眾，隨時聽取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的情緒，代表群眾的利益，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順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項任務。”正是在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的基礎上，我們才開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從關乎社會主義成敗得失的高度，提出必須更加自覺地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江澤民同志指出：“黨的領導，黨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汲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創造，接受人民的監督。這里既有共產黨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也有共產黨人的工作方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以權謀私，絕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必須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此，這要求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將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各項權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是我們順利完成總體小康任務的重要保證。

黨的十六大以后，在推動科學發展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胡錦濤同志指出：“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是否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也是判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在此前提下，我們黨強調，必須堅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不斷實現民利，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全部工作更好地體現人民群眾的利益，切實維護和保障人民群眾的各項權益，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穩定的成果。尤其是，必須牢記群眾利益無小事的深刻道理，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下大力氣做好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服務群眾的工作，創造性地開展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正是由于堅持和完善了黨的群眾路線，我國才在以往發展的基礎上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

黨的十八大決定，圍繞著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全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為了搞好這次活動，習近平同志強調，黨的群眾路線本質上體現的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基本原理。這一原理還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丟掉群眾路線。黨的十八大以后，在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中，習近平同志提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不論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都要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把群眾路線貫徹到黨治國理政的全部實踐之中。這樣，群眾路線就進一步擴展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原則和根本方法。能否堅持這一點，直接關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現，關系著我們能否實現強起來的目標。

綜上，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既將群眾路線貫徹在治國理政全部實踐之中，又在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不斷地對群眾路線進行豐富和發展。

群眾路線在國家治理中的豐富實踐

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黨將群眾路線運用到了國家治理的各個領域中，創造性地開展了豐富多彩的群眾工作，形成了國家治理的中國之道。

群眾路線在政治治理中的創新實踐

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的完成，我國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從國體上來看，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從政體上來看，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國體和政體，為人民群眾參與國家治理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制度保障。

在此前提下，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主體，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這樣，就為在國家治理中貫徹和落實黨的群眾路線提供了憲法依據和保障。

在國家治理中，我們黨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通過各種途徑努力促進人民群眾管理國家事務，努力實現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從政治制度來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根本的政治制度安排，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協商民主的典范，有利于密切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是實現決策民主化的重要形式；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保障民族平等的政治制度，有利于少數民族群眾依法參與自治地方的政治事務，發揮其在地方政治事務中的主體作用；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實現基層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居委會、村委會、職代會是將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在政治治理中的重要形式，是基層民主管理的重要制度形式。截至2017年，全國農村普遍開展了9輪以上村委會換屆選舉，98%以上的村委會依法實行直接選舉，村民參選率達95%。在總體上，我們既積極擴大人民有序參與政治，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又努力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社會主義民主實質上就是群眾路線的政治運用和政治建制。這樣，就形成了政治治理的中國之道。

群眾路線在經濟治理中的創新實踐

在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完成之后，毛澤東同志指出，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之后，最重要的是管理問題。其中，“鞍鋼憲法”是將黨的群眾路線運用在社會主義企業管理中的可貴嘗試。作為全國第一個最大的現代化企業，在對待群眾參與管理的問題上，鞍鋼經過了反對大搞群眾運動、開始相信群眾、開展群眾運動三個階段。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黨中央作了《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同年3月22日，在對該報告的批示中，毛澤東同志提出了管理社會主義企業的原則：開展技術革命，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堅持政治掛帥，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為了與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的“馬鋼憲法”相區別，我們將之稱為“鞍鋼憲法”，并要求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后來，一些西方學者將之視為“質量管理”和“民主管理”的典范。

1978年之后，人民群眾通過“聯產承包”和“鄉鎮企業”等自發行動撬動了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鄧小平同志強調，改革開放中許許多多的東西，都是群眾在實踐中提出的。因此，經濟建設和經濟管理必須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動企業改革、進行經濟管理，同樣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充分發揮職代會和工會的作用。事實證明，只有堅持群眾路線，國有企業改革才能順利進行；反之，舉步維艱、代價沉重。習近平同志指出，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是堅持黨對國有企業領導的內在要求。為此，要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鼓勵職工代表有序參與公司治理。對于非公企業來說，同樣如此。這在于，市場存在著失靈，企業家和職業經理并不是萬能的，充分發揮職工群眾的積極性、能動性、創造性可以彌補上述不足。現在，我們已經形成了完整的貫徹群眾路線的經濟治理思路：謀劃發展思路向人民群眾問計，查找發展問題向人民群眾討教，改進發展措施向人民群眾問策，落實發展任務由人民群眾發力，衡量發展成效由人民群眾評判。這樣，隨著群眾路線介入經濟管理，就形成了經濟治理的中國之道。

群眾路線在文化治理中的創新實踐

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我們迎來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高潮。這時候，就突出了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面向人民群眾的文化，具有鮮明的“大眾的”性質。大眾的文化是為了大眾、依靠大眾、造福大眾的文化。因此，我們黨始終強調，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扎根人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努力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新人。

人民群眾同樣是文化治理的主體。我們黨十分重視黨的群眾路線在文化治理中的貫徹和落實。對于廣大文化工作者尤其是宣傳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來說，在堅持政治性和專業性的同時，必須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從人民群眾的豐富生活和生動實踐中汲取營養和智慧，這樣，才能創造出更多更好的文化產品。例如，在辦報紙的問題上，毛澤東同志強調，既要堅持無產階級政治家辦報，也要堅持面向群眾、依靠群眾辦報。對于文化管理部門和文化管理工作者來說，在加強專業管理的同時，要加強民主管理，要充分發揮文化專業工作者在管理中的能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文化管理中的作用。在文化單位轉制和發展文化產業中，不僅要發揮好廣大文化工作者在文化企業管理中的作用，而且要發揮好人民群眾的作用，廣泛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這樣，才能真正將社會效益擺在第一位，有效避免和防范文化市場失靈。從人的培養上來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必須同人民群眾相結合，知識分子必須勞動化，勞動人民必須知識化。當然，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樣，就形成了文化治理的中國之道。

群眾路線在社會治理中的創新實踐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加強社會建設以便安排好國計民生的同時，我們黨還要求加強社會治理以便形成一個安全團結的社會秩序。為此，我們將廣泛動員人民群眾確立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方法。“楓橋經驗”就是這方面的典范。20世紀60年代初，在怎樣妥善處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問題上，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了這樣一套經驗，“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1963年11月20日，毛澤東同志親筆作出如下批示， “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隨后，中央又兩次批轉“楓橋經驗”。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之后，其進一步發展成為“黨政動手，依靠群眾，預防糾紛，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促進發展”的楓橋新經驗。2003年11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在浙江省紀念毛澤東同志“楓橋經驗”批示40周年大會上明確提出，必須充分珍惜、大力推廣、不斷創新“楓橋經驗”。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楓橋經驗”的重大意義，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矛盾和問題，緊緊扭住做好群眾工作這條主線，創新群眾工作方法，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重要保障。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入，以北京市承辦2008年奧運會為契機，我國開始注重發揮志愿服務和民間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志愿活動和民間組織，是新時期在社會治理領域中貫徹和落實黨的群眾路線的重要方式。在科學總結社會治理經驗的基礎上，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健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重視社會組織建設和管理。此時，公眾參與成為貫徹和落實黨的群眾路線的新方式。

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引導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2015年1月，《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提出，支持群團組織參與創新社會治理和維護社會穩定。在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這樣，就逐步形成了社會治理的中國之道。

群眾路線在生態治理中的創新實踐

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們黨要求在生態治理中大力貫徹和落實黨的群眾路線。1952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就提出，水土保持是群眾性的工作，必須發動群眾組織起來長期進行。1957年10月，毛澤東同志提出，為了搞好環境衛生，保障人民群眾健康，必須開展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水土保持和愛國衛生運動都具有生態文明建設的意義。

隨著現代化建設的發展，由于經驗不足，我國于20世紀70年代也開始面臨環境問題。為了避免重蹈西方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事務。1972年，我國派出代表團出席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并提出了中國環境保護工作的32字方針：“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1973年8月，全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通過了上述方針。197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也寫入了上述方針。這一方針將“依靠群眾”作為環境保護的力量，將“造福人民”作為環境保護的目標，是黨的群眾路線在環境保護工作中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環境保護是生態文明建設基礎工程和重要領域，因此，上述方針開啟了中國特色的生態治理之道。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后，為了阻止我國生態環境的惡化，鄧小平同志發起了全民義務植樹運動。根據這一倡議，1981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作出了《關于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議》。自此以后，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連續多年與首都人民一道參加全民義務植樹活動，對這一運動的深入開展起到了巨大的示范和帶動作用。截止到2011年，全國參加義務植樹人數累計達127億人次，義務植樹589億株。2019年2月12日，美國航天局（NASA）發文寫道，過去20年中，世界變得越來越綠了。來自“NASA地球”的衛星資料顯示，是中國等國的行動主導了地球變綠。研究數據顯示，中國新增綠化面積的42%來自于植樹造林。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大力“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建設美麗中國。這樣，就形成了生態治理的中國之道。

群眾路線在黨的建設中的創新實踐

密切聯系群眾是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我們黨一貫自覺地將群眾路線貫徹和運用在黨的建設中。1956年4月，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之后，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黨的組織、黨員和黨的干部，必須同群眾打成一片，絕對不能同群眾相對立”。同樣，以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都要求按照黨的群眾路線推進黨的建設，要始終堅持黨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

在此基礎上，我們黨力求在黨內制度的層面上確立群眾路線。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歷挫折的關鍵時刻，1990年3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提出，只有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才能保證決策的民主化。在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新階段之后，2001年9月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提出，必須堅持群眾路線這一根本工作路線，健全聯系群眾的制度。為了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原則要求，2013年5月推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在全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意見》提出，在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對于夯實黨的執政基礎和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具有十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為了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2015年2月印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提出，除了要進一步加強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之外，必須穩步推進基層協商，探索開展社會組織協商。上述制度建設，為將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和落實在黨的建設中提供了制度保障。這樣，就形成了政黨治理尤其是執政黨治理的中國之道。

綜上，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我們在將黨的群眾路線作為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則和方式的政治前提下，創造性地將群眾路線運用在了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國家治理的具體領域中。群眾路線成為了執政黨建設的重要原則和方法，成為了國家治理其他領域的政治保障，為構建和形成完整的國家治理框架提供一個重要切入點。

群眾路線在國家治理中的寶貴經驗

盡管我們可以粗略地用“管制→管理→治理”來描述將新中國70年國家治理的演變軌跡，但是，群眾路線是貫穿于其始終的靈魂和實質。這是與西方的“多元”（多中心）治理模式有著原則性的區別。

為了人民群眾加強國家治理。“一切為了群眾”是黨的群眾路線的首要要求，因此，我們在加強國家治理中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價值取向。堅持這一價值取向，就是要堅持從人民群眾的需要出發，將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作為加強國家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習近平同志指出：“推進任何一項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場上把握和處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問題，都要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改革思路、制定改革舉措。”例如，西方國家的生態治理始終圍繞著實現剩余價值這一物本邏輯展開，充其量只是達到了“綠色資本主義”的水平，而我國始終將滿足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這一民本邏輯作為生態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必須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在總體上，新中國的國家治理就是要為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提供制度保障和支撐。這樣，才能堅持國家治理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

依靠人民群眾加強國家治理。“一切依靠群眾”是黨的群眾路線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們在加強國家治理中始終堅持依靠人民群眾，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能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習近平同志指出，要把全面深化改革各項舉措落到實處，攻克體制機制的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從群眾中汲取無窮的智慧和力量。從實體內容來看，我們不僅通過依法選舉讓人民代表來參與國家治理，還通過選舉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讓人民參與國家治理。例如，我們把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從程序規范來看，我們把群眾路線貫徹和落實到了整個決策過程中。在決策出臺前，我們始終堅持問計于民，集中民情、民意和民智推出各方面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例如，自2008年以來，國家立法機關共有139件法律草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收到59萬余人次提出的246萬余條意見。在決策執行中，我們始終堅持聚力于民，深信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在廣泛群眾動員的基礎上推進了各項工作。在決策反饋中，我們始終堅持自組織原則，根據人民群眾的實踐經驗來不斷調整工作思路和舉措。正是由于在國家治理中堅持了黨的群眾路線，我們才凝聚起了中國力量，創造了中國奇跡。

國家治理現代化成果由人民群眾共享。謀利于民、造福于民是黨的群眾路線的內在要求。按照黨的群眾路線，加強國家治理就是要通過實現國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能力和水平，以保障人民群眾的各項權利和權益，讓人民群眾共享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的成果，共享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成果。習近平同志指出：“共享發展就要共享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方面建設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權益。”在國家治理的實踐中，我們始終堅持權為民所用，堅持“賦權”于民，切實依法保障全體人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尤其是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政治權利。例如，我國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8.49%。而少數民族代表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的比例為14.7%；我國55個少數民族均有本民族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在此基礎上，我國憲法確認了人權和公民人格權，黨的十九大再次強調保護人民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這樣，就保證了全體公民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環境等權利得到落實、權益得到保障，維護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國家治理現代化績效由人民群眾評價。按照黨的群眾路線，必須將人民群眾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績效的最終評價者。在加強國家治理中，我們不僅不斷強化民生指標、幸福指數在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指標體系中的比重，而且不斷強化人民群眾在評價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治理成效中的作用。從對黨政干部個體工作評價的角度來看，區別其是否有錯誤、工作業績大小，主要看他在實際工作中是否聯系了群眾、是否依靠了群眾、是否造福了群眾。從對國家治理總體工作評價的角度來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治國理政成效的最高裁決者。習近平同志指出：“堅持群眾路線，就要真正讓人民來評判我們的工作。”國家治理的能力、水平和成效都不是由執政黨和政府說了算，必須而且只能由人民來評判。人民群眾是黨和政府工作的最高裁決者和最終評判者。從評價標準和尺度來看，我們始終以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最為最高標準。這樣，就發揚光大了我們黨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提高了黨和政府的群眾工作的本領。

當然，在將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和落實在國家治理的全部實踐之中的同時，也要高度警惕和科學防范將群眾路線蛻變成為民粹主義甚至是街頭政治。為此，我們始終堅持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始終堅持將群眾路線與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有效結合起來，形成國家治理的中國之道。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專項課題“習近平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研究”（項目批準號：18VSJ006）的階段性成果】

責編：賀勝蘭 / 董惠敏